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6670 这下我才找到了我真正的动力：必须坚决反对战争！我心里已有素材，只是我的本能还缺少最后的形象的确认，所以没有动笔。我已认清了我需要抗击的敌人——那就是虚假的英雄气概，宁可先把别人推到前面去受苦，去送死，那就是没有良心的先知们廉价的乐观主义。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先知，他们肆无忌惮地预言胜利，延长杀戮，在他们身后是他们雇佣来的合唱队，就像弗朗茨·维尔弗在他优美的诗歌中批判的那些“用语言美化战争的家伙”。谁若表示有所顾虑，就破坏了他们爱国主义的买卖，谁若发出警告，他们就嘲笑此人是个悲观主义者。他们自己在战争中没有受苦受罪，可是谁若反对战争，他们就把他打成叛徒。任何时候，永远是这么一帮歹徒，他们把谨慎的人斥为胆小鬼，把富有人性的人斥为软蛋。他们轻率地找来灾难，可是等到灾难临头，他们自己却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永远是这一帮歹徒，嘲笑特洛伊城里的卡桑德拉，耶路撒冷的耶利米[9]。我从来也没有像在这些如此相似的时刻里这样理解这些人物的悲剧和伟大。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胜利”，我只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获得了胜利，也无法为这些牺牲进行辩护。可是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作出这种警告的，依然是我独自一人。在打响第一枪以前的嘈杂不堪的胜利叫嚣，在打第一仗以前就瓜分战利品的行为，常常使我怀疑，在所有这些聪明人当中，究竟是我自己疯了，还是说在众人皆醉时，就我一人独自可怕地保持清醒呢？“失败主义者”这个字发明出来，是为了把失败的罪过转嫁到那些为民族间彼此理解而努力的人身上，因此对我而言， 把“失败主义者”自己的悲剧处境用戏剧形式加以描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选择了耶利米这个人物形象、这个徒劳无功的警告者作为象征。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撰写一部“和平主义”的戏剧，把尽人皆知的道理化为语言和韵文，侈谈和平比战争更好，而是为了描述那个在群情激昂的时候被人耻笑为软弱无力之辈、胆怯懦弱之徒的人，在失败之时，往往证明是唯一不仅能够承受失败，甚至能够控制失败的人。从我撰写的第一部剧作《特西特斯》起，我脑子里再三思索着被战胜者的精神优越感的问题——我一直想要让人看到，任何形式的权力在一个人身上都会产生使人心肠变硬的作用，每次胜利都会在各个民族身上产生精神上的僵化状态，只有用那刺激人心、刺痛灵魂的可怕的失败的力量，来对抗这种精神上的僵化状态。战争正酣，其他人正冒冒失失地提前高奏凯歌，互相证明自己万无一失地取得了胜利，我却投身到灾难的最深层的深渊之中，寻找自拔上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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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72 可是当我选择一个《圣经》中的主题时，我却无意识地触及了至今藏在我心里从未动用过的东西，朦胧地建立在我血液里或者传统中的和犹太人的命运共同之处。难道不是我的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其他各个民族战胜，可是多亏有种神秘的力量，通过自己的意志，我们民族转败为胜，一而再地熬过了失败？难道我们的先知，不是事先就知道，这样永远被人驱赶，被人追逐，直到今天还把我们像秕糠似的扔在街上，这些先知不是肯定了这种屈从于暴力之下，甚至祝福它是通向上帝的一条道路？难道考验不是对所有的人和个别的人都永远是个收获？——在我写这出剧本的时候，我很幸运地感觉到这点。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这是第一本我自己也认可的作品。我今天知道：倘若没有我当时在战争期间自己感受到的一切，自己预先感受到的一切，我将和战前一样，是个“惬意地打动人”的作家，就像人家在音乐上说的那样，但永远也不是一个能感动人、吸引人，一直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作家。现在我才第一次感到，我既是在吐露我的肺腑，也同时在说出时代的心声。我在设法帮助别人的时候，在当时也帮助了我自己：帮我写出了我自己最有个人特色、最有私人性质的作品，和我的《埃拉斯莫斯》一样。1934年，在希特勒统治的日子里，我在《埃拉斯莫斯》一书中也奋力挣脱了一个类似的危机。从我开始试图表现当代的悲剧之时起，我也就不再这样严重地承受这种悲剧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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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74 我一刻也没想过，我这部作品会获得明显的成功。剧中涉及这么多问题，先知的、和平主义的、犹太人的问题，最后几个场景，像首赞美诗似的升起，汇成一曲对失败者命运的颂歌，这部作品远远超过一部正常剧本的篇幅，如要上演，非得花上两三个晚上不可。