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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海顿谱曲的《上帝保佑吾皇》为奥地利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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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奥地利帝国金球——皇帝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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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骷髅地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通往此地的这段路程为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完的一段苦难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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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德国巴伐利亚边境城市。希特勒在此地有一座名为“鹰巢”的别墅。1938年建造。希特勒将其用作款待重要客人的场所。1945年盟军对“鹰巢”进行了轰炸，别墅并未受到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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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克朗，奥地利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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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梅菲斯托，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反面人物。他在该诗剧第二部里提出多印纸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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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伦勃朗·哈尔曼松·梵·莱因（1606—1669），巴洛克时代最重要的荷兰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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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3），德国画家，欧洲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最擅长油画和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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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迪埃哥·委拉斯凯兹（1599—1660），西班牙巴洛克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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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立体主义，1907年在法国产生的先锋派运动中的一派，毕加索为其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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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er、die、das，为德语中的三个冠词，德语名词均需加上冠词，分别代表阳性、阴性、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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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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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作家，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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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笔会P.E.N俱乐部，“P.E.N”为POETS/ESSAYISTS/NOVELISTS（诗人/评论家/小说家）的缩写，国际作家协会，于1921年由英国小说家凯瑟琳·阿莱·道森·司各特在伦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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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界建筑师》，茨威格传记系列，包括《三大师》《与妖魔搏斗》和《三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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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人生的中途，但丁在《神曲》一开始就宣称已到“人生的中途”， 即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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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3.再次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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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0、1921是奥地利最艰难的战后三年。我深埋在萨尔茨堡，已经放弃重新展望世界的希望。战后彻底崩溃，国外对每一个德国人或者写德文的人都满怀仇恨。我们的货币严重贬值，凡此种种都灾难深重。我们事先就早已认命，就拘囚在我们狭隘的故乡范围里，终老一生。但是日子又都好过起来，我们又能吃饱饭，又能安然无恙地坐在书桌旁，没有遭到掠夺，没有发生革命。我们太太平平地活着，感到自己浑身是劲，是不是又该检验一下青年时代的兴致，出门远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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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旅行还不敢设想，但是意大利近在咫尺，只消八到十小时的路程，是不是该冒险去走一走呢？作为奥地利人，在那边是被当作“世仇”看待的，尽管我们自己从来也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会被人家很不客气地撵走，为了不使老朋友陷入难堪的境地，只好和他们擦肩而过，也不打个招呼？好吧，我就冒一下这个风险，有一天中午我乘车越过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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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抵达维罗纳，走进一家饭店。他们给我一张登记表，我填好表；门房看了一眼这张登记表，看见我在国籍这一栏里填上了“奥地利人”字样，大吃一惊。他问我：“您是奥地利人？”我心想，现在他要赶我出门了吧，可是等我给予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几乎欢呼起来，“啊，真是莫大荣幸！终于来了！”这是第一声问候，再次证明我在战争期间就产生的感觉，全部宣扬仇恨的宣传和挑唆只能激起一阵短暂的知识分子的热病，归根到底并没有触及欧洲真正的人民大众。一刻钟以后，这位好样的门房特地到我房里来一次，察看一下我的需要是否都已得到满足。他竭力称赞我说的意大利语。临别时，我们热烈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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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到达米兰。我又瞻仰了大教堂，在画廊里徜徉，听到意大利语元音众多的乐声，走在哪条街，都是熟门熟路，略感陌生反而感到亲切。享受这样的感觉，真令人心旷神怡。走过一幢高大的建筑物，看见《晚间快报》的招牌，我忽然想起，我的老朋友G.A.波尔杰色在这里的编辑部担任领导职务。我和他一起，——连同凯泽林伯爵和本诺·盖格[1]——在柏林和维也纳度过一些思想极为活跃的夜晚。波尔杰色是意大利最为优秀最富激情的作家之一，对年轻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虽说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者，德国哲学的狂热爱好者，在大战期间他却采取了坚决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和墨索里尼并肩作战（后来他又和墨索里尼分道扬镳），鼓动参加大战。在整个大战期间，我都觉得，看到一个旧日的伙伴作为干涉者站在对立面，是个奇怪的念头，因此我就更加强烈地想要看见这样一个“敌人”。可是无论如何我也不想沦落到被人拒绝的境地，所以我给他留了一张名片，写上我的旅馆的地址。可是我还没有走下楼梯，已经有人向我追了过来，一张生机勃勃的脸上充满了欢快的神情——波尔杰色；五分钟后，我们像平时一样真挚地交谈起来，也许比从前更加真挚。他也从这场战争得到了教训，我们从两个不同的岸边走来，比以往更加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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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如此，在佛罗伦萨，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尔特·斯特林加[2]在马路上向我直扑过来，出其不意地和我使劲拥抱，以至于站在我身旁的我的太太[3]，还以为这个胡子拉碴的陌生人想要向我行刺，我太太不认识他。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不，甚至比从前更加推心置腹。我松了口气：战争已被彻底埋葬，战争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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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争并没有过去，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我们大家失之轻信，把我们自己的准备和解误认为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必因为犯了这个错误而感到羞愧，因为比我们更高明的人物，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也都错了。他们在这些年里同样把骗人的经济繁荣视为经济恢复，把疲惫视为满足。斗争实际上只不过是转移了方向，从民族转向社会。在最初几天我就亲眼目睹了一个场面，一直要到日后我才理解这个场面深远的意义。我们当时在奥地利，对意大利的政治知道得不多，只知道由于战后出现的失望，激起了尖锐的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布尔什维克的倾向。在每道墙壁上都可以看到用笨拙的字迹、用煤炭或者粉笔写下的“列宁万岁”的字样。另外我们听说，社会主义党人的领袖之一名叫墨索里尼，在战争期间脱离了他的党，另外组织了一个反对的党派，但是大家对于这样的消息只是漠然置之。这么一小撮人又能成什么气候！当时在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小帮派；在波罗的海东岸三国，有一帮志愿军跑来跑去，在莱茵地区，在巴伐利亚，都组织了分裂主义者的小组，到处都有游行示威和武装暴乱，但几乎全都被镇压了下去。这批“法西斯主义者”不穿加里波的[4]红衬衫，而是穿上了黑衬衫。谁也不会把这批人视为未来欧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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