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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阿尔弗雷德·雷德尔（1864—1913），奥地利的情报部门官员，把奥国军事秘密出卖给俄、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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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弗朗茨·康拉德·封·霍岑多尔夫（1852—1925），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任奥军参谋总长，1916年升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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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贝尔塔·封·茹特纳（1843—1914），奥地利贵族，和平主义者、女作家，190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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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卡桑德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特洛伊城中的公主。她善于预卜未来，预告特洛伊城终将失败。但她的预言当时无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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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弗罗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现代西方护理学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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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33—1896），瑞典化学家、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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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工程师和哲学家，文艺复兴三杰之一，为包罗万象的“通才”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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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Scaferlatic和Caporal，两种廉价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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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即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1859—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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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赖蒙·波安卡累（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13至1920年间任法国总统，此前曾几次担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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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维尔哈仑于1916年被火车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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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9.1914年战争的最初几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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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夏天，即使没有那场席卷整个欧洲大地的灾难，我们也难以忘怀。因为我很少经历过一个比这更丰满更美丽，我甚至要说，更富夏日气氛的夏天。一连好几天，天空湛蓝，宛如一块蓝绸。空气柔软、郁闷，草地芬芳、温暖。森林嫩绿一片，郁郁葱葱，枝叶繁茂。直到今天，我每次说起夏天这个字，我就不由自主地会想起当时我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所度过的那些阳光普照的七月天。我隐居在这座贝多芬特别喜欢选来消夏的罗曼蒂克的小城，打算在这一个月里集中心神进行写作，然后把夏天余下的时日，到我尊敬的朋友维尔哈仑在比利时的小小乡间寓所去度过。在巴登，用不着离开这座小城，就能领略乡间的风景。优美的森林布满丘陵起伏的山峦，不知不觉地浸入这些低矮的毕德麦耶风格的房屋，保持着贝多芬时代的质朴雅致的风貌。大家坐在咖啡馆和饭店的露天地段，可以随意参加到疗养者欢快的人群中去。他们在疗养地的花园里进行彩车巡游，或者消失在荒寂无人的小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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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九日，是天主教国家奥地利庆祝“彼得和保罗”的节日。前一天晚上就有大批客人从维也纳前来，人们穿着鲜艳靓丽的夏装，欢天喜地、无忧无虑地随着音乐涌来涌去。这天天气温和宜人，晴空高悬在宽阔的栗子树上，万里无云，这真是一个幸福欢乐的日子。不久，大人和孩子们的假期就要来到，大家仿佛把这第一个夏天的节日预先当作整个惠风和畅、茵绿遍地的整个夏季，忘却每日的忧愁。我当时坐在僻静处，远离疗养地挤来挤去的人群，正在看一本书，——我到今天还记得，那是梅日科夫斯基[1]写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得全神贯注，心情急切。