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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萨尔茨堡只呆了几天,不久又继续乘车前往维也纳。恰好在二月份这头几天,风暴终于到来。家国军在林茨袭击了工人联合会之家,为了端走那里的军火库,他们以为军火就存放在那里。工人立刻发动总罢工作为回答,道尔弗斯旋即下令,用武力把这个被迫挑起的“革命”镇压下去。于是正规的国防军用机关枪和大炮对付维也纳的工人住房。挨家挨户进行战斗,激战了三天之久。欧洲的民主力量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最后一次是在西班牙。工人坚持了三天,然后屈服于技术上占优势的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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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天我在维也纳,成了这场决战和奥地利的独立自杀身亡的证人。既然我要成为诚实无欺的证人,必须承认这乍一看显得荒谬绝伦的事实:我自己对于这场革命却是一点也没有看见。谁若打算对他的时代作出一幅尽可能真实可信、形象鲜明的画幅,也必须要有勇气,使那些具有浪漫主义设想的人彻底失望。在一座现代化城市庞大无比的空间里,现代的革命其实只在为数极少的几个地方发生。因此大多数居民完全看不见革命的进程,我觉得这似乎是现代革命的技术和特性最为典型的特点了。所以,在1934年2月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几天里,我身在维也纳,却对于在维也纳发生的这些举足轻重的事件一点也没看见,而且丝毫也不知道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这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用火炮进行了轰击,房屋被占领,几百具尸体被搬走——我可一具尸体也没看见。在纽约、伦敦、巴黎,每个人看报,对于我们这里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比我们这些似乎是目击证人的人知道得更多。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离开决定性事件不过十条街道之遥,却比那些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人知道得更少。这一令人惊讶的现象,我以后一而再地得到了证实。当道尔弗斯在几个月以后的中午时分在维也纳被人刺死,我在下午五点半已经在伦敦各条街上张贴的号外上看到了这则消息。我立刻设法和维也纳通电话;令人惊讶的是,电话立刻接通,但是使我更加惊讶的是,在维也纳,离外交部只有五条街,人们对这事了解的情况还不如伦敦每个街角的号外。因此,譬如说,我对维也纳这场革命的经历便只能表述它否定的方面。今天,一个同时代人,若不是碰巧处于一个决定性的位置,对于那些会改变世界面貌和他自己生活的事件将知道得十分稀少。我自己的经历仅仅是:我和一位歌剧院的芭蕾舞女导演玛尔加累特·瓦尔曼[35]有约,在环行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我步行前往环形大道,正下意识地想要穿过这条大街,突然有几个身穿急忙抓来的旧日军装、手握步枪的人向我走来,问我要上哪儿。我告诉他们我要到那家J.咖啡馆去,他们就平静地让我通过。我既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老近卫军在街上站岗,也不明白他们到底目的何在。事实上当时在郊区已经激烈交火战斗了几个小时;但是在内城,大家还一无所知。等我晚上回到饭店想要结账的时候,因为我第二天上午打算回萨尔茨堡去,那个门房对我说,他担心我恐怕走不成了,因为铁路停运。铁路工人在罢工,另外在郊区还出了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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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各报关于社会民主党进行的一次起义登载了相当模糊不清的报导。这次起义多多少少已被镇压下去。实际上,战斗在这一天才达到最激烈的程度。政府决定动用机关枪之外,还动用大炮来对准工人的住房。但是炮声我没有听见。倘若当时整个奥地利被人侵占,不论是被社会民主党人还是被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还是被共产党人占领,我也会同样知之甚少,就像当时慕尼黑居民那样,他们第二天早上一觉睡醒,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报》获悉,他们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城市的内部一如既往,一切照旧,平静如初,秩序井然。而在郊区,战斗激烈。我们愚蠢地相信官方的报告,一切都已平息,都已解决。我在国立图书馆里查阅什么资料,像个大学生坐在那里和往常一样进行研究。所有的商店全都营业,人们丝毫也不激动。到第三天,一切都已过去,大家才逐渐获悉真相。第四天,铁路刚一开通,我就一早返回萨尔茨堡。有两三个熟人在街上遇见我,马上就向我提出一大堆问题,在维也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毕竟是这场革命的“目击证人”,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你们最好买份外国报纸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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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与这些事件相联系,我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是在下午从维也纳回到我在萨尔茨堡的家里的,发现几大堆校样和信件,我一直工作到深夜,为了把这些没有处理的事处理完毕。第二天一早,我还躺在床上,就有人敲门。我们忠实的老仆人只要我没告诉他一个明确的时间,平时从不叫醒我。他这时跑来,一脸慌张,让我下楼去,有几位警察局的先生说要见我。我有些惊愕,披上睡袍,来到楼下。有四位身穿便衣的警察对我说,他们奉命要搜我的家;要我缴出家里藏匿的共和国保卫联盟的武器之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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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我第一时间过于惊讶,竟什么话也答不上来。共和国保卫联盟的武器藏在我的家里?这事太过荒谬。我从未属于任何政党,从未关心过政治。我有好几个月没在萨尔茨堡,且不说这一切,我家的房子坐落在城外的山上,谁若拿着一把步枪或者一件武器走到我家,大家都会看见。竟然把军火库安置在我家里,这简直是世上最可笑的事情。我不作任何回答,只冷冷地说了一句:“您请查吧。”这四个侦探走遍我家的房子,打开了几个箱子,敲了敲几堵墙壁。我从他们干这些事情时懒懒散散的样子,立刻看出搜查只是走走过场,他们谁也没有当真相信这屋里有个军火库。半个小时后,他们宣布搜查已经结束,立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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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出闹剧当时使我如此愤怒,可惜已经需要做一个历史性解释加以说明。因为最近几十年,欧洲和全世界几乎已经忘记,从前个人的权利和国民的自由是多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1933年以后,随意抄家,无端拘捕,财产充公,扫地出门,驱逐出境,遣送流放和其他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得出的使人屈辱的形式,几乎已成家常便饭。我认识的欧洲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这类事情。但是当时,在1934年初,在奥地利进行一次抄家,还是一个天大的污辱。像我这样一个完全远离任何政治、多年来连选举权也不行使的人,偏偏给挑选出来,必有特殊原因。事实上也真是一件典型的奥地利事件。国家社会主义党员一夜又一夜用炸弹和爆炸物品弄得居民不得安生,萨尔茨堡的警察局被迫要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这样一种监督,无非是想显示勇气。这很成问题,因为早在当时纳粹党就采用了恐怖手段。官方机构每天都接到许多恐吓信,威胁官方,若敢继续“迫害”国家社会党人,定将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要说报复,国社党人绝对百分之百地说话算数。