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7300 罗马的太阳已经陨落。我们的日子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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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02 乌云、露水和危险接踵而至；我们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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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04 ——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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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06 就像索伦特当年并非高尔基的流亡地，英国开头几年也不是我的流亡地。奥地利继续存在，即使在那次所谓的“革命”和国家社会党人嗣后发动突然袭击，并且刺杀道尔弗斯，试图把这国家夺为己有之后，奥地利还依然存在。我的故乡为此还得垂死挣扎四年。我时刻都能回家，我并未遭到放逐，也未受到唾弃。我的书籍依然完好无损地放在我萨尔茨堡的房子里。我还拿着我的奥地利护照，故乡依然是我的故乡，我还是那里的公民——拥有充分权利的公民。那种可怕的没有祖国的状况还没有开始，凡是没有切身经历过这种状况的人，都对此无法解释。那是一种使人的神经备受煎熬的感觉，就仿佛清醒地睁着双眼在虚空之中跌跌撞撞地蹒跚，明明知道无论把脚迈向哪里，都随时随地会被人推了回来。但是我还只仅仅处于开始状况。当我1934年2月底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的时候，这次回来已是另外一种样子。反正你决定在这座城市里呆下去，和你只是作为客人踏入这座城市，同一个城市，看上去却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将在伦敦住多久。只有一点对我而言是至关紧要的：我又能重新开始进行我的写作，又能捍卫我内心的和我外在的自由：因为所有的财产都意味着固定的联系，所以我没有买房子，只租了一套小公寓，把我不愿舍弃的少量书籍安置在两个壁橱里，再放上一张书桌。这样我实际上就拥有了一个脑力劳动者身边所需要的一切，当然就没有空间来进行社交活动。但是我宁可住在最狭小的房子里，以便时不时地可以进行自由旅行：我的生活无意之中已成为临时安排，不再是长期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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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08 第一天晚上——天色已经昏暗，墙壁的轮廓在夜色朦胧中变得模糊一片——我走进终于安排停当的小住宅，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似乎又走进了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布置的另一个小住宅。房间同样很小，只有墙上同样的书籍向我致以亲切的问候。还有就是布莱克的“约翰王”，他那双产生幻觉的眼睛，不论我走到哪里都一直陪伴着我。我的确需要花点时间定一定神，因为年复一年过去多年，我一直没有回忆起我这第一个住宅。我的生活，——这么长时间一直向外扩展——如今又缩回到已经经历的往事，而我自己也变成了我自己的影子，难道这是一种象征？三十年前当我在维也纳选择那间小屋时，那仅仅是个开始。我还什么都没有创作出来，或者什么重要的作品都还没有创作出来；我的著作，我的名字还都没有活在我的国内。而现在——奇怪的相似啊——我的著作又在它们的语言圈子里消失，我所写的一切对于德国而言，又变成陌生的东西。朋友们离我很远，旧日的圈子已被破坏，我的房子连同里面的收藏、画幅和书籍都已丢失；完全像当年一样，我又为陌生的一切所包围。我在这期间所尝试、所完成、所学习、所享受的一切，似乎全都随风飘逝。我已年逾五十，又站在一个起点之上，又是一个坐在书桌前的大学生，早上跑着小跑赶到图书馆去，——只不过不像从前那样深信不疑，那样热情洋溢，在头发里已有一绺银丝，在疲惫不堪的灵魂之上覆盖了淡淡的一层沮丧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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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10 我很犹豫，是不是该对1934至1940那几年英国的情况多谈一些。因为我已经很接近我们的时代，我们大家几乎都同样经历了这个时代，怀着同样由无线电广播和报纸所挑起的不安情绪，怀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忧虑。我们大家今天都不怎么骄傲地想起它们政治上的盲目，惊恐地想起它们把我们引到了何方；谁要想解释，就必须控诉，而我们当中谁有权利控诉！再说了：我在英国的生活过得收敛已极。尽管我愚蠢地认为，这样一种多余的心理障碍难以控制。我在这半流亡和流亡的这些年里，去除了一切坦率交流的社交活动，因为我妄自认为，在异国他乡，别人讨论时事时，我不宜参加发表意见。我在奥地利也无法纠正领导层犯的愚蠢行为，我在这里只是这个善良海岛的客人，我又怎么能凭着我们清晰的、较为灵通的消息，指出希特勒这个危险正威胁着全世界，别人就会把这当作个人感兴趣的意见，予以接受？当然，有时候看到显而易见的错误，要紧闭嘴唇，实属不易。眼睁睁地看到英国人的最高美德、忠诚，他们诚实的意志，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被一种设计得天衣无缝的宣传所误导，对任何人都表示信任。他们总是一再被骗术所迷惑，以为希特勒只想把边缘地区的德国人吸收到自己身边，这样他就心满意足，为了表示谢忱，他将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诱饵很起作用。希特勒只消在一篇讲演中说出“和平”二字，各报就热情洋溢，欢呼雀跃，全然忘记他所干过的一切，不再追问德国何以如此疯狂地扩军备战。旅游者在柏林被人预先安排好导游了一番，又被人恭维和奉承了一通，从柏林回来就称赞那里秩序井然，对他们新的领袖赞不绝口。渐渐地，人们在英国对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要求”觉得合理，也就悄悄地表示赞同——谁也不理解，奥地利乃是城墙上的石头，一旦把这块石头炸掉，欧罗巴也就轰然坍塌。我睁着火辣辣的眼睛，感觉到英国人及其领导人天真烂漫，怀着高贵的轻信态度被迷住心窍。而我在家乡是亲眼就近看见那些冲锋队员的脸，亲耳听见他们高唱：“今天德意志属于我们，明天属于我们的是全世界。”