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7190 这个事件在喧嚣声中落幕时，我在国外。因为我感到奥地利骚动不宁的情况使我没法安宁地工作。我在萨尔茨堡的住宅离边界如此之近，我单凭肉眼就能看见贝尔希特斯戛登山。阿道夫·希特勒的房子就建造在那座山上。这可是个不怎么使人愉悦，却非常使人不安的邻居。德意志帝国的边界就近在咫尺。当然也使我有机会，比我在维也纳的朋友能够更好地判断，奥地利的形势极为危险。维也纳的人们坐在咖啡馆里，甚至连那些政府部门的官员，都把国家社会主义视为“国境那边”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和奥地利有任何牵连。难道组织严密的社会民主党不在这里吗？几乎半数居民都是团结一致支持他们的。自从希特勒的“德意志基督徒”公开迫害基督教徒，并且明目张胆地公开宣称他们的元首“比基督更加伟大”，我们的教权主义党不是也和社会主义党人联合起来一同激烈反抗吗？法国、英国、国联不是奥地利的保护者吗？墨索里尼不是明确表示充当奥地利的保护国，甚至保证奥地利的独立自主吗？甚至犹太人也并不忧心忡忡，就仿佛那些剥夺医生、律师、学者、演员就业权利的行径是在中国发生的，而不是在距离他们只有三小时路程的国境那边，是在同一个语言区里发生的事情。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寓所里，乘坐他们的汽车出游。另外，每一个人都有一句自我安慰的口头禅：“这种事，长不了。”而我却回想起在我短暂的俄罗斯之行时和我当时的出版家在列宁格勒进行的一次谈话。他告诉我，他从前是个多么有钱的富豪，拥有哪些美丽的名画。我便问他，为什么革命爆发后，他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立即离家去国。“唉，”他这样回答我，“当时谁会相信，像苏维埃共和国和士兵共和国这样一种事情，会延续两个礼拜以上？”出于同样生存意志的同样错觉，在自我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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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92 当然在萨尔茨堡，紧挨着边界，看事情就清楚得多。开始时不断有人在狭窄的界河上来来去去，小伙子们夜里悄悄地溜到河对岸去参加训练，宣传鼓动员们乘坐汽车或者拿着登山棍装扮成普普通通的“旅游者”越过边境线到这边来，在各个阶层都组织他们的“支部”，他们开始招兵买马，同时进行威胁，谁若不及时表态，以后将不得不付出代价。这番恫嚇吓唬住了警察和政府官员。我越来越感到人们举止有些反常，看出他们开始动摇。在生活中，微小的个人经历往往最有说服力。我在萨尔茨堡有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一位相当有名的作家。我和他三十年来友好交往亲密无间。我们互相以“你”相称，互赠自己的书籍，还写上献词，每周相聚一次。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这位老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在一起，我发现他立刻在一个对他而言完全漠不相关的橱窗前面驻足观看，背朝着我饶有兴趣地把橱窗里的什么东西指给那位陌生先生观看。我心想，这可真是奇怪，他肯定看见我了啊。不过这也可能只是偶然。第二天，他突然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到我家里来闲聊片刻。我表示赞同，心里觉得有些惊讶，因为平时我们总是在咖啡馆里见面的。事后发现，他这样急匆匆地要来我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告诉我。我立刻明白，他一方面想维持和我的友谊，另一方面不愿让人怀疑自己是犹太人的朋友，所以不愿在这个小城市里再让人看见他和我交往密切。这可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久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有一批常来我家串门的熟人再也不复露面，我的地位相当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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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94 我当时没有想过要离开萨尔茨堡，一去不返；但是我下定决心，比平时更加乐意在国外度过这个冬天。这样可以避免所有这些细小的紧张关系。可是我没有预想到，当我在1933年10月离开我那美丽的住宅时，这已经是一种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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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96 我原来的目的是，正月、二月在法国度过，进行写作。我喜欢这个美丽的灵气十足的国家，视之为我的第二故乡，在那里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瓦莱里、罗曼·罗兰、儒勒·罗曼、安德烈·纪德、罗杰·马丁·杜·加尔、杜阿美尔、维尔德拉克、让·理查·布洛希，这些文坛的领袖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的著作在那里拥有的读者之多和在德国几乎相同，没有人把我当作外国作家，当作外国人。我爱这个民族，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巴黎这座城市，我在那里觉得就像在家里一样，每当火车在北火车站进站，我就觉得我“回家”了。但是这一次由于情况特殊，我比往常出国更早出发，打算过了圣诞节才到巴黎。那么中间这段时间到哪儿去呢？这时我想起来，从我当大学生的时候起，我其实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没有再到英国去过。