再说，这样一部预示失败，甚至赞美失败的剧本，怎么可能搬上德国的舞台。在德国，每天都在大声鼓噪“不是胜利，就是沉沦！”要是这本书能够出版，我就得称之为奇迹了，可是即使再糟不过，这本书未能出版，它至少帮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我在剧中的对话里说出了我在和我周围的人们交谈时不得不讳莫如深的话语。我抛掉了压在我灵魂之上的重负，回归到我自己，就在我心里的一切对这个时代表示“否定”的时候，我却找到了对我自己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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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76 [1] 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一战中反军国主义，反对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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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78 [2] 爱迪特·路易莎·凯卫尔（1865—1915），英国护士。“一战”期间，德国占领比利时，她帮助协约国的士兵逃离比利时，被德军枪杀，在英国被当作烈士和英雄受到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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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0 [3] “路西塔尼亚号”为英国轮船，为当时世上最大的船只，航行于英美之间。1915年被德国潜艇击沉，1200人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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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2 [4]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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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4 [5] 意大利复国运动，1814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后，意大利人民努力争取统一意大利。这一运动蓬勃发展，到1870年终于成功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意大利王国。许多著名人士均参加这一运动，如加里波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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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6 [6] 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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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8 [7] 原编者注：茨威格记忆有误，克罗齐到1920至1921年才担任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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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90 [8] 《圣经·创世记》里记载，初民为了直达天庭，竟忘乎所以修建高塔，即巴比塔。上帝震怒，使他们各自所说的语言各不相同。由于无法交流，高塔便未能继续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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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92 [9] 耶利米，《圣经》中犹太人的先知，因预言犹太人必败而受到攻击。茨威格以此写作反战剧本《耶利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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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97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705585050]