政治的紧张形势日益加剧，我就越发从这类谈话和任何公开行动中抽身退出。英国是旧世界里唯一的一个国家，我没在那里的报上发表过一篇与时事有关的文章，没有在电台里讲过话，没有参加过一次公开的讨论。我在那里隐姓埋名地生活在我的小住宅里，就像三十年前作为一名大学生住在维也纳的小住宅里一样。所以我没有权利作为一个有资格的证人来描述英国，就像我后来不得不承认的，我更没有在战前真正看到英国最深厚的力量。这种力量完全蕴藏在内心深处，只有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才充分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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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12 便是作家，我看见的也不多。恰好是我日后开始有些联系的作家，约翰·德林克瓦特[1]和胡格·瓦尔波尔[2]，早早地被死神夺走。年轻一些的作家，我又不经常见面，因为我怀有那种不幸地压抑着我的身为“外国人”的不安全感，避免进入俱乐部、午餐会、公开的集会。但是不论怎么说，有一次我还是得到了特别的、的确难忘的享受，亲眼看见两位头脑最为聪敏的人物，萧伯纳和H.G.威尔斯，在一种暗地里火药味甚浓，而外表上却彬彬有礼、光彩照人的气氛中进行论战。这是在萧伯纳家里的一次午餐会，只有最亲近的一圈人参加。我是处在一种既吸引人、又使人难堪的境地。事先并不知道是什么激起了这暗中存在的紧张关系，可以像电流似的在这两位族长之间感到，单看他们两人互致问候的方式，亲切之中交织着一股轻微的冷嘲热讽——两人之间想必存在着一种原则性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可能在不久前得到消弭，或者要通过这次午餐来予以消除。这两位大人物，每人都是英国的荣耀。在半个世纪前，曾经在“费边社”[3]里，肩并肩地为当时同样还年轻的社会主义进行过战斗。从此以后他们按照各自独特的个性进行发展，越离越远。威尔斯坚守他那积极的理想主义，不遗余力地建造他的人类未来的幻想。萧伯纳则相反，无论对于未来还是现在都以怀疑而又冷嘲的目光观察之，从而检验他那优越而逗乐的智力游戏。便是在身体的外表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也越来越形成对比。萧伯纳，八十岁的老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矍铄。吃饭时，只吃核桃和水果，身材高挑、干瘦，不断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在他稍稍有些过于健谈的嘴唇旁边，总挂着一丝尖刻的笑意，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钟情于他那奇谈怪论迸发出来的耀眼烟火。而威尔斯，充满生活乐趣的七十岁老人，比以往更加耽于享乐，喜欢舒适，五短身材，面颊红润，偶尔欢快过后，却是无比严肃。萧伯纳咄咄逼人，使人晕眩，快速而灵巧地变换出击点。另一位则采取策略上的防守，严密顽强，坚定沉着，就像信徒和坚信者那样。我马上得到这样的印象，威尔斯并非仅仅前来参加一次友好的午餐，还准备进行一次原则性的论争。正因为我不知道两人思想上的矛盾背景如何，我对于这气氛的感受就更加强烈。在他们两人的每一个手势、每一道目光、每一句话里，往往都闪烁着一种纵情恣肆的，可是又相当严肃的好斗之情；就仿佛有两个击剑手在火拼之前，先举剑尝试着交手几下，试试各自的机敏灵巧。萧伯纳拥有智力更快捷的运转，他若给予回击或者避开锋芒，他那浓密的眉毛底下总是射出光芒。他喜欢风趣，爱用妙语双关。六十年来他已臻无与伦比的、炉火纯青的地步，渐渐地达到一种忘乎所以的境地。有时候因为心里暗自发笑，他那一部浓密的白胡子颤抖不已。他老是歪着个脑袋，似乎一直在目送他射出的箭，看它是否命中鹄的。威尔斯的两个小腮帮子红扑扑的，平静的眼睛隐而不露，他却更加尖锐，更加直率；他的理解力运转起来也极为迅速，他不打出那些光彩夺目的闪避剑法，宁可肌肉放松，完全以一种松快的不言而喻的架势刺将过去，剑锋如此锋利、如此迅速地闪电般地刺来刺去，挡开、刺出，刺出、挡开，看上去似乎是停留在戏谑之中。局外人看这场花剑比赛，剑光闪闪，左右飞舞，目不暇接，赞不绝口，但是这场快速的、始终在最高层面上进行的对话，背后有一股精神上的怒气，以一种英国式高贵的最为文质彬彬的形式约束起来。戏谑之中含有严肃，严肃之中又有戏谑——这使得这场讨论变得分外紧张，两个各执一个极端的性格猛烈地相撞，表面上是在具体事实上激发争议，实际上根植于一些不可更改的我并不知情的原因和背景。反正我目睹了英国最优秀的两位大师身处于他们最为才华横溢的那些瞬间之一，这场论战的续篇，几周之后刊印在《民族》杂志上，能够给我的乐趣不及这个充满激情的对话给我的乐趣的百分之一。因为在这些变得抽象的论据后面，再也看不见活生生的人，再也看不见论战的真正本质。可我很少享受过精神和精神摩擦出的火花，从来没有在任何剧院的喜剧中看见过对话的艺术——从前没有见过，后来也没见过——像在这一契机时这样精湛地演出过。因为这时这种艺术毫无目的，毫不夸张，以最为高贵的形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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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14 但是那几年我只是在空间上身在英国，并没有全部灵魂都在英国。恰好是由于担心欧洲，这种痛苦的、压迫着我神经的担忧，促使我在希特勒掌权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这几年，旅行很多，甚至两次横渡大西洋。也许是预感催促我，趁世界还敞开在我们面前，船只还可以太太平平地在汪洋大海上航行，赶快多积攒些印象和经验，心里能攒多少就攒多少，为了更加阴暗的时间，也可能是渴望知道，正当我们这个世界毁于猜疑和不和时，是否有另一个世界建造起来，甚至说不定有一种更加朦胧的预感，我们的未来，甚至我自己的未来是在欧洲的彼岸。一次横跨美利坚合众国的演说旅行，给我求之不得的机会，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观看这个强大国家的多姿多彩，可又内部团结一致。但是南美洲给我的印象也许更强烈，我欣然接受邀请，前往南美去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在那一时刻不顾国家和语言的差异，强调精神团结的思想更重要的了。这次旅行前在欧洲度过的最后几个小时，还给我一个令人担忧的警告，送我上路。在那1936年的夏天，爆发了西班牙内战。表面看来，这只是这个美丽的悲剧性的国家内部的纷争，可是实际上已是两大意识形态的权力集团为它们未来的冲突所作的预备性的演习。我是在南安普敦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出航的。原来以为，我们的轮船为了避开交战地区，会绕开平时通常停泊的第一站维哥。使我深感意外的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开进了这个港口，我们这些乘客甚至还准予上岸几个小时去走走。