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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贝拉·维克托·巴托克（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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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1867—1957），意大利指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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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即莱奥纳多·达·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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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里沃里，意大利城市。1797年1月15日，拿破仑率领的法兰西大军在此打败奥地利军队。这是意大利战役中的决定性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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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乔治·弗里特里希·亨德尔（1685—1759），德国-英国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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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下面是此咏叹调的第一节， 原文为意大利文：别再跑来跑去，多情的蝴蝶，别不分白天黑夜到处乱晃，别打搅美女娇娃的香甜幽梦，爱情的阿童奇诺，你这自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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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贝斯勒，即莫扎特的堂妹玛利亚·安娜·苔克拉·莫扎特（1758—1841），在莫扎特给她的书信中，她被称作“贝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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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提图斯》，为莫扎特的歌剧。提图斯为罗马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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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朱丽哀塔·吉契阿尔狄伯爵夫人（1782—1856）和埃尔多迪伯爵夫人为维也纳两位贵族小姐，曾向贝多芬学习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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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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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约瑟夫·台尔契尔（1801—1837），奥地利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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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约瑟夫·弗朗茨·丹豪瑟（1805—1845），奥地利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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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马拉提文，印度的一种语言，使用者分布在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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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5.希特勒初露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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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个颠扑不破的法则，恰好是它总不让同时代人在初始阶段认清那些决定他们时代的巨大运动。所以我想不起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见希特勒这个名字的。