1705586698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1.在欧洲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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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0 1917年复活节，我的悲剧《耶利米》作为单行本出版，我经历了一大惊喜。我是内心怀着对时代最激烈的反抗情绪写出这出悲剧的，因此我也有思想准备，必然会遭到外界激烈的反对。可是事实正好相反，这本书立刻就销售了两万册。这对于一个剧本而言，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数字。不仅像罗曼·罗兰这样的朋友们，便是那些先前几乎是站在另外一边的人们，例如拉特瑙和理查·德默尔，也公开赞赏这部剧作。我并没有把此剧送交各剧院的经理，他们却已经主动写信给我，请求我把此剧在和平时期的首演权留给他们，——战争期间在德国上演此剧是无法想象的——即便是好战的反对派也表现得客客气气，充满敬意。我什么都想到了，唯独这点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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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2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别无其它，就是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半：时间十分残忍地使人们冷静下来。在战场上采用了可怕的放血疗法之后，热度开始渐渐消退。人们不像战争爆发时那几个月兴高采烈，而是比较冷静，比较严峻地凝视着战争。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开始土崩瓦解。因为哲学家们和诗人们情绪高昂地宣称为伟大的“道德净化”的活动，已经丝毫也感觉不到。整个民族出现了深刻的分裂。全国似乎一下子分裂成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前面是士兵的世界，他们浴血奋战，经历了极端可怕的物质匮乏。后面是留在后方的那些人的世界，他们无忧无虑地照旧生活，照样上剧院看戏，从别人的苦难还有利可图。前方和后方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互相对立的两个阵营。任人唯亲的恶劣风气以各种面貌在各个部门猖狂蔓延。大家都知道，使用金钱或者良好关系可以得到收益甚丰的供应，而打得肢体不全的农民或者工人却一而再地被赶到战壕中去。因此每个人只要有一点可能，都设法无所顾忌地自我救助。由于无耻的中间买卖，必须的日常消费品都变得日益昂贵，食品日益匮乏。民众的苦难犹如灰色的泥沼，在此之上摇曳着鬼火似的蓝色幽光，是发战争财的家伙所过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民众渐渐地开始产生强烈的怀疑，——怀疑日益贬值的货币，怀疑将军、军官和外交官们，怀疑国家和参谋总部发布的每一份公告，怀疑报纸和报上的消息，怀疑战争自身和战争的必要性。因此我的这个剧本获得这样意外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它文学上的成就，我只不过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出的话：对战争的仇恨，对胜利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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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4 当然在舞台上用生动的语言表达出这样一种情绪，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游行示威。所以我必须放弃成为战争时期第一部得到上演的反战剧本的希望。这时我突然收到苏黎世市立剧院经理的一封信，他想立即上演我的悲剧《耶利米》，并邀请我参加此剧的首演。我完全忘记，——在这第二次战争时期也一样——在这世界上还有一小块土地，但是非常珍贵的一块德语的土地，承蒙上天恩赐，得以存在于不远处，一个民主的国家，那里还有言论自由，思想还未遭蒙蔽。我当然立即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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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6 当然我的同意起先只能是一种原则上的赞同，因为我还首先需要获准离职去国一段时间。幸运的是，在所有这些交战国里都设立了一个文化宣传部，在这第二次战争中根本就没有设立这样一个部。