维哥当时落在佛朗哥分子手里，还远离真正的战场。可是在这短短的几小时里，已经看到了有些东西足以使我产生一些使人压抑的念头。市政厅飘扬着佛朗哥的旗子，市政厅前排列着穿着农家衣裳的年轻小伙子，大多由神父领着，显然是从临近的村子里招募来的。我一时不明白，他们找这些小伙子想干什么，是些年轻的工人，招募来干一件什么急活？还是说是些失业人员到这儿来免费进餐？可是一刻钟之后，我看见同样这一批年轻的小伙子摇身一变，从市政厅走了出来，他们穿着簇新军装，拿着步枪和刺刀，在军官的监督下，登上同样簇新闪闪发光的汽车，穿过大街，疾驰出城。我大吃一惊，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这样的场面？起先是在意大利，接着是在德国！这些缝制得无瑕可击的新军装，崭新的汽车和机关枪突然在这里和那里出现。我又问我自己：这些新制服是谁提供的，谁付的钱，谁组织的这些穷苦的年轻人，谁驱使他们去反对现存的政权，反对民选的议会，反对他们自己合法的民众代表机构？据我所知，国库是掌握在合法政府手里，军火库也是如此。那么这些汽车，这些武器想必是国外提供的，它们无疑是从附近的葡萄牙越过边境运来。可是谁提供的？谁付的钱？是一股想要掌权的新势力，这同一股势力，到处插手，酷爱暴力，需要暴力。对于这股势力而言，我们所信仰的，我们为之生存的一切理念，和平、人道、和解，全都算是落伍的虚弱现象。这是一些秘密小组，躲藏在他们的办公室和康采恩里。他们玩世不恭地使用年轻人天真的理想主义，为了他们的权力欲望和他们的买卖。这是为了掌权的意志，它使用一种新颖的更加精致的技巧，想把战争的古老野蛮暴行，带到我们不幸的欧洲来。亲眼目睹这种直击感官的印象，永远比千百件报纸文章和小册子对于人的灵魂更有力量。我亲眼看见这些年轻的无辜的小伙子，由躲在幕后的秘密牵线人提供武器，来对付他们自己祖国的同样无辜的年轻小伙子们。在这种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预感到，我们将面临什么，欧洲将面临什么。我们的轮船在停泊几小时后，又起锚开航，我很快就进到我的船舱里去。我觉得心里非常痛苦，无法向这美丽的国家看上一眼。由于别人的罪过，这个国家正遭受着可怕的破坏；我觉得欧洲，我们神圣的故乡欧洲，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帕提农神庙[4]，由于自己的妄想，似乎已经注定了要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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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16 后来看到阿根廷就更加使人心情欢畅。这里又是西班牙，它古老的文化在一片新式的、更加辽阔的土地上得到保存和维护，这是一片还没有被鲜血浸透、还没有被仇恨毒化的土地。这里粮食富足，富裕丰盈，有一望无际的空间，足以为未来提供食物。难以估量的幸福感和一种新的信念在我心里涌现。不是几千年来各种文化都是从一个国家流传到另一个国家，大树被利斧砍倒之后，不是种子得到挽救，从而长出新的花朵，新的果实？我们历代的前辈和我们同辈所创造的东西，从来也不会完全丢失。我们只不过需要学习，从更大的规模来进行思考，用更加辽阔的时代空间来进行计算。我对我自己说，我们应该开始，不再单以欧洲的方式来思考，而是跳出欧洲；不是把自己埋葬在一个行将死绝的过去，而是参加到它的新生中去！这座新的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全体居民，这样真诚地参加我们的大会，我从中看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陌生人。我们把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奉献给了人类精神团结一致的信念。这种信念在这里生机勃勃，依然有效，发挥作用。在我们这个产生新速度的时代，汪洋大海也不可能把我们截然分开。一项新的任务取代了旧的任务：在更广阔的程度上，以更加大胆的集体力量把共同精神家园建造起来。自从我向那即将来临的战争投去了最后一瞥，从而失去了欧洲，那么，我在南国的十字星座下面又开始希望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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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18 巴西给我的印象之强烈并不弱于阿根廷，让我产生的希望也并不少于阿根廷。这是一个蒙受大自然的馈赠极为丰盈的国家，它拥有世上最美丽的城市。这个国家幅员辽阔，铁路、公路至今还没有纵横遍地，几乎没有飞机。在这里往日的一切比在欧洲维护得更加细心认真。这里民风淳厚，还没有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粗野风习，这种粗野也没有渗入各民族的精神。人们平静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即使在差异最大的种族之间，人们的交往也比我们之间客气友善，不像我们彼此之间那样敌意森然。在这里，人并没有被关于血统、种族和出身的荒谬理论人为地加以区分。人们怀着奇怪的预感，觉得在这里可以和平地生活。在这里，空间正以难以估量的丰盈为未来预做准备，而在欧洲，为了一丁点儿空间，各国之间互相斗争。政治家们抱怨连天。在这里，国家还等待着人们来使用它，并在这里定居。在这里人们可以把欧洲人所创造的文明，以新的另外的形式更加了不起地予以继续和发展。我的眼睛有幸见到这新的大自然所拥有的千姿百态的美丽，我把目光投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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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20 但是旅行，甚至长远的旅行，直到别的星球之下，别的世界之中，也无法摆脱欧洲，摆脱对欧洲的担忧。凭着所有科技发展的成果，人把最神秘莫测的力量抓到自己手里，同时也扰乱了自己的灵魂，这似乎是大自然对人的恶意的报复。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最恶劣的诅咒莫过于它阻止我们逃避现实，哪怕只是逃避片刻。以往世世代代的人们在灾难时期可以逃避到孤寂之中，遁迹于僻远地带，而我们这些人却不得不在同一时刻获悉、并且感到在我们地球上任何地方发生的灾难祸害。不论我如何远离欧洲，它的命运都伴随着我。夜里我们在彼尔-南布柯登陆，头顶上是南国的十字星座，街上尽是皮肤深色的人们走在我的身边。我看见在一张纸上张贴着巴塞罗那遭到轰炸和一个西班牙朋友遭到枪杀的消息。几个月前，我和这位朋友一同度过了几小时美好的时光。在德克萨斯，我在休斯敦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间乘坐普尔曼型的豪华列车向前疾驰，突然听见有人拼命地用德语大叫大嚷：一位浑然不觉的同行者把无线电拨到德国波段上，于是当列车快速奔驰在德克萨斯平原上时，我不得不听到希特勒的一篇煽动性的讲演。