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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库尔特·艾斯纳尔(1867—1919),德国新闻记者,巴伐利亚州社会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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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1940),曾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后长期流亡国外。在墨西哥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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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十月革命后任苏俄教育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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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因塔尔会议,1916年4月24日至30日,第二次齐默尔会议在基因塔尔举行社会主义国际大会,此次会议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和其对立面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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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齐默尔瓦尔特大会,即1915年9月5日至8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出席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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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萨杜尔上尉(1881—1956),法国社会党党员,1917年作为法国军事使团成员被派往俄国,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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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1864—1921),奥地利著名新闻记者,191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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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弗里茨·封·翁鲁(1885—1970),德国作家,表现主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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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莱翁哈尔特·弗朗克(1882—1961),德国反法西斯进步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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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安德累阿斯·拉兹阿(1876—1943),奥地利和平主义者,剧作家、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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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贾科莫·卡萨诺瓦(1725—1798),十八世纪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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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莱翁哈尔特·拉戛茨(1868—1945),瑞士改革派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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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罗伯特·费埃西(1883—1972),瑞士作家、德语文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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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保尔·莫里斯(1866—1946),法国作家、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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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奥斯卡·弗里特(1871—1941),德国作曲家、指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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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现代文学派的奠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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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费鲁齐阿·布索尼(1866—1924),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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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拉绍德封 ,瑞士城市,在法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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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2.返回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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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的立场上看,在德奥战争失利之后,我能做的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返回奥地利了。奥地利当时只是作为从前那个奥匈帝国的一片模糊不清、灰暗朦胧、阒无生气的阴影漂浮在欧洲的地图之上。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都把他们的国家夺走;剩下的只是一个断肢缺臂的躯干,全身血流如注。六七百万人被迫自称德意志-奥地利人,其中两百万人都挤在首都,饥寒交迫;从前使国家富裕的工厂,如今都落在外国的土地上。铁路轨道残破不全,惨不忍睹。大家从国家银行取出黄金,把战争贷款的重负加在它的身上。国界还没确定,因为和平大会尚未召开,该履行的义务尚未规定,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炭,没有石油;一场革命或者其它什么灾难性的解决办法似乎不可避免。根据一切人世间的预见,这个由战胜国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国家,不可能独立生存。而所有党派——社会主义党,教权主义党,民族主义党——异口同声地大声叫嚷——他们也根本不愿独立生存。据我所知,在历史的进程中,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自相矛盾的荒谬情况。外人得强迫一个国家独立自主,而这个国家自己却断然拒绝。奥地利希望要么和过去那些邻邦又统一起来,不然就和同宗同源的德国相统一,绝不愿意以现在这种残缺不全的样子,过着备受屈辱的乞丐生活。可是邻邦不愿再和这个奥地利建立经济同盟,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嫌奥地利太穷,另一方面是害怕哈布斯堡王朝卷土重来;至于和德国合并,这可遭到协约国坚决禁止,为了不使战败的德国又因而崛起。于是发出命令: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必须建立。于是在历史上出现了绝无仅有的事情,向一个自己不愿存在的国家发出命令:“你必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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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自己也解释不清,当年究竟是什么促使我在国家最艰难困苦的时候,自觉自愿地回国去的。但是我们这些战前时代的人们,尽管情况各式各样,都是秉承着一种更强大的责任感成长起来的。我们认为,在这极端艰难的时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属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庭。我总觉得,祖国处于悲剧的境地,若贪图安逸,尽量回避,这总是胆怯的行为。我感到,——恰好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有责任用自己的语言来出手相助,克服战争的失败。战争期间,我显得多余。如今战争失败,我觉得我首当其冲,尤其因为我反对战争延长,特别在年轻人那里赢得了某种道义上的地位。即使我不能有所作为,至少我能像我预言的那样,和大家一样受苦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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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返回奥地利在当时就和要远征北极一样需要做些准备,得准备暖和的外套和羊毛的内衣。因为大家都知道,边境的那边缺煤少炭——而严冬已经近在眼前。得把鞋换上鞋底,因为国内只有木头鞋底。我得带上干粮和巧克力,瑞士允许我们带多少就带多少,免得挨饿,一直挨到第一份面包券和猪油券领到为止。给行李保险,保险费能多高就多高,因为大多数行李车都遭到掠夺、抢劫,而每只鞋、每件衣服都是不可取代的;只有在我十年后前往俄国去时,我才做过同样的准备。一年多以前,我兴高采烈地通过边境车站布克斯驶入瑞士境内,此刻站在这个车站还犹豫不决了片刻。我问我自己,是不是在最后时刻宁可返回瑞士。我仿佛觉得,我在做出一个有关我一生的决定。可是最后我还是做出决定,选中艰难的更加困难的前途。我又登上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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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抵达瑞士时,在布克斯经历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现在返程时,我在奥地利边境车站弗尔特基尔西,即将经历一个同样难以忘怀的时刻。在下车时我就发现,边境官员和警察骚动不宁,非常奇怪,他们并不特别注意我们,对我们的检查非常马虎:显然他们是在等候一桩更加重要的事情。终于响起铃声,预告从奥地利方向又有一趟列车驶近。警察立刻列队,官员们都急急忙忙地走出他们用隔板做成的小屋。他们的太太们显然也得到了通知,全都挤到站台上来。在等候的人群中,一位身穿黑衣、带着两个女儿的老太太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举止和服装来看,估计她是位贵妇人。她显然十分激动,时不时地用手绢擦拭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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