在显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精神氛围的区别时，人们一再被迫指出，“一战”时，这些国家，领袖、皇帝、国王们都是在人道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潜意识中还为进行战争感到羞耻，人家指责这些国家是“军国主义者”，一个个国家都对这种指责加以驳斥，认为这是卑鄙的“污蔑”。相反，每个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证明，解释，摆出样子，表示自己是个“文化民族”。1914年全世界还把文化置于暴力之上，并且把“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存空间”这样的口号斥为“不道德的”，予以摒弃。各国还争相以得到世界承认的精神成就，来博得赞美。因此，一切中立国家里便充斥着艺术表演。德国派出它的交响乐团，在世界闻名的指挥家的率领下前往瑞士、荷兰和瑞典。维也纳则派出它的爱乐交响乐团；甚至诗人、作家和学者也都派出国去——并不是为了赞美赫赫战功或者炫耀兼并主义的倾向，而仅仅是用他们的作品证明，德国人并非“野蛮人”，并非只制造火焰喷射器和优质毒气，也会生产绝对的对欧洲有用的价值。我必须一再强调，在1914至1918年期间，世界的良心还依然是人们争相追求的势力，在战争中一个民族的艺术独创因素、道德因素还是一种力量，影响深远，受人尊敬。各个国家还都在努力争取人类的同情，而不像1939年的德国，只会用非人道的恐怖手段把人类打翻在地。所以我申请休假前往瑞士，参加一个剧本上演。这事本身便很有机会获准；需要担心的困难充其量就在于这是一出反战的剧本，剧中一个奥地利人——虽说只是以象征的形式出现——预言战争可能失败。我到部里去求见这个部门的首长，向他提出我的愿望。使我极为惊讶的是，这位首长立刻就答应我，一切照办，而且用的是非常奇怪的理由：“感谢上帝，您从来就不是一个愚蠢的鼓吹战争的人。好吧——您到了国外，就尽您所能，使这件事情赶快结束吧。”四天之后，我请假获准，得到一张出国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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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8 听到奥地利国防部的最高官员之一在战争期间这样自由无羁地发表意见，我还是感到相当惊讶的。但是我不谙政治的秘密通道，我没有料想到，1917年，新即皇位的卡尔皇帝曾经在政府的上层官员当中悄悄启动了一个运动，想摆脱德国军方的独裁专制。德方想肆无忌惮地在违背奥地利内心意志的情况下，拽着奥地利跟着推行他们狂野的兼并政策。在我们的参谋总部里，人们对鲁登道夫[1]专横跋扈的霸道作风深恶痛绝。在外交部里，人们抵制德国人漫无边际的潜艇战，这必然会使美国成为我们的敌人。即便是平民大众也对“普鲁士的骄横放肆”极有烦言。所有这一切，暂时只是表现在小心谨慎的影射暗示和似乎漫无目的的评说之中。但是再过几天，我就会知道得更为详尽，我在无意之中比别人更早就接近了那个时代最重大的政治秘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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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10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前往瑞士途中，在萨尔茨堡呆了两天。我在那里买了一幢房子，打算战后就寓居那里。在这座城里有人数不多的一批具有严格天主教思想的人士，其中两位，在战后奥地利历史上作为总理，要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是亨利希·拉马什[2]和伊格纳茨·赛帕尔[3]。前者是他那时代最为杰出的法学教师之一，曾任海牙会议主席团成员，而后者伊格纳茨·赛帕尔，是一位天主教神父，简直聪明绝顶。他注定了在奥地利帝国崩溃之后，来执掌小小的奥地利的领导权，乘此机会，他的政治天才得到了出色的证明。他们两位都是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者，笃信教规的天主教徒，热情洋溢的旧式奥地利人，因此从内心深处就坚决反对德国的、普鲁士的、笃信新教的军国主义。他们觉得这种军国主义和奥地利传统思想、奥地利的天主教使命不能协调一致。我的剧作《耶利米》在这些宗教的——和平主义者的圈子里赢得了最强烈的同情。拉马什枢密官请我在萨尔茨堡去见他——赛帕尔正好出门在外。这位高雅的年老学者非常亲切真诚地和我谈论我的作品；他认为书中充满了我们奥地利的思想，友好妥协的精神，他迫切希望，此书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方面。使我惊讶的是，他以坦诚的口气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吐露了一个秘密，我们在奥地利正处于一个决定命运的转折时期。他的坦诚证明了他内心的勇敢。自从俄罗斯在军事上被排除在外之后，只要德国愿意放弃它的侵略的倾向，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奥地利都不再存在一个真正阻止他们结束战争的障碍。这个时机不可错过。倘若德国的泛德意志集团继续抵制和谈，奥地利必须夺过领导权，独立行动。拉马什向我暗示，年轻的卡尔皇帝已经答应帮助这种倾向。