在希特勒开进奥地利以后,最忠实的奥地利官员第二天全都送进集中营。所以官方似乎有这样的打算,想以抄我的家来昭告众人,施行这种安全措施对谁也不会有所顾忌。而我却从这件本身并不怎么了不起的小小插曲背后,感觉到奥地利的形势是多么严峻。德国对奥地利施加的压力是何等沉重。自从那次官方来人造访之后,我已不再喜欢我的这幢房子,某种感觉告诉我,这样的插曲,只是进一步更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小心翼翼的前奏而已。当天晚上我就开始把我最重要的文件装进箱子,下定决心,从此一直在国外生活。这次分离不仅离开了房子和国家,因为我的家人[36]依恋这幢房子,把它视为故乡,她爱这个国家。可是对我而言,个人自由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两天之后,我启程回到伦敦,没有向我的朋友和熟人中的任何人透露我的意图;一到伦敦,我做的第一件事情:通知萨尔茨堡的官厅,我已明确地放弃了我的住处。这是我迈出的脱离我故乡的第一步。但是我从维也纳经历的那几天,知道奥地利是完了——当然我还没有预见到,这一来我失去了多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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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当时的德意志共和国,史称魏玛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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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赫尔曼·埃尔哈特舰长(1881—1971),德意志帝国海军军官,排犹,反对魏玛共和国,曾进行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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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沃尔夫冈·卡普(1858—1922),德国行政官员,于1920年与埃尔哈特舰长、鲁登道夫将军一同进行反共和国的武装暴动,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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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纳粹党的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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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的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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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23年11月8至9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发动慕尼黑武装暴乱,暴乱被镇压,希特勒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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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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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16至1922年领导战时内阁,1926至1931年任自由党党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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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阿罗斯蒂德·布里昂(1862—1932),法国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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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伯恩哈德·封·比洛(1849—1929),德国政治家,1900至1909年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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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成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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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多尔恩(Doorn),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逃亡荷兰,住在多尔恩,这里从此成为德皇流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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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维特尔斯巴赫,巴伐利亚国王的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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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阿尔弗雷德·恩斯特·胡根贝尔格(1865—1951),德国企业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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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雅各宾党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有些雅各宾党人,一旦位居要津,也就不复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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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赫尔曼·戈林(1893—1946),是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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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极力维护希特勒政权和第三帝国的体制,希特勒自杀后不久,戈培尔夫妇毒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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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热血和土地”诗人,代表人物为弗里特里希·格里泽(1890—1975),德国作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为迈克伦堡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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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亨利希·曼 (1871—1950),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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