我逃避不掉，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始终不得不怀着痛苦的担忧，想着欧洲，想着处于欧洲之中的奥地利。这也许看上去是种小里小气的爱国主义，因为这是一个错综复杂庞大无比的危险，从中国一直到埃布罗河[5]和曼萨那累斯河[6]全都受到波及，而我恰好对奥地利的命运特别揪心。但是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恰好和这个小国——碰巧是我的祖国——相联系，倘若我们试图回顾往事，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上的错误，就会认识到最大的错误在于，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们都没有贯彻执行威尔逊的明确而简单的计划，而是把这计划歪曲了。威尔逊的理念是，给弱小民族以自由和独立。但是他也正确地认识到，这种自由和独立只可能在大大小小的国家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覆盖这些国家的统一体内才可能持久。如果不缔造这种涵盖各国的组织，——真正的包罗各国的国际联盟——而只是实现他规划中的另一部分，小国的独立，那么不是制造宽慰，而是不断增添紧张，因为再也没有比小国怀有的大国狂更危险的了。这些小国刚刚建立，头一件事便是彼此之间大搞阴谋诡计，为了小小的一点土地争吵不休。波兰人反对捷克人，匈牙利人反对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反对塞尔维亚人，而处于所有这些互相争夺的国家之中最虚弱的乃是奥地利，和极为强大的德国抗衡。这个被肢解得面目全非的小国，其国君曾经统治过整个欧洲。我必须一再重复，它是城墙上的一块石头。我知道，我身边的这座英国的百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人们都能理解，奥地利一倒，捷克斯洛伐克必倒无疑。巴尔干便公然暴露在希特勒面前，成为战利品。国家社会主义拿到维也纳，由于该城特别的结构，也将把杠杆拿到他们粗野的手里。使用这根杠杆，他们可以把整个欧洲弄得分崩离析。只有我们奥地利人知道，是什么样为怨恨所刺激的贪欲，会驱使希特勒进占维也纳。这座城市曾看见他极端落魄潦倒，如今他希望作为胜利者进入这座城市。因此，我每次匆匆忙忙地探访奥地利，然后又越过边界返回，都要好好地松一口气：“这一次还没沦陷。”我回头张望，就仿佛这是最后一次看望。我看见灾难正在逼近，不可避免；在所有那些年里，正当别人信心十足地拿起报纸来看时，我却每天早上心里上百次地担心，害怕读到一个头条：奥地利完蛋了。唉，我今天自己蒙骗自己说，我早已脱离了奥地利的命运。这可真是自我欺骗！我在远方每天都为它进行的迟缓而紧张的垂死挣扎而跟着受罪——不知要比我在国内的朋友严重多少倍，这些朋友以爱国的示威行动自我欺骗，并且每天彼此担保，“法国和英国不会让我们沉沦的，尤其是墨索里尼，他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相信国联相信和约，犹如病人相信挂着美丽标签的药品。他们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地一天天活下去，而我比他们看得清楚，却担忧得把心都操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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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22 我最后一次回到奥地利去，也没有其他理由，只是因为对这日益临近的灾难心生恐惧。我于1937年秋天来到维也纳，看望年迈的母亲，很长时间在那里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没有什么紧迫的事情叫我前去。几周之后，有一天中午，——大概是十一月底——我越过摄政王大街回家，路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这一天，哈利法克斯爵士[7]飞往柏林，第一次企图和希特勒亲自谈判。在这份《旗帜晚报》的第一页上——我今天还清清楚楚地看见我面前的这页报纸，文章是用粗体字印在这一页的右边——列举了哈利法克斯打算和希特勒达成共识的那些条款，其中也有关于奥地利的条款。从字里行间我发现，或者我认为读到：放弃奥地利，因为和希特勒交换意见可能会有其它的意思吗？我们奥地利人当然知道，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绝对不会让步。奇怪的是，这样提纲挈领地列举讨论的题目，只包含在《标准晚报》的那期正午版里，该报下午各版里这些题目全都无影无踪（我后来听到谣传，该报的这条消息是由意大利公使馆提供的。因为在1937年，意大利最担心的还莫过于德英两国背着意大利达成协议）。《标准晚报》这一期的这条——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简讯，在事实上究竟有几分对，几分错，我不知道该如何判断。我只知道，一想到希特勒和英国之间已经在就奥地利进行谈判，我个人可是大吃一惊。我并不羞于说出，报纸拿在我手里，索索直抖。不论对或错，多年来没有一条消息像这条消息这样激动我。因为我知道，但凡这条消息里面有一丁点是真实的，那么这便是结局的开始。因为只要这块石头从墙上掉下，那么这堵墙也随之坍塌。我立刻掉头就走，跳上下一辆公共汽车，到“维多利亚站”停下，驶往皇家航空公司，去打听第二天早上飞机上是否还有空位子。我想再一次见我老母亲一面，见见我的家人，我的故乡。我碰巧还拿到一张机票，扔几样随身用品到箱子里，便径飞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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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24 我的朋友们看见我这么迅速、这么突然地又赶回来了，惊讶不已。当我向他们暗示我的忧虑，他们把我大大地嘲笑一顿。他们讽刺我，还依然是那个老“耶利米”。我是不是并不知道奥地利全体居民现在百分之百地站在舒施尼克背后？他们不厌其烦地向我大讲“爱国阵线”组织的这些了不起的游行示威，而我在萨尔茨堡已经观察清楚，这些游行者大多数都把明文规定须要佩戴的团结徽章只别在外面上衣的领子上，以免危及自己的职位。与此同时，在慕尼黑，为了谨慎起见，人们早就登记参加国社党，——我学习了很多历史，也写了很多历史，不会不知道，广大群众总是立刻倒向眼前势力所在的一边。我知道，今天高呼“舒什尼克万岁”的声音，明天又都会齐声吼出“希特勒万岁”来，同样的声音，同样的人。我在维也纳谈过话的人，全都表现出真诚的无忧无虑的神气。他们彼此互相邀请，身穿黑礼服和燕尾服参加社交活动（并未预感到，不久就会穿上集中营的囚服）。他们去逛商店，给他们家美丽的房子购买圣诞节所需的物品（并未预感到，几个月以后人家就会把他家里的东西洗劫一空）。古老维也纳的这种永远无忧无虑的态度，我从前非常喜欢，其实我一生都梦想着这种态度，就像维也纳的民族诗人安岑格鲁伯[8]总结成简洁洗练的公理所说的：“你不会有事。”