大家也许不久就会看到皇帝个人政策的效果。德国的主战派不惜继续作出牺牲，定要签订“胜利和约”。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是否能迸发出足够的能量，放弃“胜利和约”，而能把谅解和约贯彻到底。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极端措施：在德国军国主义者还没有把奥地利拽进一场灾难之前，奥地利及时摆脱和德国的联盟。“谁也不能指责我们背信弃义，”拉马什坚定而又坚决地说：“我们已经有一百多万人死于非命。我们已经作出了足够沉重的牺牲，已经尽心尽力！现在不能再为德意志的世界霸权再牺牲人命，一个人也不能再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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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12 我嗓子发紧，透不过气。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暗中想过多次，只不过谁也没有勇气在大青白日把它们说出口来：“让我们及时摆脱德国人和他们的兼并政策”，因为这话被当作“背叛”我们的战友。而在这里，却有一个人把这句话说给我听。我先前就已经知道，他在奥地利享有皇帝的信任。而在国外，由于他在海牙的工作，享受最为崇高的威望。他把这句话说给我这个可以说是素昧平生的人听，态度是如此安详平静，坚毅果决。我立刻感觉到，奥地利分裂主义的行动早已不是处于准备阶段，而是已在进行之中。想法非常大胆，要么以分别签订和约威胁德国，迫使德国更加倾向于和谈，要么在必要时把这种威胁付诸实现。历史证明，这个想法是当时唯一能够拯救帝国，拯救君主政体，从而也能拯救欧洲的唯一的、最后的可能性。可惜，原有的计划执行起来缺乏坚决果断的劲头。皇帝派他妻子的弟弟帕尔玛亲王[4]，的确带了一份密函去见克里列孟梭[5]，以便在事先没有照会柏林王室的情况下，探听签订和约的可能性。必要时，开始进行和谈。这项秘密使命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被德国获悉，我想，至今尚未完全澄清；灾难深重的是，卡尔皇帝从此再也没有勇气公开他的信念，也许像有些人说的，是因为德国以军事入侵奥地利相威胁，也可能是卡尔皇帝作为哈布斯堡王室的成员，很怕沾上这样的污点：在举足轻重的紧要关头，取消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亲自缔结的、并且由这么多人的鲜血确定的盟约。反正卡尔皇帝没有召唤拉马什和赛帕尔来担任首相，这两个人是唯一作为天主教国际主义者出自内心的道德信念、拥有力量来承担这个脱离德国的污点。这一迟疑成为皇帝的厄运。他们两位未能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首相，而只成了残缺不全的奥地利共和国的总理。除了这两位声誉卓著极有威望的人物之外，当时的确没有人更有能力在全世界面前捍卫这似乎是不正确的行动。拉马什完全可以以脱离德国来公开威胁，或者干脆就脱离德国。这样他不仅可以拯救奥地利的存在，也使德国摆脱其最深重的危险，摆脱漫无限制的兼并欲望。倘若那位睿智而极为虔诚的政治家当时向我公开宣布的行动没有因为软弱无能、笨拙迟钝而毁于一旦，这对于我们欧洲将是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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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14 第二天我继续旅行，越过了瑞士边境。现在要我具体回忆，当时从一个严密封锁的、已经饿得半死不活的交战国过境到一个中立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确实非常困难。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只不过是几分钟时间，但是在第一秒钟，人们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是从一个空气浑浊、严加封闭的房间突然走进一片白雪覆盖、空气清冽的平原，似乎有股陶醉的感觉从头脑经过所有的神经传向四肢百骸。即使多年之后，当我从奥地利前来，驶过这个火车站时（它的站名我平素永远也记不住），我又像闪电般迅速重复经历这种突然间松了口气的感觉。大家跳下列车，在自助餐桌上已经放满了食品，在等待着大家取用。大家几乎忘记从前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生活必须的食品，有金色的汁水饱满的橘子、香蕉，巧克力和火腿也公然陈列在那里。这些东西在我们那里只有通过后门偷偷地弄到，还有面包和猪肉，不用面包票，也不用肉票——这些旅客的确都像饥肠辘辘的动物，扑向这些便宜的美食。有一家电报局，一家邮局，从这里可以不经审查，把信和电报寄向全世界的四面八方。法文、意大利文、英文的报纸搁在那里，可以随便购买、打开、阅读，而不致受到惩罚。一切严禁的事情，往前走五分钟，就都是允许的，而在那边允许的事情也都遭到严禁。欧洲战争的一切荒诞不经，通过这两个世界这样并排地展现在这同一个空间，使我非常具体地看得一清二楚；对面那座小小的边境小城，它的招牌，单凭肉眼就能读得出来。