我对我自己说：为什么我每次出国总是前往巴黎，为什么不到伦敦再去过上十天半个月，为什么过了那么多年不用另外的目光再看看那些博物馆，再看看这个国家，这座城市。于是我没有乘坐快车开往巴黎，而是乘坐快车前往加莱，在三十年后，照例在十一月天的浓雾中，又在维多利亚车站下车。到站后，我惊讶的只是，我不是乘坐出租马车前往我的旅店，而是乘坐一辆汽车。阴凉柔软的灰色浓雾依然和从前一样。我还没有向这座城市瞥上一眼，但是我的嗅觉经过三十年，还依然重新认出这奇特刺鼻的、浓重潮湿的空气，似乎在近处把你包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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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98 我随身携带的行李很少，同样我的期待也有限。我在伦敦几乎可说毫无友情联系，就是在文学上，我们大陆作家和英国作家之间也很少联系。他们有一种自己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并且在他们自己的传统之中自己发生作用。这种传统我们也无法完全接近：我想不起来，从世界各地寄到我家里、送到我桌上的许多书籍，曾经有过一本是英国作家作为同事之间礼尚往来的礼物寄给我的。我在赫勒罗（Hellerau）和萧伯纳见过一面。威尔斯曾经到萨尔茨堡我家里来看望过我一次。我自己的著作虽然全都译成了英文，但是不大出名；英国始终是我的作品发生影响最小的国家。我和我的美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的出版家都变成了个人的朋友，可是在英国发表我作品的那家公司的人，我还一个都没有见过。因此我有思想准备，我这次在英国一定和三十年前一样，感到同样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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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00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几天后，我在伦敦感到难以形容的舒服，并不是因为伦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是我自己变了。我已经年纪大了三十岁，经历了充满紧张和过分紧张的战争和战后年代，如今强烈渴望又一次能非常悄然无声地生活，不想听到政治事件。不言而喻，在英国也有党派，辉格党和托利党，一个保守而自由的党和工党，但是他们的讨论与我毫不相干。在文学界，毫无疑问也有不同派别和流派，争吵和隐而不见的对抗，但我在这里完全是局外人。其实真正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终于又感到置身于一种极为文明、文质彬彬、毫不激动、不怀仇恨的气氛之中。最近这些年严重毒害我生活的，莫过于总感到在国内、在我身边的城市里充满了仇恨和紧张关系，我永远得使劲挣扎，别卷入这些争论。在英国，民众并没有同样搞得心烦意乱，这里和我们那些因为通货膨胀这个巨大的欺骗弄得道德败坏的国家相比，在公众生活中，还具有一种更高的遵纪守法、诚实正直的标准。人们生活得更加平静，更加满足，更加关注自己的花园和自己小小的嗜好，甚于关注自己的邻居。在这里可以呼吸、思考和深思熟虑。但是真正留住我的，是一项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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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02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我的《玛丽·安多奈特》[30]刚刚出版，我正在阅读我的《埃拉斯莫斯》[31]一书的校样，我试图在这本书里描绘一位人文主义者的精神肖像。尽管他比那些职业的世界改造家们更清晰地了解时代的荒谬，但可悲的是，他未能以他所有的理性来阻止这个时代的荒谬。完成了这幅隐蔽的自我描述之后，我的目的乃是撰写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写传记我已经写够了。可是恰好在第三天，我在大英博物馆里被我旧日的收集手稿的激情所吸引，仔细观看在公开的大厅里展出的文献。其中有一份是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公开处死的手写的报告。我不由得问我自己：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一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她的确参与了她第二位丈夫的谋杀案，还是说她并非同谋？反正晚上无书可读，我就买了一本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书。这本书是首颂歌，像捍卫圣女似的捍卫这位苏格兰女王，写得平平淡淡，有些愚蠢。我那不可救药的好奇心，又驱使我在第二天另买一本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书。此书所述差不多与上一本书的内容截然相反。这个案例这下开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打听是否有一本真正可靠的书，谁也没法给我举出一本。我就这样边寻觅边打听，不由自主地就开始进行比较，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已开始动笔撰写一本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著作，让我在图书馆里又呆了好几个星期。当我1934年初又回到奥地利去时，我已决心重新回到我已开始喜欢的伦敦，在那里静静地完成这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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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04 我到奥地利，用不着两三天的功夫就看见在这短短几个月里，形势已经恶化。