这话第一次使我心疼。也许，他们，我在维也纳所有的朋友们说到底都比我明智，因为他们只有当事情发生了才痛苦。而我事先就在想象中受罪，等到事情发生了我又再一次痛苦。反正——我没法理解他们，也没法和他们沟通。两天之后我也就不再警告谁了，干吗去扰得他们心神不宁？他们根本就不愿人家打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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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26 但是请你们别说我放马后炮，如果我说，我在维也纳度过的最后两天，和我出生的这座城市的每一条我熟悉的街道，每一座教堂，每一个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都一一道别，向它们默默地投以一瞥绝望的“就此永诀”的目光，我说的是再真实不过的真话。我怀着这种隐蔽的“这是最后一次拥抱”的想法和我母亲拥抱作别。这城里的一切、这国家的一切我看到了都感到“永别了”，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诀别，这是永诀。我乘火车从萨尔茨堡经过，在火车站都没下车。我的房子就在这座城市里，我在这房子里写作了二十年。我完全可以从车窗望见小山上我的房子，有多少年的回忆和它萦绕在一起。但是我看也没有看它一眼，何必看呢？——我反正永远也不会再在那房里居住。当列车越过边境的那一时刻，我就像《圣经》里的人类祖先罗得[9]，知道在我身后一切都将化为灰尘，化为盐质凝成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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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28 希特勒对维也纳恨之入骨，这座城市在他年轻落魄时把他赶走。我预感到，倘若希特勒仇恨之梦得以实现，他作为凯旋的君王占领这座城市，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当奥地利，包括欧洲在1938年3月13日[10]作为战利品落到赤裸裸的暴力手中时，我的想象力，任何一种人道的想象力和这时发生的反人道的暴行相比是多么猥琐，多么渺小，多么寒碜！现在面具已经脱落。其它国家公开表示畏惧，残暴毋须再有任何道义上的障碍，——现在英国还算什么？法国和全世界还算什么？——残暴也就毋须再使用“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必须消灭殆尽作为伪善的借口。现在不仅是又偷又抢，而是听任一切个人的复仇欲大行其道。大学教授们得单靠两只空手去擦洗大街，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给拖进教堂，被狂呼乱叫的年轻小伙子们逼着做下蹲动作，并且齐声高喊“希特勒万岁”。他们在大街上像捕捉兔子一样地把无辜的人们抓起来，带到冲锋队的军营里去打扫厕所。病态肮脏的仇恨幻想在许多夜里恣意妄为地胡思乱想出来的种种暴行，在青天白日爆发出来。他们冲进人家的住宅，从浑身颤抖的女人身上扯下她们的耳环，——这种事情在几百年前中世纪战争中掠夺城市时也同样可能发生；如今新鲜的是，对于公开折磨人表示无耻的欢乐，心灵上的酷刑，精心设计的屈辱，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个别人记录下来，而是由成千上万名遭受过这样暴行的人所记录。若在一个更加平静的时代，不像我们这样一个道德上已经疲惫不堪的时代，有人读到二十世纪，在这座文化之城，一个仇恨得发疯的人所犯下的罪行，定会浑身战栗不已。因为这是希特勒在他军事和政治的胜利当中，最具妖魔色彩的凯旋——就这一个人成功地通过持续不断的过火行动削弱了任何法律观念。在执行这种“新秩序”之“前”，不经审判、没有外在原因地谋杀一个人，还可以使全世界为之震撼。在二十世纪施行刑罚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剥夺人家财产还明确地被称作偷盗行为，可是“现在”，经过一再连续发生的巴托罗缪之夜[11]，在冲锋队的囚室里，在铁丝网后面每天发生的酷刑致死的事件，还有什么叫做不正义的行为，什么叫做人间的苦难呢？1938年，在奥地利沦陷之后，我们的世界已经这样习惯于不人道的行为，习惯于无法无天的残暴行径，为以往几百年所未有。以往，单单在维也纳这所不幸的城市里发生的事情，就足以引起全世界的谴责。而在1938年，世界的良心表示沉默，或者在它遗忘和原谅之前，只是稍稍抱怨两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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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30 这些日子，每天都从家乡发出尖声求救的呼声。因为最亲近的朋友给带走了，受到酷刑，遭到凌辱。大家都无助地为每一个至爱亲朋哆嗦，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并不羞于告诉大家，——时代已经把我们的心扭曲到这种地步——我们把年迈的母亲独自留在维也纳，当她过世的消息传来，我并不吃惊，并不抱怨。相反，我甚至觉得放心了，因为我知道，她再也不会受到任何折磨，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我年迈的母亲八十四岁，几乎完全失聪。她在我们家的老房子里住着一套寓所，即使按照新的《雅利安人法律》，暂时还不至于被扫地出门。我们原来希望用什么方式把她带到国外，可是维也纳颁布的最初几道命令之一就沉重地打击到她。我母亲八十四岁，腿脚很不利索，每天去进行小散步时，习惯于勉强走上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就在环形大道上或者公园里的椅子上坐下休息片刻。希特勒占领这座城市还不到八天，就颁布了一道兽性十足的命令，犹太人不得在公共的板凳上坐下——这道禁令和其它那些禁令一样，显然只是出于虐待狂的目的，挖空心思地想出来，阴险毒辣地折磨人的。因为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这怎么说还符合逻辑，有点意思，可以理解。因为强占了犹太人的工厂，住宅中和别墅里的设备和空出来的职位，还可以喂养自己人，酬劳旧日的追随者；戈林之所以拥有如此豪华壮观、内容丰富的画廊，主要要归功于这种大肆进行的抢占掠夺行径。但是不允许一个年老的女人或者一个精疲力尽的老人坐在凳子上歇息几分钟，喘喘气，这可是二十世纪所特有，是一个被千百万人当作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来顶礼膜拜的人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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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32 所幸我的母亲用不着忍受这类粗暴和屈辱很长时间。