可是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清风在树梢间吹拂，百鸟啁啾，从疗养地公园飘来清晰的乐声阵阵，并没感到受到骚扰，因为我们的耳朵具有高度适应的能力，持续不断的嘈杂声响，大街上隆隆的车声，潺潺流动的溪水声，几分钟后都会使我们的意识完全适应，相反只有意想不到的节奏停顿才使我们突然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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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音乐的节拍突然停顿，我不由自主地停止阅读。我不知道，刚才疗养地的乐队演奏的是哪首乐曲。我只感到，音乐突然间戛然而止，我本能地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原来在树木之间像一股光鲜的流水不断涌动的人流，似乎也突然改变；人流突然停止来回走动，想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站起身来，看见乐师们离开了音乐亭。这一点也很奇怪：因为疗养地的音乐会平素长达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想必有什么事情促使乐师们猝然离去。我走过去，发现人们三五成群兴奋地挤在音乐亭前一张刚刚贴上去的布告前面。几分钟后，我获悉，这是一份电报：皇太子弗朗茨·费迪南[2]殿下及皇太子妃前往波斯尼亚去检阅演习，在那里遭到政治谋杀，遇刺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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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布告前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口口相传这意想不到的消息。但是说实话，大家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特别震惊或者激愤的神情，因为这位储君并不受人爱戴。我还记得在我很早的童年时代的那一天，皇太子鲁道尔夫[3]，皇帝的独生子被人发现在麦耶林遭人刺死。当时全城震惊，人心激动，悲愤异常，数不尽的人群挤来挤去，想瞻仰死者的遗体，强烈地表现出对皇帝的同情。他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被人公认为哈布斯堡皇族思想进步、富有人性、无比受人拥戴的王子，人们对他抱有最大的期待，如今正值华年，不幸凋零。而弗朗茨·费迪南正好相反，缺乏一种在奥地利赢得万民爱戴的无限重要的因素：个人的亲切和蔼，人性的魅力，待人随和，不拘形式。我在剧院里多次对他认真观察，他坐在他的包厢里，威风凛凛，神气活现，一双眼睛冷漠、僵直，既不向观众报以亲切的一瞥，也不向艺术家报以亲切的目光以示赞赏、鼓励。从来没有看见他脸上泛出微笑，没有一张照片显示出他举止轻松。他对音乐毫无感觉，也没有幽默感。他投向夫人的目光也同样毫不友善，夫妇两人置身在一股冰冷的寒气之中。大家知道，他们没有朋友，知道老皇帝打心眼里恨他，因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继承皇位君临全国，急切的心情都不加掩饰，一点不知分寸。我有一种几乎可说是神秘的预感，这个男人长着斗牛狗一样粗壮的脖子和僵硬冷漠的眼睛，一定会招致什么灾祸，这种预感绝不是我个人的感觉，而是在整个民众当中广为流传的预感。因此，这位皇太子遇刺的消息并没有引发民众深切的同情。两小时后，已经感觉不到任何真正悲哀的迹象。人们照旧聊天的聊天，欢笑的欢笑，深夜时分在酒店里又奏起乐来。在这一天，奥地利有许多人悄悄地暗自吁了口气，老皇帝的继承人，这下算解决了，将有利于无比受人拥戴的年轻大公爵卡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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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不言而喻，各报登载了详尽的讣告和悼词，对于暗杀行径表示了应有的愤慨，但是看不出任何苗头，说这一事件会演化成一桩反对塞尔维亚的政治事件。皇太子之死首先给皇家造成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烦恼，关于皇太子安葬的礼仪问题。按照他储君的地位，特别因为他是在为帝国执行公务时去世的，理应把他安葬在托钵僧墓穴之中，这是哈布斯堡皇族世代相传的墓地。但是弗朗茨·费迪南曾经和皇室家族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斗争，为了迎娶一位却德克伯爵小姐[5]，伯爵小姐虽说也属于显贵家族，但是根据哈布斯堡王朝连绵几百年之久的神秘莫测的家族法则，这位伯爵小姐和皇太子并不门当户对。那些大公爵夫人们认为，这位皇太子妃的儿子无权继承皇位，碰到隆重的典礼，她们顽强地坚持要走在这位皇太子妃的前面。这种宫廷的倨傲即使对于死者也不让步。什么？把一位却德克伯爵小姐安葬在哈布斯堡皇室的墓穴里？不行，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一场声势浩大的阴谋活动开始进行；大公爵夫人们在年迈苍苍的皇帝那里大声诉求。一方面官方要求百姓表现深切的悲痛，另一方面在皇宫里却打得天昏地暗，敌意森森。在这种情况下，理亏的总是死者，典礼官们想出了一种说法，已故皇太子自己的愿望是安葬在奥地利的一个外省小城阿尔茨台滕。多亏这个伪造的尊重死者遗愿的借口，就可以无声无息地躲过公开的遗体入殓、大殡，以及由此引发的送殡者地位高低的争执。遇刺身亡的皇太子夫妇的灵柩悄悄地运往阿尔茨台滕，在那里安葬。维也纳人一向喜欢看热闹，这一来失去了看热闹的机会，早已开始把这个悲剧事件忘得一干二净。再说奥地利人由于伊丽莎白皇后[6]和皇太子[7]的暴死和皇家各式各样成员的耸人听闻的逃亡，早已习惯于这样的想法，这位老态龙钟的皇帝将孑然一身，毫不动摇地活得比他的唐塔卢斯[8]家族更长。再过几个礼拜，弗朗茨·费迪南的名字和身影将永远消失在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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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差不多过了一个礼拜，报上开始争吵起来，而且越吵越凶，几乎同时进行，不像是完全出于偶然。塞尔维亚政府受到指责，说它默许这一罪行发生，半吞半吐地暗示，奥地利对于它那——据说如此受人爱戴的——储君被刺，不会不要求偿还血债。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媒体上正为某种行动制造舆论，但是谁也没想到会打仗。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私人都没有改变他们的态度。没完没了地和塞尔维亚争吵，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归根到底是因为塞尔维亚的生猪出口，使一些贸易协定引起了争吵。我的皮箱已经收拾好，正打算前往比利时去见维尔哈仑。