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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克朗，奥地利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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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梅菲斯托，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反面人物。他在该诗剧第二部里提出多印纸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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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伦勃朗·哈尔曼松·梵·莱因（1606—1669），巴洛克时代最重要的荷兰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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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3），德国画家，欧洲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最擅长油画和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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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迪埃哥·委拉斯凯兹（1599—1660），西班牙巴洛克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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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立体主义，1907年在法国产生的先锋派运动中的一派，毕加索为其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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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er、die、das，为德语中的三个冠词，德语名词均需加上冠词，分别代表阳性、阴性、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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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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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作家，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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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笔会P.E.N俱乐部，“P.E.N”为POETS/ESSAYISTS/NOVELISTS（诗人/评论家/小说家）的缩写，国际作家协会，于1921年由英国小说家凯瑟琳·阿莱·道森·司各特在伦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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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界建筑师》，茨威格传记系列，包括《三大师》《与妖魔搏斗》和《三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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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人生的中途，但丁在《神曲》一开始就宣称已到“人生的中途”， 即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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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3.再次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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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0、1921是奥地利最艰难的战后三年。我深埋在萨尔茨堡，已经放弃重新展望世界的希望。战后彻底崩溃，国外对每一个德国人或者写德文的人都满怀仇恨。我们的货币严重贬值，凡此种种都灾难深重。我们事先就早已认命，就拘囚在我们狭隘的故乡范围里，终老一生。但是日子又都好过起来，我们又能吃饱饭，又能安然无恙地坐在书桌旁，没有遭到掠夺，没有发生革命。我们太太平平地活着，感到自己浑身是劲，是不是又该检验一下青年时代的兴致，出门远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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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旅行还不敢设想，但是意大利近在咫尺，只消八到十小时的路程，是不是该冒险去走一走呢？作为奥地利人，在那边是被当作“世仇”看待的，尽管我们自己从来也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会被人家很不客气地撵走，为了不使老朋友陷入难堪的境地，只好和他们擦肩而过，也不打个招呼？好吧，我就冒一下这个风险，有一天中午我乘车越过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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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抵达维罗纳，走进一家饭店。