她在维也纳被侵占后几个月就去世了，我不由自主地记住了一个与她去世有关的插曲；我觉得记下这样一些细枝末节，对于未来的时代十分重要。未来时代可能会认为这些小事不可能发生。这位八十四岁的老太太一清早突然失去知觉。请来的大夫诊断，老太太熬不过今夜。请了一个女护理员，大约四十岁，守在病人的床边。老太太自己的两个儿子，我哥哥和我都不在身边，当然没法赶来，就是赶到一个垂死母亲的床前，在那些德国文化的维护者看来，也会算是一桩罪行。于是我们的一位堂兄便打算这天晚上在我母亲的寓所里过夜，以便在老太太辞世时至少有一个亲人在场。我们的这位堂兄当时已是一个六十岁的老人，自己身体也并不怎么健康。果然他在一年后也去世了。他刚准备在旁边的房间里铺了床，打算守夜，这名女护理员，——为了她的名誉起见，应该说明，她颇为羞涩地解释，根据新颁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可惜她不可能在一个即将死去的女人家里过夜。她说我的堂兄是个犹太人，而她是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人，不许同时和这个犹太男人一起在同一个屋檐下为一个弥留之中的女人守夜，——根据斯特莱歇尔宣称的心态，一个犹太男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向这个女人施行玷污种族的坏事。女护理员说，当然，她自己也感到这项法令极为令人难堪，但是她被迫非遵守不可。于是我那六十岁的堂兄只好被迫连夜离开那所房子，以便那女护理员可以守在我弥留之际的母亲身边。也许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说我母亲真是有福，不用再继续活在这样一些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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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34 奥地利的沦陷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起先我把这个变化完全视为小事一桩，纯粹是形式而已；我失去了我的奥地利护照，必须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色的代用证件，一张无国籍人员护照。在我世界公民的幻梦中我常常悄悄地描绘，能够当上一个无国籍人士，完全根据我内心的感受，不向任何国家承担义务，因而毫无差别地属于一切国家，这将是多么妙不可言的事。但是我必须又一次认识到，我们人世间的想象力是多么缺陷累累。恰好是最为重要的感情，只有亲自忍受之后，才会懂得。十年前我在巴黎遇见德米特里·梅日科夫斯基[12]时，他向我抱怨他的著作在俄国被禁。我没有切身经验，还相当不动脑子地试图安慰他说，他的著作在世上广为传播，比起他的国际影响，在国内被禁算不了什么。可是等到我自己的作品在德语圈子里消失之后，我才多么清楚地理解他的抱怨。他创造出来的词语只能在译文中，在遭到稀释、经过改变的媒体中出版！我也只有在前厅里坐在申请者的板凳上等候多时，才得以放进英国的官厅办公室去时才刚刚懂得，用我的护照去换取一张外国人代用护照意味着什么。因为我有奥地利护照，就享有我的权利。每一个奥地利公使馆的官员或者警官都有责任向我这个享有全部权利的公民发放护照。而我得到的英国颁发的外国人代用护照则相反，我必须去请求。这是我求得的别人的好意，而这种好意是随时可能被人收回的，——一夜之间我又降了一等。昨天我还是外国客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位绅士，在这里花费我的国际收入，支付我的捐税，今天我就成了流亡者，成了一个“难民”。我给压到低一等的范畴之中，虽说并非不光彩的范畴。另外从现在起，每一份外国的签证都必须特别请求印到这张白纸上面，因为一切国家对这一“类”人都非常怀疑，而我现在就属于这一类人。这种不受法律保护、没有祖国的人，只要人家嫌他讨厌，嫌他呆的时间太长，必要时就可以被驱逐出境，像其他人一样遣送回国。我不得不一再想起一个俄罗斯流亡者几年前跟我说过的话：“从前一个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灵魂，今天他还需要一张护照，否则他不会受到人一样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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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36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极大地倒退了一步，再也没有比限制人的个人行动自由和削减人的自由权利更让人对人类的这一倒退感受更深的了。1914年以前，世界属于所有的人，每个人想上哪儿去，就去，想在哪儿呆多久，就呆多久，没有许可证，没有批准书。我跟年轻人说，1914年以前，我旅行到印度和美国，身上没有护照，或者不如说，根本就没见过护照。看到年轻人听我这么说惊讶不已的样子，我总是一再乐不可支。我们当时上船就径自上船，下船就径自下船。不提什么问题，也不向我们提什么问题。今天人家要我们填写的上百张文件，我们当时身上一张也没有。没有批准书，没有签证，没有任何事情麻烦我们；同样的边境线，今天由于大家对大家、人对人都怀有病态的怀疑，海关人员、警察、宪兵岗哨密布，国境线变成了一堆铁丝网圈起来的障碍。在当时意味着象征性的一些线条，你可以无忧无虑地迈过去，就像跨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一直等到战后，世界才开始被国家社会主义搞得精神错乱。我们这个世纪的这种精神病症的第一个明显的现象便是Xenophobie（排外）：仇恨外国人或者至少是害怕外国人。人们到处都自我防护，抵抗外国人，到处都把外国人排除在外。从前发明出来只是对付犯罪分子的令人屈辱的事情，现在每次旅行之前、旅行期间全都用在旅行者身上。他得让人照相，左边、右边，侧面、正面都得照，头发要剪短，得让人看到他的耳朵，他得摁上指印，起先只摁大拇指，后来十个指头都得摁印。另外，还得出示各种证件，健康证书、疫苗注射证书、警察局开出的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信，各种推荐信，还得出具邀请信，亲友的地址，还得加上道德上、财政上的保证书，填写各种表格并且加上签名，一式三份四份。在这堆文件之中，只要缺少一份，那就全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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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38 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是琐碎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把这些事情提出来，乍一看，似乎是我这人小里小气，过于计较，但是我们这代人，就为了处理这些无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无可挽回地把大好光阴白白浪费。