从城里的每幢小屋、每间茅舍把男人都抓了出来，运送到乌克兰或者阿尔巴尼亚去，让他们在那里杀人或者被人所杀——离开那座小城五分钟的距离，在这里，同年龄的男子们安安逸逸地和他们的妻子坐在门上爬满常春藤的屋门前，抽着烟斗：我不由自主地问我自己，是不是这条小小的边界河流里，右侧游动的是交战的鱼，左侧游动的则是中立的鱼。在我跨过边界的这一秒钟，我的脑子想法就不一样，更自由，更激动，更不低三下四。我在第二天马上检验一下，不仅我的精神状况，便是我的身体机能在交战的世界里也大大削弱。我应邀到亲戚家做客，饭后浑然不觉地喝了一杯黑咖啡，吸了一支哈瓦那雪茄，突然感到有点头晕，心脏狂跳。我的身体，我的神经在好几个月一直服用代用品之后，已经接受不了真正的咖啡和真正的烟草。人的身体在经受了战争的不自然状况之后，又得转变过来适应和平的自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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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16 这种陶醉，这种惬意的晕眩也使人的精神为之一振。每棵树我觉得都更加美丽，每座山都更加无拘无束，每一片风景都更加赏心悦目。因为在交战国内，草原的宁静，在人们阴翳密布的眼睛看来，就像是大自然无羁放肆，冷漠而无动于衷，黄昏日落时的紫色云霞，使人想起染遍沙场的鲜血；而在这里和平安谧的自然状况之中，大自然的冷静孤僻又变得极其自然。我爱瑞士，以前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地爱它。我总是非常乐于到这个幅员虽小，却妙不可言、花样繁多、奇事层出的国度。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体会它生存的意义。各民族共存于同一个空间，而不抱任何敌意，这就是瑞士的思想。这种极富睿智的生活准则，通过互相尊重和真诚经历过的民主，把语言上和人民间的区别提升为兄弟情谊——这对于我们整个迷惘混乱的欧洲，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啊！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几百年来，是和平和自由的家园，总是殷勤好客地接纳每一种思想，让它忠实地保留其特殊的特点——事实证明，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超民族国家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是何等重要！我觉得这个国家有权利获得美景，得到财富。不，在这里人们不感到陌生；一个自由自在、独立无羁的人在这悲剧性的世界时刻，在这里比在他自己的祖国更有返回家园的感觉。我心潮澎湃，夜里在苏黎世一连几个小时在大街上、在湖岸边漫步。灯光照耀下，一片和平景象，在这里人们还享有人生的优美闲暇，从容不迫。我指的是，还感觉到窗户后面，妇女并没有躺在床上彻夜不眠思念她们的儿子。我没有看见伤员，没有看见缺臂少腿的伤残军人，没有看见明天或者后天就要被列车带走的年轻士兵——人们在这里感到有权利生存。而在交战国里，如果还没有成为伤残士兵，就会感到羞愧，几乎感到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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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18 但是我迫切需要得到的并不是和人家讨论我剧本演出的事宜，也不是急着和瑞士朋友、和外国朋友见面。我特别想要见到罗曼·罗兰。我知道，此人可以使我更加坚定，头脑更加清楚，更有活动的能量。我要感谢他，在我心灵感到无比痛苦极端孤独的日子里，他的鼓励和他的友谊给我的一切。我首先要去看他。我立即前往日内瓦，于是我们这两个“敌人”便处于相当复杂的处境里。不言而喻，交战国家的政府并不乐于看见他们国家的成员在中立国的国土上和敌对民族的成员进行个人交往。但是另一方面也没有法律明文禁止。并没有一条法律条文规定这样的交往应该受到惩罚。只有在商业方面“和敌人进行交易”是严厉禁止和等于叛国的。为了不致稍有不慎而触犯禁令，我们这些朋友甚至原则上避免互相递上香烟。因为毫无疑问，我们都不断受到无数密探的监视。为了避免让人怀疑我们心里害怕或者心里有鬼，我们这些国际性的朋友便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一切全都公开。我们不用隐蔽的地址或者留局待领的方式通信，我们也不在夜里悄悄地秘密聚会，而是一同在街上溜达，或者公开坐在咖啡馆里。所以我一到日内瓦立即在饭店楼下的门房那里通报我的真实姓名，我要和罗曼·罗兰先生谈话，正因为这样对德法两国的通讯社更好，他们若想报导我是谁，我想拜访谁；对于我们而言，只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两位老朋友不会因为他们两人碰巧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而这两个民族恰好正在打仗，因此必须互相回避。我们觉得没有义务跟着去干一件荒唐的事情，就因为整个世界全都举止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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