多年来，我们被迫每天、几乎每一秒钟都在一定关联之中，要想到这个名字或者说出这个名字。叫这个名字的人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灾难，比所有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多。反正相当早的时候我就听见了这个名字，因为我们萨尔茨堡和慕尼黑只隔开两个半小时的铁路路程，慕尼黑也算得上是个邻近城市。因此哪怕是当地的本埠消息，我们也会很快获悉。我只知道，有一天，——具体日期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有个熟人从那边过来，连连抱怨慕尼黑又要不得安宁了。特别是那个名叫希特勒的鼓动家，口吐狂言，粗野不堪，甚至用大打出手的办法破坏群众聚会，用极端庸俗低级的方式攻击共和国[1]，攻击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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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字进入我的脑海，毫无分量，毫无影响。我听过之后也就忘了。因为当时在残破不堪的德国，曾经出现过多少鼓动家和政变分子，他们不久又重新消失，他们的名字今天早已无声无息。诸如埃尔哈特舰长[2]和他的波罗的海部队，沃尔夫冈·卡普[3]，政治杀手，巴伐利亚的共产党人，莱茵地区的分裂主义者，志愿军的首领等等。几百个这样的小水泡在发酵的污水池中泛起，挤来挤去，一旦破裂，只剩下一股臭气，明显地暴露出尚未愈合的德国创口上暗自发生的腐烂过程。便是那份新版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出的小报《米斯巴赫报》（由它发展出日后的《人民观察家报》[4]），我也只接触过一次。米斯巴赫本来就是一个小而又小的村庄，报纸又写得粗俗不堪，谁会去关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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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接着在我几乎每周都要过去的临近的边界地区赖兴哈尔和贝尔希特斯戛登，突然出现了一些小型的和越来越大型的部队。这些年轻人都穿着高筒皮靴，褐色衬衫，每个人胳臂上都戴着一个颜色刺眼的卐字袖章。他们组织大会和队列式，一面唱歌一面高呼口号，列队走过大街，把巨型横幅贴在墙上，涂上卐字符号。我第一次意识到，在这些突然出现的队伍后面，一定有人给予财政资助，也有一些颇有势力的人物在暗中支持。不是希特勒一个人，此人当时不过在巴伐利亚的啤酒窖里发表发表讲演而已，他还不可能把这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装备成这样昂贵的一台机器。势必有更加强劲有力的手把这崭新的“运动”推向前进。因为他们的制服是簇新锃亮的。在一个穷困匮乏的时代，这些派到一个又一个城市去的“冲锋队员”，却能支配一大批令人吃惊的崭新的小轿车、摩托车和载重汽车，而真正的退伍军人却穿着褴褛的制服到处踯躅。有军事领导人员在对这些年轻人进行战术训练，这是显而易见的，——要不就像当时人们说的，在对他们进行“准军事的”纪律训练——而国防军自己想必亲自对于向他们志愿提供的这批材料进行有规律的技术训练，希特勒自己从一开始就在国防军的情报机关里充当密探。我不久碰巧有机会观看了一次这样事先训练的“战斗活动”。在一个边境地区，恰好有社会民主党党员以和平的方式举行大会，突然有四辆载重汽车风驰电掣般开来，每辆车上都装满了手执橡皮棍的国社党青年，完全像我当年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看见的那样，他们以飞快的速度对毫无准备的群众发起突然袭击。他们采用的是从法西斯党徒[5]们那儿学来的同一种方法，只是经过了军事方面更加精确的训练，按照德意志的精神，直到细枝末节都全做了系统的准备。这些冲锋队员听到一声哨子响就闪电般从汽车上跳下，用手里的橡皮棒见人就抽，只要那人拦了他们的路。在警察干预之前，趁工人们还没集合起来，他们已经重新跳上汽车，绝尘而去。我感到惊诧的是，这些人从车上跳下跳上的精准技术，只要队长的哨子尖叫一声，他们就立即执行。我看到，每一个小伙子事先都牢记在心，该做什么动作，该从汽车的哪个轮子跳上汽车，该坐哪个座位，而不至于影响下一个人上车，从而搅乱全局。事情绝不仅仅关系到个人的机敏灵巧，而是每个动作都必须事先在兵营里和练兵场上训练几十次乃至几百次。从一开始，这个部队就受到关于进攻、暴力和恐怖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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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们就听到更多在巴伐利亚州进行这种地下演习的消息。等大家上床睡觉以后，年轻的小伙子们偷偷溜出家门，集合起来进行夜间的“野外训练”。现任的或者退伍的国防军军官们，得到国家或者该党的一些秘密的赞助者的资助，训练这些队伍。而官方对于这种罕见的夜间演习并未多加注意，它们是真的睡着了呢，还是故意闭上眼睛视而不见？他们是认为这个运动无关紧要，还是甚至暗地里在促进这一运动蔓延开去？反正等到这一运动突然发展壮大，其手段之残暴，动作之迅速，也使那些地下支持运动的人大吃一惊。一天早晨，官方一觉醒来，慕尼黑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6]。所有的官方机构都被占领，各家报纸被人用手枪强迫，暴动者得意洋洋地宣布革命业已成功。浑然不觉的共和国只是做梦似的抬头仰望，就像有舞台上的神仙从九霄云中出现，那就是鲁登道夫，此人是许多自以为能在智力上胜过希特勒的人当中的第一个，结果非但未能智胜希特勒，反而被希特勒愚弄了一番。上午，那个旨在夺取德国的著名暴乱开始，中午（我在这里并不想讲述世界史），这场暴动众所周知，就告结束。