我的写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躺在石棺里的那位死去的大公爵，究竟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夏日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晴朗美好，看来还会更好；大家都无忧无虑地凝视着世界。我记得，我在巴登度过的最后一天，还和一位朋友一起走过种植葡萄的山岗。有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像今年这样好的夏天已经好久没有过了。倘若天气一直这样晴好，我们的葡萄将会有一个难得的好收成。大家日后还会想到今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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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位身穿蓝色酒窖管理员衣衫的老人不知道，他说出了一句多么可怕的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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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打算在靠近奥斯坦德的小小的海滨浴场勒·科克去度过两个礼拜，每年我都在那里的维尔哈仑的小小乡间寓所作客，就是在那里，也是一片祥和气氛，无忧无虑。那些高高兴兴地前来度假的人们躺在岸边花花绿绿的帐篷下面，或者下水游泳。孩子们在放风筝，咖啡馆前面年轻人在堤岸上跳舞。各个国家的人在这里都和平相处，特别听见有许多人说的是德语，因为每年临近的莱茵地区最喜欢把它消夏的客人送到比利时的海岸边去度假。唯一的骚乱来自卖报的少年，为了多卖几份报纸，他们大声嚷嚷，把巴黎报上威胁人的大字标题叫了出来：“奥地利向俄罗斯挑衅”，“德国正准备全民总动员”。可以看见，人们买了报纸以后，脸色都变得十分阴沉，但是也不过阴沉几分钟。毕竟这些外交冲突，我们早已领教多年。每次总是在紧要关头，眼看就要较起真来，这些冲突又平复下去。为什么这一次不会这样呢？半小时后，我们看到同样的这些人又兴致勃勃地鼻子里喷着气，在海水里踏水前进，风筝升起来，海鸥在翱翔，艳阳高照，阳光明媚温暖，照射着这片和平宁谧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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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恶劣的消息纷至沓来，形势越来越严峻逼人。起先是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接着是塞尔维亚躲躲闪闪的答复，各国君王之间电报密切往来，最后是无法掩盖的动员令。我在这狭隘的偏远地方已呆不下去，每天都乘坐小电车前往奥斯坦德，想就近探听消息，消息可是越来越糟。人们还在海边游泳，旅馆依然住满客人，堤岸上消夏的客人依然熙来攘往，一边玩笑，一边闲聊。但是第一次有什么新的东西夹杂在这里面。突然之间，人们发现比利时的士兵出现，他们平时从不踏上海滨。机关枪装在小车上，由狗拉着走——这是比利时军队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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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和几个比利时朋友一起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一位年轻的画家和诗人克罗默林克[9]。我们在詹姆斯·恩索尔[10]家度过了下午。他是比利时最伟大的现代派画家，一位非常奇特的、深藏不露的隐士。他对自己为军乐队谱曲的小型的蹩脚波尔卡和华尔兹比对他光怪陆离色彩明艳的油画更加自豪。他把自己的作品给我们看，其实很不愿意给我们观赏，因为有个怪念头总压在他的心头：有人想买下他的一幅画。就像他的朋友大笑着告诉我的，他的梦想其实是以高价出售他的画作，而同时又能保留他的全部作品，因为他既对金钱贪得无厌，也同样贪恋自己的每一幅画。每次卖掉一幅画作，他总要伤心欲绝好几天。这位天才的阿巴贡[11]以他的奇思怪想，使我们忍俊不禁，好不开心。正好又有一队士兵带着狗拉的机关枪从旁开过，我们当中有个人站起来摸摸这条狗，使得带队的军官非常生气，他生怕有人这样爱抚一件战争用品会有损军事机构的尊严。我们这圈子里有人咕哝道：“干吗这样傻乎乎地来回瞎走？”但是另一个人激动地回答：“得防患于未然啊，这就是说，一旦开战，德国人想从我们这里突破。”我坚信不疑地说道：“不可能！”因为在那个旧日世界里，人们还相信条约的神圣性。“倘若真要发生什么事情，法德两国互相恶斗，直到消灭最后一个人，你们比利时人也平静地坐在岸上，不受侵犯！”但是我们的悲观主义者并不让步。他说：比利时采取这样的部署必然有它的道理。几年前我们就风闻德国参谋总部制订了一个秘密计划，倘若对法国发动袭击，即使有信誓旦旦签订的协定和条约，也会侵入比利时。而我也同样毫不让步，我觉得，正当成千上万个德国人在这里懒懒散散、高高兴兴地享受着这个并未介入的小国的好客精神，而在边境上却有一支军队正虎视眈眈地打算入侵这个国家，这是荒谬透顶的事情。“荒唐！”我说道，“如果德国人进军比利时，你们可以把我吊死在这根路灯杆上！”我直到今天还不得不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日后没有凭这句话来吊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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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便是七月最后那几天极端紧张的日子，每个小时的消息都和另一个小时的消息自相矛盾。德国威廉皇帝寄给俄国沙皇的一些电报，沙皇致威廉皇帝的一些电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饶勒斯遇刺。大家感到形势严峻起来。一下子，一阵惊恐的寒风吹过海滨，把岸边吹得干干净净。几千人离开各家旅馆，列车挤满了人，连最不轻信的人也开始迅速收拾行李。我刚一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也去订了一张火车票，的确到了该走的时候了。因为这一趟奥斯坦德快车，成为最后一趟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列车。我们站在过道里，无比兴奋，焦躁难耐，大家都在互相交谈，谁也没法安安静静地坐着或者看书。每到一个车站，大家都冲出去打听消息，满怀神秘莫测的希望，说不定有什么坚定的手，还会把已经释放出来的命运再扳回来。大家还一直都不相信会爆发战争，更不相信会入侵比利时。大家无法相信这事，因为这样荒诞不经的事，谁也不愿相信。列车渐渐开近边界，我们越过了维尔维埃，比利时的边境车站。德国列车员上来，再过十分钟我们就要进入德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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