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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因塔尔会议，1916年4月24日至30日，第二次齐默尔会议在基因塔尔举行社会主义国际大会，此次会议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和其对立面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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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齐默尔瓦尔特大会，即1915年9月5日至8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出席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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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萨杜尔上尉（1881—1956），法国社会党党员，1917年作为法国军事使团成员被派往俄国，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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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1864—1921），奥地利著名新闻记者，191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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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弗里茨·封·翁鲁（1885—1970），德国作家，表现主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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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莱翁哈尔特·弗朗克（1882—1961），德国反法西斯进步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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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安德累阿斯·拉兹阿（1876—1943），奥地利和平主义者，剧作家、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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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贾科莫·卡萨诺瓦（1725—1798），十八世纪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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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莱翁哈尔特·拉戛茨（1868—1945），瑞士改革派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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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罗伯特·费埃西（1883—1972），瑞士作家、德语文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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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保尔·莫里斯（1866—1946），法国作家、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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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奥斯卡·弗里特（1871—1941），德国作曲家、指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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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现代文学派的奠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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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费鲁齐阿·布索尼（1866—1924），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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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拉绍德封 ，瑞士城市，在法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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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2.返回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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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的立场上看，在德奥战争失利之后，我能做的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返回奥地利了。奥地利当时只是作为从前那个奥匈帝国的一片模糊不清、灰暗朦胧、阒无生气的阴影漂浮在欧洲的地图之上。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都把他们的国家夺走；剩下的只是一个断肢缺臂的躯干，全身血流如注。六七百万人被迫自称德意志-奥地利人，其中两百万人都挤在首都，饥寒交迫；从前使国家富裕的工厂，如今都落在外国的土地上。铁路轨道残破不全，惨不忍睹。大家从国家银行取出黄金，把战争贷款的重负加在它的身上。国界还没确定，因为和平大会尚未召开，该履行的义务尚未规定，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炭，没有石油；一场革命或者其它什么灾难性的解决办法似乎不可避免。根据一切人世间的预见，这个由战胜国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国家，不可能独立生存。而所有党派——社会主义党，教权主义党，民族主义党——异口同声地大声叫嚷——他们也根本不愿独立生存。据我所知，在历史的进程中，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自相矛盾的荒谬情况。外人得强迫一个国家独立自主，而这个国家自己却断然拒绝。奥地利希望要么和过去那些邻邦又统一起来，不然就和同宗同源的德国相统一，绝不愿意以现在这种残缺不全的样子，过着备受屈辱的乞丐生活。可是邻邦不愿再和这个奥地利建立经济同盟，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嫌奥地利太穷，另一方面是害怕哈布斯堡王朝卷土重来；至于和德国合并，这可遭到协约国坚决禁止，为了不使战败的德国又因而崛起。于是发出命令：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必须建立。于是在历史上出现了绝无仅有的事情，向一个自己不愿存在的国家发出命令：“你必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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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自己也解释不清，当年究竟是什么促使我在国家最艰难困苦的时候，自觉自愿地回国去的。但是我们这些战前时代的人们，尽管情况各式各样，都是秉承着一种更强大的责任感成长起来的。我们认为，在这极端艰难的时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属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庭。