希特勒仓惶奔逃，不久就被捕获；这个运动似乎就此烟消云散。这一年，1923年，卐字旗和冲锋队都一举消失，阿道尔夫·希特勒这个名字也几乎被人遗忘，没有一个人再把他想成一个可能掌权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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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几年之后，他又突然出现。这一次，民众不满的汹涌波涛把他高高举起。通货膨胀，工人失业，政治危险，不可忽视的是，外国干预的愚蠢，使得德国百姓群情激愤。德意志人民的各个阶层都极为强烈地要求建立秩序。对于德意志人民而言，秩序历来高于自由和权利。甚至歌德都说过，漫无秩序，他深恶痛绝，甚于憎恶不公正的行为，——谁若答应建立秩序，从一开头就会赢得几十万民众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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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还一直没有觉察到危险，作家当中少数人真的花了点功夫读了希特勒的书[7]，也并没有研究他提出的纲领，而是嘲笑他他那单调乏味的散文文体，浮夸堆砌，装腔作势。各大民主报纸非但不向读者发出警告，反而每天都一而再地宽慰读者，这个运动的确辛辛苦苦地用重工业方面的金钱资助和大胆举债的方法，来支付它庞大的宣传鼓动的费用，明后天不可避免地就会彻底崩溃。也许国外从来就没有理解德国这些年对希特勒这个人和他日益增长的势力如此低估、如此不当回事的真正理由：德国不仅一直是个等级国家，而且在这个等级理想中，除了等级观念，还有对“教育”的不可动摇的过高估计和极度崇拜这一重负。在那里，除了几位将军之外，国家的高级职位，往往是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保留的；在英国有劳合·乔治[8]，在意大利有加里波的和墨索里尼，在法国有布里昂[9]，的确是出身平民，平步青云，成为国家职位最高的政治家。对于德国人而言，一个连市立中学都没有上完，更不用说大学毕业，一个在男子收容所里过夜，以至今尚未澄清的方式好几年都过着一种不清不楚生活的人，竟然能够接近一位封·斯泰因男爵，一位俾斯麦，一位比洛[10]侯爵曾经担任过的职位。再也没有比这种教育的倨傲更加误导德国知识分子，把希特勒还看成那个啤酒窖里的鼓动家，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真正危险人物的了。而这时希特勒早已通过那些隠在幕后的牵线人，在极不相同的圈子里赢得了强劲有力的帮手。即使当他在1933年那个正月天[11]变成了总理，很多人，甚至那些自己把他推上这个位置去的人，都只把他看成这个位置的临时占有者，把国社党的统治看成一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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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玩世不恭的天才技巧，当时第一次大规模地展现出来。几年来他向各个方面都作出允诺，把各党派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全都争取过来。他们每个人都认为拥有神秘力量，可以支配这个“籍籍无名的士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希特勒日后在大政方针方面施行的这同一技巧，在此庆祝其第一次辉煌胜利，那就是信誓旦旦地用德意志的忠诚，恰好和他打算一一消灭和彻底灭绝的那些人缔结联盟。他善于通过允诺，向各方面进行蒙骗，以致在他上台掌权之日，互相尖锐敌对的各个阵营全都欢声雷动。在多尔恩（Doorn）[12]的拥护君主制的分子，认为希特勒是皇帝最忠实的开路先锋。同样欢欣鼓舞的，是在慕尼黑的维护维特尔斯巴赫[13]家族的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他们也把希特勒当作“自己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希望，希特勒会帮他们把柴火劈好，供他们生炉子取暖；他们的领袖胡根贝尔格[14]和希特勒签订过协定，保证他在希特勒的内阁中占据最重要的席位， 以为这样一来他的地位就十拿九稳——当然尽管他有双方的协议为凭，希特勒上台后最初几周里就把他一脚踢开。重工业方面感到，通过希特勒他们就消除了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症，于是如释重负，他们看到几年来他们暗中资助的那个人，如今上台掌权；与此同时，那些家道中落的小资产阶级热情洋溢地松了口气，希特勒在上百个群众大会上向他们许诺，要“打破利息奴役”。小商贩们想起了希特勒允诺关闭大百货商店，这是他们最危险的竞争对手（这项允诺从未得到实现）。军人特别欢迎希特勒，因为他拥有军国主义思想，辱骂和平主义。甚至于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看见希特勒的崛起，并不是那么怒目相向，因为他们希望希特勒能把他们的死敌，那在他们背后拼命挤对他们的共产党人干掉。极端不同、彼此对立的各个党派都把这个“籍籍无名的士兵”视为他们的朋友。他向每个阶层，每个党派，每个方面允诺一切，向他们发誓赌咒——甚至德国犹太人也并不太感到不安。他们自欺欺人，认为一个“雅各宾部长”也就不再是雅各宾党人[15]了——一位德意志帝国的总理，自然而然地会把一个宣扬排犹主义的鼓动家的那些庸俗主张统统废弃。最后，在这个人民的权利根深蒂固的国家，议会的大多数议员是反对他的。每一个国民都认为，根据庄严宣誓制定的宪法，国民的自由和平等全都会得到保障。