我粗粗统计一下，我在这些年里填写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时写了多少声明，纳税申明，出具多少外汇证明，过境证明，居留许可证，出境许可证，报户口和销户口。我有多少小时站在领事馆和官府的接待室里，坐在多少官员面前，有的客气，有的不客气，有的百无聊赖，有的肝火很旺。在边境上我得经受多少次搜查行李，接受多少次盘问。然后我才感到，在这个世纪我失去了多少人的尊严，而我们年轻时坚信不疑把这个世纪梦想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公民的未来世纪。我们的创造，我们的创作，我们的思想受到这种毫无创造性，同时又使灵魂受到屈辱的纠缠，不知受到多少损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些年里阅读这些官厅的规定比阅读颐养精神的书籍要多。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每到一个外国，第一条路不像从前那样是直奔博物馆，直奔赏心悦目的风景区，而是到领事馆去，到警察局去取一份“批准书”。我们这同一拨人，从前要是坐在一起，就讨论波德莱尔的诗歌。现在我们发现，都在谈论保证人对移民的保证书和批准书，谈论应该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认识领事馆的一名小小的女公务员，可以让你等待的时间缩短，这在最近十年比和一位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罗曼·罗兰建立了友谊更加性命攸关。凭着生而自由的灵魂，你得经常感到，你是个客体，而不是主体，我们毫无权利，一切都是官府的恩典。你得经常被人讯问、记录、编号、严格调查，盖上印记。我这个生于更加自由时代的不可教诲的人，一个梦想中的世界共和国的公民，至今还感到在我的护照上所盖的每一个印章，都像是给我打上的一个烙印，而他们提的每一个问题，他们做的每一次搜查，都是对我的一次羞辱。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永远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我知道，是在人生的价值比货币的价值跌得更加迅速的时代发生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只有抓住这些细微渺小的标志，以后的时代才能记下这些精神关系和精神错乱的正确的病理诊断，这种精神错乱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攫住了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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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40 也许我从前过于娇惯，也许我的敏感也被最近这些年疾风暴雨似的转变渐渐地弄得过于激动。每一种形式的流亡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失去平衡。你会失去原来正直的态度——这点也必须有所经历，才能被人理解——如果你感到身体下面已经没有自己的土地，你会感到更不踏实，对自己更加怀疑。我毫不犹豫地承认，从我不得不拿着外国人的证件或者护照生活之日起，我已经不再觉得我自己完全属于我自己。我的自然的身份本来和原来的真正的我融为一体。如今我的身份有一部分已经永远被破坏，我变得更加收敛，完全不符合我的本性。我——这个过去的世界公民，——今天却不断地产生这种感觉，仿佛我现在得为每吸一口空气，都要特别表示感谢。我吸掉了别国人民的空气。头脑清楚的时候，我自然知道，这种奇思怪想荒谬绝伦。但是，理性什么时候能反抗一点儿自己的感情呢！我差不多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教育我的心，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心，以世界公民的气度那样搏动。可是不行，在我失去我自己护照的那一天，我以五十八岁的年龄发现，丢失自己的祖国，不仅仅是丢失了地球上有界标的一小块土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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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42 但是我并不是独自一人怀有这种心里不踏实的感觉。不安的情绪渐渐开始弥漫整个欧洲。从希特勒袭击奥地利之日起，欧洲的政治天际便乌云密布。原来英国悄悄地为希特勒开路，希望以此为自己的国家买来和平的那些人，现在开始沉思起来。从1938年起，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一切城市乡村，任何谈话，不论起先话题多么偏远，最后无不汇合到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战争是否能够避免或者至少能够推迟，如何才能使战争避免或者推迟。回顾欧洲在经常不断、日益增长的战争恐惧之中度过的这几个月，总的说来，只回忆起两三天真正怀有信心的日子。这两三天里，人们最后一次感到，战争的阴云即将飘散，大家又能和平自由地呼吸，就和从前一样。反常的是，大家信心满满的这两三天，恰好是今天被人当作现代史上最为灾难深重的日子：这是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会晤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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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44 我知道，大家今天不喜欢回忆起他们的这次会晤。张伯伦和达拉第在这次晤谈时被迫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投降。不过既然我在这里要为文献的忠实效劳，我必须承认，在英国度过这三天的每一个人，当时都觉得这三天妙不可言。1938年9月的最后几天，形势恶劣已极。张伯伦刚第二次飞去会见希特勒返回，几天之后，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张伯伦到德国去，在哥德斯堡把先前希特勒在贝尔希特斯戛登所要求的东西，无保留地全部同意给他。但是几周前，希特勒觉得够了的东西，现在已经不能再满足他的权力贪欲。绥靖政策和“try and try again”[13]的政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英国，轻信的时代一夜告终。