他们给我一张登记表，我填好表；门房看了一眼这张登记表，看见我在国籍这一栏里填上了“奥地利人”字样，大吃一惊。他问我：“您是奥地利人？”我心想，现在他要赶我出门了吧，可是等我给予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几乎欢呼起来，“啊，真是莫大荣幸！终于来了！”这是第一声问候，再次证明我在战争期间就产生的感觉，全部宣扬仇恨的宣传和挑唆只能激起一阵短暂的知识分子的热病，归根到底并没有触及欧洲真正的人民大众。一刻钟以后，这位好样的门房特地到我房里来一次，察看一下我的需要是否都已得到满足。他竭力称赞我说的意大利语。临别时，我们热烈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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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到达米兰。我又瞻仰了大教堂，在画廊里徜徉，听到意大利语元音众多的乐声，走在哪条街，都是熟门熟路，略感陌生反而感到亲切。享受这样的感觉，真令人心旷神怡。走过一幢高大的建筑物，看见《晚间快报》的招牌，我忽然想起，我的老朋友G.A.波尔杰色在这里的编辑部担任领导职务。我和他一起，——连同凯泽林伯爵和本诺·盖格[1]——在柏林和维也纳度过一些思想极为活跃的夜晚。波尔杰色是意大利最为优秀最富激情的作家之一，对年轻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虽说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者，德国哲学的狂热爱好者，在大战期间他却采取了坚决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和墨索里尼并肩作战（后来他又和墨索里尼分道扬镳），鼓动参加大战。在整个大战期间，我都觉得，看到一个旧日的伙伴作为干涉者站在对立面，是个奇怪的念头，因此我就更加强烈地想要看见这样一个“敌人”。可是无论如何我也不想沦落到被人拒绝的境地，所以我给他留了一张名片，写上我的旅馆的地址。可是我还没有走下楼梯，已经有人向我追了过来，一张生机勃勃的脸上充满了欢快的神情——波尔杰色；五分钟后，我们像平时一样真挚地交谈起来，也许比从前更加真挚。他也从这场战争得到了教训，我们从两个不同的岸边走来，比以往更加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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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如此，在佛罗伦萨，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尔特·斯特林加[2]在马路上向我直扑过来，出其不意地和我使劲拥抱，以至于站在我身旁的我的太太[3]，还以为这个胡子拉碴的陌生人想要向我行刺，我太太不认识他。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不，甚至比从前更加推心置腹。我松了口气：战争已被彻底埋葬，战争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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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争并没有过去，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我们大家失之轻信，把我们自己的准备和解误认为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必因为犯了这个错误而感到羞愧，因为比我们更高明的人物，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也都错了。他们在这些年里同样把骗人的经济繁荣视为经济恢复，把疲惫视为满足。斗争实际上只不过是转移了方向，从民族转向社会。在最初几天我就亲眼目睹了一个场面，一直要到日后我才理解这个场面深远的意义。我们当时在奥地利，对意大利的政治知道得不多，只知道由于战后出现的失望，激起了尖锐的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布尔什维克的倾向。在每道墙壁上都可以看到用笨拙的字迹、用煤炭或者粉笔写下的“列宁万岁”的字样。另外我们听说，社会主义党人的领袖之一名叫墨索里尼，在战争期间脱离了他的党，另外组织了一个反对的党派，但是大家对于这样的消息只是漠然置之。这么一小撮人又能成什么气候！当时在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小帮派；在波罗的海东岸三国，有一帮志愿军跑来跑去，在莱茵地区，在巴伐利亚，都组织了分裂主义者的小组，到处都有游行示威和武装暴乱，但几乎全都被镇压了下去。这批“法西斯主义者”不穿加里波的[4]红衬衫，而是穿上了黑衬衫。谁也不会把这批人视为未来欧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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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威尼斯，单单“法西斯分子”这个字，我就突然觉得具有感性的内容。下午我从米兰来到我热爱的这座泻岛之城[5]，没有搬运工过来帮忙，没有贡多拉小划船[6]，工人们和官员们都无所事事地呆着，双手特意插在裤兜里。我有两只相当重的箱子要搬，我便环顾四周，找人帮忙，我问一位年纪较大的先生，这儿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搬运工人。这位先生深表遗憾地答道：“您今天来可没选上一个好日子，不过我们现在常有这样的日子。今天又举行总罢工。”我不知道罢工的原因是什么，也就不再追问。我们在奥地利对这种事情已经司空见惯，社会民主党人很倒霉，使用他们的这种最为极端的手段过于频繁，实际上并未能充分利用。我于是费了牛劲把我的两只箱子拖走，终于在水边上的一个河道里看见有个贡多拉船夫急急忙忙地、悄悄地向我招手，然后把我和两只箱子装到他的船上。半小时后我们就到达了饭店，一路上有几个人举起拳头威胁这个罢工破坏者。我按照旧日的习惯，不言而喻立刻前往圣马可广场。广场显得十分荒凉，令人惊愕。大部分商店都关上店门，咖啡馆里不见人影，只有一群工人分成几堆，站在拱廊里，像在等待着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我和他们一起等着，事情接着就突然发生。