我总觉得，祖国处于悲剧的境地，若贪图安逸，尽量回避，这总是胆怯的行为。我感到，——恰好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有责任用自己的语言来出手相助，克服战争的失败。战争期间，我显得多余。如今战争失败，我觉得我首当其冲，尤其因为我反对战争延长，特别在年轻人那里赢得了某种道义上的地位。即使我不能有所作为，至少我能像我预言的那样，和大家一样受苦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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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返回奥地利在当时就和要远征北极一样需要做些准备，得准备暖和的外套和羊毛的内衣。因为大家都知道，边境的那边缺煤少炭——而严冬已经近在眼前。得把鞋换上鞋底，因为国内只有木头鞋底。我得带上干粮和巧克力，瑞士允许我们带多少就带多少，免得挨饿，一直挨到第一份面包券和猪油券领到为止。给行李保险，保险费能多高就多高，因为大多数行李车都遭到掠夺、抢劫，而每只鞋、每件衣服都是不可取代的；只有在我十年后前往俄国去时，我才做过同样的准备。一年多以前，我兴高采烈地通过边境车站布克斯驶入瑞士境内，此刻站在这个车站还犹豫不决了片刻。我问我自己，是不是在最后时刻宁可返回瑞士。我仿佛觉得，我在做出一个有关我一生的决定。可是最后我还是做出决定，选中艰难的更加困难的前途。我又登上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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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抵达瑞士时，在布克斯经历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现在返程时，我在奥地利边境车站弗尔特基尔西，即将经历一个同样难以忘怀的时刻。在下车时我就发现，边境官员和警察骚动不宁，非常奇怪，他们并不特别注意我们，对我们的检查非常马虎：显然他们是在等候一桩更加重要的事情。终于响起铃声，预告从奥地利方向又有一趟列车驶近。警察立刻列队，官员们都急急忙忙地走出他们用隔板做成的小屋。他们的太太们显然也得到了通知，全都挤到站台上来。在等候的人群中，一位身穿黑衣、带着两个女儿的老太太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举止和服装来看，估计她是位贵妇人。她显然十分激动，时不时地用手绢擦拭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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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一列特殊的列车缓缓驶来。我简直要说气概庄严肃穆，这不是破旧不堪、风雨侵蚀的一列普通客车，而是一节黑色的宽阔的车厢，一节豪华车厢。火车头停止前进。等候着的人群队伍里引起一片明显的骚动，我还一直闹不清楚这是什么缘故。在车厢的窗玻璃后面，我认出身材高大的是卡尔皇帝、奥地利的末代皇帝和他那一身黑衣的夫人齐塔皇后[1]。我吓了一跳：奥地利的末代皇帝，统治了这个国家达七百年之久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如今弃国而去！尽管他拒绝正式逊位，共和国仍然答应他以一切礼遇送他离去，或者不如说迫使他离开这个国家。如今这个身材高大、表情严肃的男子站在车窗前，最后一次观看他国家的山岭、房屋和人民：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对于一个在帝国的传统中长大成人的人而言，这一瞬间更显得加倍的令人震撼。我们在学校里唱的第一首歌便是颂扬皇帝之歌[2]，日后在服兵役的时候，都向这个男子——他穿上便服，总显得严肃而又沉思——向他宣誓，“无论在陆地，在水上还是在空中”都效忠于他。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见过年迈的老皇帝，他身穿隆重盛大的庆典时的节日盛装，如今早已成为传奇。我看见老皇帝在美泉宫宽大的台阶上，由他的家人和身穿耀眼军装的将军们簇拥着接受维也纳八万学童向他致敬。这些学童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宽阔的绿色草坪上，用他们尖细稚嫩的嗓子高唱海顿谱曲的那首大合唱《上帝保佑吾皇》[3]。我看见老皇帝身穿光彩照人的军装，出现在宫廷舞会上，又看见他头戴施蒂里亚人的绿色毡帽在伊夏尔狩猎。我看见他虔诚地低着头，在基督圣体节的巡游队伍中向斯蒂芬大教堂走去——在那雾气迷蒙、潮湿阴冷的冬日，我看见他的灵柩，在战争期间，人们把这位年迈的老人安葬在托钵僧的墓穴之中。“皇上”这两个字对于我们而言，曾是一切权力和财富的化身，是奥地利绵延永续的象征。大家从孩提时代就学会满怀敬意说出“皇上”这两个字。如今我看见了他的继承人，奥地利的末代皇帝，作为逐客离开祖国。荣耀无比的哈布斯堡王朝，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把帝国的金球[4]和皇冠世世代代地往下传递。而在这一时刻，传到终点。看到这一充满悲剧色彩的场面，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历史和世界史的凝重。宪兵们，警察们，士兵们都感到窘困，略带羞涩地往旁边看，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还允许他们像往日那样敬礼。妇女们都不敢抬起头来仰望，谁也不吱声。突然之间，听到那位身穿丧服的老太太轻声啜泣，不晓得她是从哪个远处赶来，再见一面“她的”皇上。最后火车司机拉响汽笛，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吓了一跳。无可挽回的时刻开始来到，火车头使劲震动一下，似乎它也得对自己施加压力，列车缓缓离去。官员们毕恭毕敬地目送列车驶去，然后都带着一些尴尬的神气回到他们的办公地点，就像参加完一次葬礼似的。此时此刻，这几乎已达千年之久的帝国真正寿终正寝。我知道，我是回到另外一个奥地利，另外一个世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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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列车在远处消失之后，人家让我们离开光鲜干净的瑞士车厢，改乘奥地利车厢。只要一踏上奥地利的车厢，就可以预先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我们安排座位的列车员们瘦骨嶙峋，面有饥色，衣衫褴褛，穿旧了的制服破破烂烂挂在他们瘦削的肩上。拉动车窗玻璃升降的皮带被人割断取走，因为每块皮革都是宝贝，软座的座位也遭到强盗般的小刀子和刺刀的蹂躏，某一个肆无忌惮的家伙十分野蛮地把软垫上蒙的皮面整张割掉，拿去给自己补鞋，哪儿有皮，他就拿走。同样，烟灰缸也被偷走，上面有点镍和铜。透过砸烂的车窗，晚秋的劲风从窗外把可怜巴巴的褐煤烟尘和炉渣吹进窗来。现在火车头烧的是褐煤，它染黑了车厢的地板和墙壁，但是煤炭的臭气至少冲淡了刺鼻的碘仿的怪味，不再使人想起这些像骷髅一样快散架的车厢在战争期间运送了多少伤病员。不管怎么说，列车居然能往前开动，这总是一个奇迹，当然是个费了大劲很艰难地发生的奇迹。每当没上油的车轮发出的声音不那么刺耳的时候，我们就担心，使用过度的机器喘不上气来了。平时只消一小时就能拿下来的路程，现在得开上四五个小时才行。等到夜幕低垂，我们就陷入一片黑暗之中。电灯泡不是给打烂了，就是给偷走了，要找什么东西，得划根火柴往前摸索。大家之所以不觉得天冷难受，是因为一上车就是六七个人、或者七八个人挤在一条凳子上坐着。可是刚走了一站，就有新的乘客进到车厢里，越来越多。大家都因为等了几个钟头，疲惫不堪，过道里都塞满了人。就是上下车的踏板上，在这初冬的夜里也蹲坐着人。另外，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地把自己的行李和食品盒抱在怀里，谁也不敢在这黑暗之中把什么东西从自己手里松开，哪怕一分钟也不行。我是从和平时期返回到我以为早已结束的战争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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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因斯布鲁克时，火车头突然痰喘不已，不管怎么喷气、尖叫也没法开过一个小小的高地。在黑暗中，列车的工作人员打着直冒黑烟的手提灯跑来跑去，忙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一台辅助性的机车才气喘吁吁地开来。再一次，我们花了十七小时，走完七小时的路程，驶抵萨尔茨堡。附近没有一个搬运工人，最后多亏几个穿着破衣烂衫的士兵帮忙，才把行李搬到马车上。可是出租马车的马匹年纪太老，营养不良，与其说是叫马拉车辕，不如说是马靠车辕支撑着别倒下。我简直没有勇气再要求这匹疲累已极的老马再拉什么东西。我把几口箱子装在车上，放在车站的仓库里，当然忧心忡忡，生怕再也看不见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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