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希特勒怎么可能强行通过暴力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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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发生了“国会纵火案”，议会就此消失。戈林[16]放出他的爪牙，德国国内一切权利全都一举摧毁。大家惊惶失措地听说，在这和平时期也建造了集中营，在军营里安置了秘密的小黑屋。无辜的人们未作法律审讯、未经任何手续就在小黑屋里处决。大家对自己说，这只可能是第一拨无谓愤怒的爆发，这样的事情在二十世纪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然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头而已。国际社会怵然惊醒，开始拒绝相信这种无法相信的事情。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看见了第一批难民。他们夤夜爬过萨尔茨堡山或者涉水游过边境线上的界河。这些人饿得不行，衣衫褴褛，神情慌乱。随着这一批人，惊恐万状地挣脱非人暴行的逃亡就此开始，接着逃往世界各地。可是在我亲眼看见这些逐客之时，我还是没有预感到，他们脸色苍白的面孔已经预示了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将成为这一个人的权力狂欲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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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三四十年形成的内心对世界的信念，在短短几个礼拜里彻底改掉。我们对法理的观念根深蒂固，我们深信有一种德国的、欧洲的、世界的良心存在。我们坚信，非人性的行径有个限度，它面对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会一劳永逸地自行消亡。既然我在这里试图尽可能地保持老老实实的态度，那我必须承认，我们大家在1933年，甚至在1934年，每一次对于在德国和奥地利几周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哪怕只是其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认为不可能发生。当然：我们这些自由、独立的作家从一开头就清楚地知道会碰到一些麻烦，一些不愉快，一些敌意。“国会纵火案”发生之后，我就立即对我的出版家说，不久我的书在德国就不能销售了。我忘不了我的出版家听了这话露出的惊愕神情。他当时，这是1933年，还不胜惊讶地说道：“谁会禁止您的著作出版，您可从来没有写过一句反对德国的话或者卷到政治中去。”你瞧：像焚烧书籍，钉书在耻辱柱上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几个月之后就会成为事实，而在希特勒上台后一个礼拜，即使对于卓有远见的人士而言，还依然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纳粹分子在推行肆无忌惮的骗术时，在世界还没经受考验之前，避免把他们目的所蕴藏的极端暴戾全都暴露出来。所以他们非常谨慎地施行他们的方法：总是只给人服用一剂苦药，然后休息一下。总是只给一粒丸药，然后等上一会儿，看它是否药性过猛，看世界良心能否容忍这个剂量。既然欧洲的良心——这是我们文明之害，也是我们文明之耻——忙不迭地强调绝不参与德国事务，因为这些暴行还在“国界之外”发生，纳粹下的药量便越来越重，直到最后，整个欧洲都毁在这些暴行之上。希特勒的作为再也没有比这种缓缓试探反应，逐步增加压力来对待一个在道德上、不久在军事上也越来越衰弱的欧洲更富天才的了。便是内心早已打定主意，要在德国消灭任何自由言论、任何独立著作的行动，也是在采用那种试探反应的方法之后进行的。他们并不是一上来就马上颁布一项法令——法令要到两年之后方才出台——一下子就禁止销售我们的著作；而是首先只轻轻地迈出一小步试探一下，看这一招能走多远，他们让一群无法公开负责的人、一些国社党的大学生们首先发难，攻击我们的书籍。他们制造出“人民的义愤”，来把早已决定的对犹太人的封锁贯彻下去。他们也采用同样的手法，给大学生们一个暗号，把他们对我们著作的“愤怒”公开表现出来。德国大学生有机会表现他们的反动思想，欣然响应。他们驯从地在每个大学集合起来，把我们的书籍一堆堆地从书店里取出来，带着这些战利品，高举迎风飘扬的旗子，列队前往一个公开的广场。他们或者按照古老的德国习俗——中世纪顿时成了一张王牌——把这些书钉在耻辱柱上，钉在公开的行刑柱上——我自己就有一本我的书被人用钉子钉穿了，这是我的一个大学生朋友在这样一次行刑处决之后救出来送给我当作礼物的。要不然就把这些书放在大型的柴火堆上烧成灰烬——既然不许把人活活烧死，这很遗憾，他们便一面朗诵爱国主义的警句格言，一面烧书，——虽说宣传部长戈培尔[17]犹豫了很久，到最后时刻才决定对焚书一事表示赞许，但是这依然只是一个半公开的措施。德国当时还很不情愿和这种行为联系在一起，这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公众对于大学生这种焚书侮人事件丝毫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只要还没有以囚禁和集中营相威胁，我的著作在1933年和1934年几乎和此前销售的情况一样，尽管困难重重，受到百般刁难，首先必须把那道极为了不起的《保护德意志人民》的法令变成法律，把印刷销售和传播我们的作品宣布为政治罪行，为了用暴力的手段把我们和几十万、几百万德国人割裂开来，这些德国人即使现在还更喜欢阅读我们的作品，甚于阅读那些突然被他们胡吹乱捧出来的“热血和土地”诗人[18]的作品，愿意一路忠实地陪伴着我们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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