从英国寂静安全的气氛，来到为种种热病和各种斗争弄得震颤不宁的奥地利，就像在一个酷热的纽约七月天，从一间空气清凉、装了空调的房间突然走到火热滚烫的大街上去。国社党的压力开始摧毁了教权主义者和市民阶级各个阶层的精神抵抗力，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经济压力和失去耐心的德国，旨在颠覆奥地利所施加的压力。道尔弗斯政府想到维护奥地利的独立自主，不受希特勒的侵略，越来越拼命地寻求最后的支柱。法国和英国离得太远，而且也过于漠不关心。捷克斯洛伐克还对维也纳怀有旧日的怨恨和抵触——于是只剩下意大利，它当时还力争成为奥地利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保护国，以便保护阿尔卑斯山的各条通道和特利埃斯特。当然，为了给予这样的保护，墨索里尼要价甚高，要求奥地利得适应法西斯的倾向，这样议会和民主也就此终结。而要做到这点，如果不消灭奥地利最强大的组织最完善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或者剥夺此党的政治权利是不可能的。而要摧毁此党，除了采用暴力，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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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06 为了进行这种恐怖主义的行动，道尔弗斯的前任伊格纳茨·赛泊尔已经建立了一个组织，所谓的“家国军”。从外表上看，它体现的是想象得到的最寒碜的一件事了，卑微的外省律师啦，退伍的军官啦，可疑人物啦，找不到工作的工程师啦，每个人都资质平庸，深感失望，大家都彼此仇恨，胸怀怨毒。最后找到了一个年轻的侯爵斯塔尔海姆贝尔格[32]来充当所谓的首领。此人从前蹲在希特勒的脚下，破口大骂共和国和民主。如今领着一帮雇佣来的士兵，充当希特勒的对手，到处乱窜，宣布“要人头滚滚落地”。到底这批家国军要干哪些好事，谁也搞不清楚。他们实际上别无其他目的，只是想方设法的要过上好日子。他们全部力量所在便是墨索里尼的拳头，是墨索里尼在推动他们往前走。这些所谓的奥地利爱国者使用意大利提供给他们的刺刀，锯下他们坐着的那根树枝，这点他们没有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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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08 社会民主党更加清楚地理解，真正的危险究竟何在。照理他们不用害怕公开的争斗，他们拥有自己的武器，可以举行总罢工，使全部铁路、全部自来水厂、所有的发电厂瘫痪。但是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希特勒就只等着这样一种所谓的“赤色革命”爆发，这样他就有借口作为“拯救者”开进奥地利。所以社会民主党人觉得还不如放弃他们一大部分权利，甚至牺牲议会，来达成一个可以忍受的妥协。面对奥地利在希特勒主义的阴影之下身陷困境，所有理性的有识之士都赞成采取这样一种弥补的办法，甚至道尔弗斯似乎也倾向于和解，他手段灵活，野心勃勃，但是绝对现实主义。但是年轻的斯塔尔海姆贝尔格和他的同伙费伊[33]少校，此人后来在刺杀道尔弗斯案件中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他们要求保卫联盟（Schutzbund）缴出武器，民主和市民自由的任何痕迹都得消除得一干二净。对于这样一种要求，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两个阵营之间互相发出威胁，传来传去。大家都感觉到，一项决定挂在空中悬而未决，我感觉到这种普遍的紧张气氛，我心有预感，不由得想起莎士比亚的名句：“So foul a sky clears not with out a storm[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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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10 我在萨尔茨堡只呆了几天，不久又继续乘车前往维也纳。恰好在二月份这头几天，风暴终于到来。家国军在林茨袭击了工人联合会之家，为了端走那里的军火库，他们以为军火就存放在那里。工人立刻发动总罢工作为回答，道尔弗斯旋即下令，用武力把这个被迫挑起的“革命”镇压下去。于是正规的国防军用机关枪和大炮对付维也纳的工人住房。挨家挨户进行战斗，激战了三天之久。欧洲的民主力量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最后一次是在西班牙。工人坚持了三天，然后屈服于技术上占优势的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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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12 这三天我在维也纳，成了这场决战和奥地利的独立自杀身亡的证人。既然我要成为诚实无欺的证人，必须承认这乍一看显得荒谬绝伦的事实：我自己对于这场革命却是一点也没有看见。谁若打算对他的时代作出一幅尽可能真实可信、形象鲜明的画幅，也必须要有勇气，使那些具有浪漫主义设想的人彻底失望。在一座现代化城市庞大无比的空间里，现代的革命其实只在为数极少的几个地方发生。因此大多数居民完全看不见革命的进程，我觉得这似乎是现代革命的技术和特性最为典型的特点了。所以，在1934年2月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几天里，我身在维也纳，却对于在维也纳发生的这些举足轻重的事件一点也没看见，而且丝毫也不知道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这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用火炮进行了轰击，房屋被占领，几百具尸体被搬走——我可一具尸体也没看见。