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别无选择，只好屈从于希特勒的不容置辩的权力意志，不然就和他兵戎相见。英国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他们不再隐瞒自己在扩大军备，而是公开地张扬地显露出来。突然之间，工人出现在伦敦各个公园里。在海德公园、摄政王公园，特别在德国大使馆对面，堆起掩蔽部，准备对付咄咄逼人的轰炸。舰队动员起来，参谋部的军官们不断地在巴黎和伦敦之间飞来飞去，为了共同制定最后的措施，驶往美国的轮船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要及时进入安全地带。从1914年以来，英国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觉悟。人们的脸色更加严肃凝重，人们的神情更加心事重重。看见一排排的房屋，摩肩接踵的大街，人们心里暗自思忖，明天炸弹会不会把这一切全都夷为平地？大门后面，人们或站或坐，在广播新闻的时间，人们都围坐在，或者环立在收音机的旁边收听消息。在每一个人身上，在每一秒钟，虽然看不见，却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紧张气氛笼罩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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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46 然后议会里就举行那次历史性的会议。张伯伦向议会报告，他又一次尝试着和希特勒达成一致意见，再一次，第三次向希特勒建议，在德国任何地方去拜访他，为了拯救已经严重受到威胁的和平。希特勒对他建议的回答还没有传来。就在会议期间，传来了那份电报——真是富有戏剧性到了极点，——电报告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在慕尼黑召开一次共同会议。在这一时刻，英国议会完全失控——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议员们跳将起来，大声喊叫，掌声雷动，欢呼之声响彻走廊。这座庄严肃穆令人敬畏的大厦，不知多少年来，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因为群情欢腾而为之震颤。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是一场绝妙的演出。人们真诚地为和平终于获救而欢欣鼓舞，竟克服了英国人一向如此善于摆出来的绅士派头和收敛态度。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次喜极而狂的爆发，却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错误。因为通过这欢声雷动，议会和国家都暴露出它们是多么憎恶战争，只要保住和平，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不惜损害自己利益，不惜有损自己威望。这样一来，张伯伦从一开头就被认为，到慕尼黑去，不是为争取和平而战，而是为了乞求和平。但在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面临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投降。大家都认为，——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并不否认——张伯伦到慕尼黑去是去谈判，并不是为了去投降。接着又过了三天火烧火燎的等待，在这三天里，全世界都好像摒住了呼吸。公园里还在挖掘，兵工厂里还在工作，高射炮安装起来，防毒面具分发给居民。从伦敦疏散儿童的计划正在考虑，秘密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一般人并不明白都是些什么，可是每个人都知道目的何在。又过了一个早上，中午，晚上，夜里，一直在等报纸，一直在听广播。1914年七月份的那些瞬间又重复出现，那可怕的使人神经崩溃的等待，期盼着听到“战”还是“不战”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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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348 然后突然之间，仿佛一阵铺天盖地的狂风吹来，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乌云吹散，心里石头落地，灵魂又自由自在。消息传来，希特勒和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索里尼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不仅如此，——张伯伦还成功地和德国签订了协定，保证为了未来，和平地消除这些国家之间的一切可能存在的矛盾。这位微不足道、枯燥无味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和平意志，似乎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所有的人在这第一时间，心里都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在广播里我们先听见“peace for our time”（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的公告，向我们这代受过考验的人宣布，我们又一次可以参加创建一个新的、一个更好的世界。每个人都在撒谎，事后又都设法否认。我们当时被这句具有魔力的话迷惑得多么晕头转向，因为谁能相信，一个落魄的回乡士兵[14]会装备军队，准备胜利进军？倘若伦敦的广大民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国的具体时间，几十万人都会涌向克洛伊顿机场去欢迎他，向他发出欢呼，就像我们当时认为的那样，他拯救了欧洲的和平和英国的荣誉。接着，报纸送来，报上的照片显示，张伯伦——他的顽固的脑袋和一只激怒了的鸟的脑袋简直相似得叫人讨厌——站在飞机的机舱门口，神情骄傲，满面笑容，挥动着那张历史性的报纸，宣告“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他把这份文告作为最为珍贵的馈赠，带来交给他的人民；人们从座椅上跳将起来，欢呼雀跃大声喊叫——差点儿出于新的兄弟情谊互相拥抱起来。这种新的情谊从此将开始遍及全世界。对于当时生活在伦敦和英国的每一个人，这是无可比拟的，使人灵魂昂扬飞翔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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