从一条旁边的小巷里走出一队年轻人，或者不如说是用急促的步伐齐步走来，秩序井然，按照练习过的节拍唱着一首歌，歌词我没听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青年之歌》（Giovinezza）。霎时间人数比他们多一百倍的群众还来不及冲向敌人，他们就挥舞着木棒，跑步从旁经过，这训练有素的一小群人放肆大胆，的确非常勇敢，如此迅速地穿过人群，等到其余的人悟到他们的挑衅，这些敌人已经走远，再也抓不住他们。人群现在恼火地聚在一起，握紧了拳头，可是已经为时太晚，这一小股冲锋队已经再也追赶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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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看见的东西印象深刻，令人信服。我现在才第一次知道，这传奇般的法西斯主义，我几乎一点也不熟悉，竟是真实存在，组织严密，领导有方，把一群意志坚定、大胆无畏的年轻人调动起来。此后我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一些年长的朋友，非常轻蔑地耸耸肩膀，把这些年轻人当作一帮“雇佣来的家伙”嗤之以鼻，嘲讽他们的“魔鬼修士”[7]时，我不再表示赞同。出于好奇心，我买了几份《意大利人民报》[8]，从墨索里尼像拉丁文一样简练锋利、形象生动的文风，感觉到那些年轻人快步跑过马尔库斯广场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果决。不言而喻，我还不能预感到这场斗争一年后会具有多大的规模，但是我从此时此刻起已经意识到这里会有斗争，到处都会有斗争；我们的和平并不是真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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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看来平静无事的表层下面，我们欧洲充满了危险的暗流，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警告。第二个警告接踵而至，我又重新激起旅行的欲望，决定夏天到德国北海之滨的威斯特兰（Westerland）一游。当时对于一个奥地利人来说，访问德国是令人振奋的事情。迄今为止，马克对于我们一蹶不振的克朗，始终保持坚挺状态，不受影响，经济恢复的过程，似乎全面进行。列车准点到达，一分不差。饭店整洁光鲜，铁路两旁到处修建起新的房屋、新的工厂，到处都秩序井然，无可指责，不声不响。这一切我们在战前十分痛恨，而在混乱之中我们又学会予以赞许。当然一种紧张情绪还弥漫在空气之中，因为全国都在等待，在热那亚和拉帕罗进行的谈判，是德国第一次作为平等的国家和先前敌对的列强平起平坐一起讨论的谈判，是否会带来期盼中的对战争赔偿的减免，或者至少带来一点微弱的真正谅解的姿态。在欧洲历史上如此值得纪念的两次谈判，德方代表团长不是别人，恰好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那天才的组织才能早在战争期间便已得到出色的证明；在开战后的第一时刻他便立刻看出了德国经济的最薄弱的环节，后来在这里也受到致命的打击：那就是原料供应；他及时地（在这里他也是超前的）把整个经济由中央统一组织起来。等到战后，需要物色一个人，和敌人当中聪明绝顶、最富经验的人旗鼓相当，能出来担任外交部长和这些人对阵，选择自然而然地落在他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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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柏林打电话给他，心里有些犹豫。此人正在安排时代的命运，我怎么去打扰他？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不错，是很困难，我现在为了公务都不得不牺牲友谊了。”但是凭他超群出众的技巧，每分钟都充分利用，他立刻就找到了和我会面的可能性。他得到不同的公使馆去投放自己的名片，从格鲁纳瓦尔特[9]出发他得乘坐汽车，花上半小时时间去转上一圈办完这件事情，所以最简单的办法便是，我去看他，然后和他一起在汽车里聊上半个小时。果然他有极强的集中心神的能力，能够很快地把注意力从一件事情转到另一件事情，无论是在汽车里或是火车里，他说起话来随时都像在他办公室里那样精准深刻。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想他也很愿意和一个政治上并不介入、而在私交上多年来却有友好关系的人推心置腹地交谈一番。谈话时间很长，我可以证明，拉特瑙个人并不是完全没有虚荣心，当他接受外交部长这个职位的时候，心情绝不轻松，更不会充满贪欲，迫不及待。他事先就知道，这项任务暂时还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充其量他只能取得一个局部的小成功，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但是还不可能希望得到一张真正的和约，宽宏大量的妥协。 “也许再过十年，”他对我说，“前提是，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不仅仅是我们日子难过。首先外交界的老一辈必须彻底清除，将军们只不过作为无声的纪念碑竖立在公共广场之上。”他完全意识到，由于他是犹太人这个负担，他负有双倍的责任。在历史上也许很少有人怀有这么多怀疑、这么多内心顾虑去承担这项任务的。他知道，这个任务不是他所能胜任，只有时间才能解决，他认识到他个人面临的危险。埃尔茨贝尔格[10]承担了签订停战协定这个棘手的职责，而鲁登道夫却小心翼翼地溜到国外去了，结果埃尔茨贝尔格遭到谋杀，从此之后，拉特瑙就不会心存怀疑，作为一个谋求民族谅解的先锋战士，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他。但是，他没有结婚，没有儿女，归根结底极端孤独，他认为他也没有害怕危险的必要。我也没有勇气提醒他个人要多加小心。拉特瑙在拉帕罗工作做得如此出色，在当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已竭尽所能，这在今天已是一个历史事实。他以令人目迷神眩的天才，迅速抓住每一个有利的时机。他善于交际，加上个人威望，从未像这次这样出色地得到证明。但是国内有些小集团日益猖獗，他们知道，只有向被战胜的民众保证他们并未战败，这样他们才会受人拥戴。任何谈判，任何让步都是对民族的背叛。这些被同性恋者强烈掌控的秘密社团已经十分强大，远远超过当时共和国领导人的估计。这批领导人设想的自由就是听任一切想要在德国永远消灭自由的人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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