在纽约、伦敦、巴黎，每个人看报，对于我们这里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比我们这些似乎是目击证人的人知道得更多。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离开决定性事件不过十条街道之遥，却比那些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人知道得更少。这一令人惊讶的现象，我以后一而再地得到了证实。当道尔弗斯在几个月以后的中午时分在维也纳被人刺死，我在下午五点半已经在伦敦各条街上张贴的号外上看到了这则消息。我立刻设法和维也纳通电话；令人惊讶的是，电话立刻接通，但是使我更加惊讶的是，在维也纳，离外交部只有五条街，人们对这事了解的情况还不如伦敦每个街角的号外。因此，譬如说，我对维也纳这场革命的经历便只能表述它否定的方面。今天，一个同时代人，若不是碰巧处于一个决定性的位置，对于那些会改变世界面貌和他自己生活的事件将知道得十分稀少。我自己的经历仅仅是：我和一位歌剧院的芭蕾舞女导演玛尔加累特·瓦尔曼[35]有约，在环行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我步行前往环形大道，正下意识地想要穿过这条大街，突然有几个身穿急忙抓来的旧日军装、手握步枪的人向我走来，问我要上哪儿。我告诉他们我要到那家J.咖啡馆去，他们就平静地让我通过。我既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老近卫军在街上站岗，也不明白他们到底目的何在。事实上当时在郊区已经激烈交火战斗了几个小时；但是在内城，大家还一无所知。等我晚上回到饭店想要结账的时候，因为我第二天上午打算回萨尔茨堡去，那个门房对我说，他担心我恐怕走不成了，因为铁路停运。铁路工人在罢工，另外在郊区还出了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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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14 第二天各报关于社会民主党进行的一次起义登载了相当模糊不清的报导。这次起义多多少少已被镇压下去。实际上，战斗在这一天才达到最激烈的程度。政府决定动用机关枪之外，还动用大炮来对准工人的住房。但是炮声我没有听见。倘若当时整个奥地利被人侵占，不论是被社会民主党人还是被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还是被共产党人占领，我也会同样知之甚少，就像当时慕尼黑居民那样，他们第二天早上一觉睡醒，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报》获悉，他们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城市的内部一如既往，一切照旧，平静如初，秩序井然。而在郊区，战斗激烈。我们愚蠢地相信官方的报告，一切都已平息，都已解决。我在国立图书馆里查阅什么资料，像个大学生坐在那里和往常一样进行研究。所有的商店全都营业，人们丝毫也不激动。到第三天，一切都已过去，大家才逐渐获悉真相。第四天，铁路刚一开通，我就一早返回萨尔茨堡。有两三个熟人在街上遇见我，马上就向我提出一大堆问题，在维也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毕竟是这场革命的“目击证人”，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你们最好买份外国报纸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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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16 奇怪的是，与这些事件相联系，我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是在下午从维也纳回到我在萨尔茨堡的家里的，发现几大堆校样和信件，我一直工作到深夜，为了把这些没有处理的事处理完毕。第二天一早，我还躺在床上，就有人敲门。我们忠实的老仆人只要我没告诉他一个明确的时间，平时从不叫醒我。他这时跑来，一脸慌张，让我下楼去，有几位警察局的先生说要见我。我有些惊愕，披上睡袍，来到楼下。有四位身穿便衣的警察对我说，他们奉命要搜我的家；要我缴出家里藏匿的共和国保卫联盟的武器之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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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18 我必须承认，我第一时间过于惊讶，竟什么话也答不上来。共和国保卫联盟的武器藏在我的家里？这事太过荒谬。我从未属于任何政党，从未关心过政治。我有好几个月没在萨尔茨堡，且不说这一切，我家的房子坐落在城外的山上，谁若拿着一把步枪或者一件武器走到我家，大家都会看见。竟然把军火库安置在我家里，这简直是世上最可笑的事情。我不作任何回答，只冷冷地说了一句：“您请查吧。”这四个侦探走遍我家的房子，打开了几个箱子，敲了敲几堵墙壁。我从他们干这些事情时懒懒散散的样子，立刻看出搜查只是走走过场，他们谁也没有当真相信这屋里有个军火库。半个小时后，他们宣布搜查已经结束，立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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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20 为什么这出闹剧当时使我如此愤怒，可惜已经需要做一个历史性解释加以说明。因为最近几十年，欧洲和全世界几乎已经忘记，从前个人的权利和国民的自由是多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1933年以后，随意抄家，无端拘捕，财产充公，扫地出门，驱逐出境，遣送流放和其他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得出的使人屈辱的形式，几乎已成家常便饭。