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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埃莱克特拉》和《玫瑰骑士》均为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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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英国戏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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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朱泽培·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浪漫派作曲家、歌剧作家，代表作有《弄臣》《茶花女》《阿依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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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三个人玩的纸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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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工匠歌手》，瓦格纳的著名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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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雅克布·路德维希·菲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1809—1847），德国著名作曲家，纳粹时期因是犹太人而遭到贬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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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威廉·富特万格勒（1886—1954），德国指挥家、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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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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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1885—1946），纳粹头目之一，反犹刊物《先锋报》主编。“二战”结束后，经纽伦堡审判，被处以绞刑。他的团队指他掌控下的新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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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玛丽·安多奈特》，是茨威格为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多奈特所写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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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埃拉斯莫斯》，是茨威格为荷兰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埃拉斯莫斯写的传记。这位人文主义者的性格中有茨威格的某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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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恩斯特·吕迪格·封·斯塔尔海姆贝尔格侯爵（1899—1956），奥地利政治家，“家国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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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埃米尔·费伊（1886—1938），奥地利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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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英语：要涤净这样臭气弥漫的空气，非有一场风暴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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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玛尔加累特·瓦尔曼（1901？—1992），奥地利-德国女舞蹈家，歌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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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我的家人，这里是指茨威格的第一任妻子弗里德里克·茨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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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6.和平的垂死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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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太阳已经陨落。我们的日子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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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露水和危险接踵而至；我们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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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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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索伦特当年并非高尔基的流亡地，英国开头几年也不是我的流亡地。奥地利继续存在，即使在那次所谓的“革命”和国家社会党人嗣后发动突然袭击，并且刺杀道尔弗斯，试图把这国家夺为己有之后，奥地利还依然存在。我的故乡为此还得垂死挣扎四年。我时刻都能回家，我并未遭到放逐，也未受到唾弃。我的书籍依然完好无损地放在我萨尔茨堡的房子里。我还拿着我的奥地利护照，故乡依然是我的故乡，我还是那里的公民——拥有充分权利的公民。那种可怕的没有祖国的状况还没有开始，凡是没有切身经历过这种状况的人，都对此无法解释。那是一种使人的神经备受煎熬的感觉，就仿佛清醒地睁着双眼在虚空之中跌跌撞撞地蹒跚，明明知道无论把脚迈向哪里，都随时随地会被人推了回来。但是我还只仅仅处于开始状况。当我1934年2月底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的时候，这次回来已是另外一种样子。反正你决定在这座城市里呆下去，和你只是作为客人踏入这座城市，同一个城市，看上去却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将在伦敦住多久。只有一点对我而言是至关紧要的：我又能重新开始进行我的写作，又能捍卫我内心的和我外在的自由：因为所有的财产都意味着固定的联系，所以我没有买房子，只租了一套小公寓，把我不愿舍弃的少量书籍安置在两个壁橱里，再放上一张书桌。这样我实际上就拥有了一个脑力劳动者身边所需要的一切，当然就没有空间来进行社交活动。但是我宁可住在最狭小的房子里，以便时不时地可以进行自由旅行：我的生活无意之中已成为临时安排，不再是长期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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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晚上——天色已经昏暗，墙壁的轮廓在夜色朦胧中变得模糊一片——我走进终于安排停当的小住宅，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似乎又走进了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布置的另一个小住宅。房间同样很小，只有墙上同样的书籍向我致以亲切的问候。还有就是布莱克的“约翰王”，他那双产生幻觉的眼睛，不论我走到哪里都一直陪伴着我。我的确需要花点时间定一定神，因为年复一年过去多年，我一直没有回忆起我这第一个住宅。我的生活，——这么长时间一直向外扩展——如今又缩回到已经经历的往事，而我自己也变成了我自己的影子，难道这是一种象征？三十年前当我在维也纳选择那间小屋时，那仅仅是个开始。我还什么都没有创作出来，或者什么重要的作品都还没有创作出来；我的著作，我的名字还都没有活在我的国内。而现在——奇怪的相似啊——我的著作又在它们的语言圈子里消失，我所写的一切对于德国而言，又变成陌生的东西。朋友们离我很远，旧日的圈子已被破坏，我的房子连同里面的收藏、画幅和书籍都已丢失；完全像当年一样，我又为陌生的一切所包围。我在这期间所尝试、所完成、所学习、所享受的一切，似乎全都随风飘逝。我已年逾五十，又站在一个起点之上，又是一个坐在书桌前的大学生，早上跑着小跑赶到图书馆去，——只不过不像从前那样深信不疑，那样热情洋溢，在头发里已有一绺银丝，在疲惫不堪的灵魂之上覆盖了淡淡的一层沮丧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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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犹豫，是不是该对1934至1940那几年英国的情况多谈一些。因为我已经很接近我们的时代，我们大家几乎都同样经历了这个时代，怀着同样由无线电广播和报纸所挑起的不安情绪，怀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忧虑。我们大家今天都不怎么骄傲地想起它们政治上的盲目，惊恐地想起它们把我们引到了何方；谁要想解释，就必须控诉，而我们当中谁有权利控诉！再说了：我在英国的生活过得收敛已极。尽管我愚蠢地认为，这样一种多余的心理障碍难以控制。我在这半流亡和流亡的这些年里，去除了一切坦率交流的社交活动，因为我妄自认为，在异国他乡，别人讨论时事时，我不宜参加发表意见。我在奥地利也无法纠正领导层犯的愚蠢行为，我在这里只是这个善良海岛的客人，我又怎么能凭着我们清晰的、较为灵通的消息，指出希特勒这个危险正威胁着全世界，别人就会把这当作个人感兴趣的意见，予以接受？当然，有时候看到显而易见的错误，要紧闭嘴唇，实属不易。眼睁睁地看到英国人的最高美德、忠诚，他们诚实的意志，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被一种设计得天衣无缝的宣传所误导，对任何人都表示信任。他们总是一再被骗术所迷惑，以为希特勒只想把边缘地区的德国人吸收到自己身边，这样他就心满意足，为了表示谢忱，他将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诱饵很起作用。希特勒只消在一篇讲演中说出“和平”二字，各报就热情洋溢，欢呼雀跃，全然忘记他所干过的一切，不再追问德国何以如此疯狂地扩军备战。旅游者在柏林被人预先安排好导游了一番，又被人恭维和奉承了一通，从柏林回来就称赞那里秩序井然，对他们新的领袖赞不绝口。渐渐地，人们在英国对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要求”觉得合理，也就悄悄地表示赞同——谁也不理解，奥地利乃是城墙上的石头，一旦把这块石头炸掉，欧罗巴也就轰然坍塌。我睁着火辣辣的眼睛，感觉到英国人及其领导人天真烂漫，怀着高贵的轻信态度被迷住心窍。而我在家乡是亲眼就近看见那些冲锋队员的脸，亲耳听见他们高唱：“今天德意志属于我们，明天属于我们的是全世界。”政治的紧张形势日益加剧，我就越发从这类谈话和任何公开行动中抽身退出。英国是旧世界里唯一的一个国家，我没在那里的报上发表过一篇与时事有关的文章，没有在电台里讲过话，没有参加过一次公开的讨论。我在那里隐姓埋名地生活在我的小住宅里，就像三十年前作为一名大学生住在维也纳的小住宅里一样。所以我没有权利作为一个有资格的证人来描述英国，就像我后来不得不承认的，我更没有在战前真正看到英国最深厚的力量。这种力量完全蕴藏在内心深处，只有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才充分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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