我认识的欧洲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这类事情。但是当时，在1934年初，在奥地利进行一次抄家，还是一个天大的污辱。像我这样一个完全远离任何政治、多年来连选举权也不行使的人，偏偏给挑选出来，必有特殊原因。事实上也真是一件典型的奥地利事件。国家社会主义党员一夜又一夜用炸弹和爆炸物品弄得居民不得安生，萨尔茨堡的警察局被迫要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这样一种监督，无非是想显示勇气。这很成问题，因为早在当时纳粹党就采用了恐怖手段。官方机构每天都接到许多恐吓信，威胁官方，若敢继续“迫害”国家社会党人，定将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要说报复，国社党人绝对百分之百地说话算数。在希特勒开进奥地利以后，最忠实的奥地利官员第二天全都送进集中营。所以官方似乎有这样的打算，想以抄我的家来昭告众人，施行这种安全措施对谁也不会有所顾忌。而我却从这件本身并不怎么了不起的小小插曲背后，感觉到奥地利的形势是多么严峻。德国对奥地利施加的压力是何等沉重。自从那次官方来人造访之后，我已不再喜欢我的这幢房子，某种感觉告诉我，这样的插曲，只是进一步更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小心翼翼的前奏而已。当天晚上我就开始把我最重要的文件装进箱子，下定决心，从此一直在国外生活。这次分离不仅离开了房子和国家，因为我的家人[36]依恋这幢房子，把它视为故乡，她爱这个国家。可是对我而言，个人自由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两天之后，我启程回到伦敦，没有向我的朋友和熟人中的任何人透露我的意图；一到伦敦，我做的第一件事情：通知萨尔茨堡的官厅，我已明确地放弃了我的住处。这是我迈出的脱离我故乡的第一步。但是我从维也纳经历的那几天，知道奥地利是完了——当然我还没有预见到，这一来我失去了多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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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22 [1] 即当时的德意志共和国，史称魏玛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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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24 [2] 赫尔曼·埃尔哈特舰长（1881—1971），德意志帝国海军军官，排犹，反对魏玛共和国，曾进行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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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26 [3] 沃尔夫冈·卡普（1858—1922），德国行政官员，于1920年与埃尔哈特舰长、鲁登道夫将军一同进行反共和国的武装暴动，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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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28 [4] 纳粹党的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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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30 [5] 指的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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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32 [6] 1923年11月8至9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发动慕尼黑武装暴乱，暴乱被镇压，希特勒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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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34 [7] 指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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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36 [8] 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16至1922年领导战时内阁，1926至1931年任自由党党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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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238 [9] 阿罗斯蒂德·布里昂（1862—1932），法国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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