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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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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尼古拉二世是20世纪历史上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他的仰慕者坚定地认为他是一位体贴的丈夫与慈爱的父亲，尽全力保护俄国免受革命潮流的冲击。而他的统治最终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被革命派推翻，他和家人也在一年后遇害。他的反对者则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们眼中，尼古拉二世是一个顽固反动的暴君，他破坏了俄国的稳定，俄国本有机会避免后面几十年里发生的灾难，而正是他摧毁了这些机会。在我看来，偏信任何一方都是不对的。事实上，双方对他的描述都正确，他是一个复杂且矛盾的人和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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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着手探察尼古拉在被推翻后的十六个月里的经历。在那期间，他先后被关押在沙皇村、托博尔斯克，直至最后的叶卡捷琳堡，几乎没有获释的可能。他很少向大臣吐露自己的心迹，也一直有说一套做一套的恶名。然而被迫退位后，除了在试图宽慰一同遭受关押的妻子与孩子时，其他时候他便没什么必要再继续矫饰以迷惑他人了。这段历史已经广为流传，通常人们都会自然而然重点渲染末代沙皇一家于1918年7月在乌拉尔的地下室中被处死的恐怖片段，也会不太确定地提到有一两名成员从屠杀现场逃了出去。我不禁想，英语文学界的一部分人居然会相信一支全副武装、纪律严明的行刑队在密闭的地下室里能做出这样惊人的疏忽之举，他们几乎有反社会的倾向了。但是，我们仍应当对历史证据进行仔细勘查，大部分证据长期以来都可供勘验，我在本书中愿尽力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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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很多人在讨论是否应将尼古拉平安地流放到英国。尽管他的表兄乔治五世并不反对这个想法，但在当时俄国政治阻碍重重的情况下，这个想法又有多少现实可行性呢？1918年4月，尼古拉从托博尔斯克转移到叶卡捷琳堡，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在这段长久以来存在着谜团的旅途中又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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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需要参考新旧文献，采取全新的视角考察尼古拉及其家人在1918年7月17日的殒命，但这之前的数月时间同样值得注意。在关押期间，尼古拉有充足的时间去回顾1894年以来自己的统治。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惊讶地发现他的日记和记录下来的对话鲜少涉及他的思考。除了他写给自己的东西和与他人的对话外，还有一个信息源被习惯性地忽略了，那就是他在囚禁期间为了打发时间而阅读的一大批文学和历史作品。在他一生中，时常会有关于他的政治目的的争议，而他的阅读书目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一窥其内心世界。将他去世前十六个月的日记、言谈记录和阅读书目放在一起研究，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以考察他是否曾对自己当政时的决定后悔过。它们能告诉我们，他到底希望成为一位怎样的统治者，他是否像人们所说的，真的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独裁者和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只在胁迫下才做出政治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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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也能显明尼古拉对1917年至1918年的革命形势的看法以及他对俄国远景的展望。他试图去理解局势，但局势已不受他控制，最终他不得不接受不可预料的改变。除了他的随从，他还和另外三个人交换过意见。一个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他代表于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统治俄国的临时政府，负责照顾尼古拉。而另外两个人则与这位即将载入史册的前沙皇有过更为亲密的交谈。他们是瓦西里·潘克拉托夫和瓦西里·雅科夫列夫。潘克拉托夫是社会革命党人，而雅科夫列夫是布尔什维克，他们是在托博尔斯克负责关押罗曼诺夫一家的接任官员。他们与这位前沙皇之间的对话是否对他的满腹臆断产生了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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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还将重点探讨关押地周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这也是一个没有在历史文献中得到足够关注的话题。托博尔斯克和叶卡捷琳堡的布尔什维克对于如何处置罗曼诺夫一家各有主张，他们与苏维埃政府之间关系紧张。托博尔斯克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赤卫军攻占，他们认为将罗曼诺夫一家安全关押起来的做法是失败的，并试图修正。叶卡捷琳堡由布尔什维克领导，其中有几人希望不管上级同意不同意都应将尼古拉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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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决定是，将被苏维埃关押的前沙皇同他的家庭成员一起处决。从20世纪90年代起，俄国研究者一直在扩大文献研究范围，试图弄清楚究竟是谁下的命令，原因又是什么。我希望将这些资料与我在莫斯科和加利福尼亚找到的资料汇总，以查明究竟为何会发生这次处决，他们又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以及如何实施的。学者们经常研究莫斯科和叶卡捷琳堡之间的通信，但这仍不足以解释发生的一切。我希望全面考察在执行处决之前几周叶卡捷琳堡，还有同样重要的莫斯科两地的军事与安全形势。莫斯科与柏林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以上问题便是我写作此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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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始于我偶然读到了一些有关尼古拉二世人生最后几个月的罕见文献。2013年夏天，我在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借阅图书，这是我延续几年的习惯。助理档案管理员琳达·伯纳德问我是否有兴趣看一看档案柜里有关罗曼诺夫家族的内容。这其中包括尼古拉二世的退位文件。一年后，负责俄国档案项目的洛拉·索罗卡向我提及最近刚刚收录了一些资料，即阿格涅斯·M.季捷里赫斯的藏品，从1918年至1920年的调查到罗曼诺夫一家被处决，都有所涉及。那时，我发现胡佛也有一盒曾被称作“沙皇文档”的资料，所谓沙皇有几名家人逃出了叶卡捷琳堡的说法——这一观点长期以来无人质疑——便是基于这些资料。事实上，这些资料所揭示的恰恰与这一说法相反。这些资料构成了我研究的主要框架，另外我还发现了大量有关罗曼诺夫家族其他成员的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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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二月革命后，尼古拉的想法与经历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多信息，让我们了解俄国在20世纪初的二十年里发生了什么。在人生的最后十六个月中，这位谦逊、固执、不够称职的前沙皇在自己的祖国遭遇了个人悲剧，也正是他在很大程度上给俄国带来了灾难。尼古拉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便被处决了，因此他并不知道随后的大恐慌发展到了怎样可怕的地步。但他从囚禁宅邸那扇紧闭的门后面看到的、得知的一切，于他而言已经足够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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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一章 全俄国的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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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一场盛大的典礼在战时的伊尔库茨克举行，这是一座位于贝加尔湖南端的西伯利亚大城市。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使欧洲东线与西线战场的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举行典礼的目的是在这片俄帝国伸展出来的地区鼓舞士气。尼古拉二世上一次访问西伯利亚是在二十五年前，那时他还是罗曼诺夫皇朝的储君，刚刚结束在维也纳、的里雅斯特、希腊、埃及、印度、中国和日本的环球访问。[1]为了纪念那次访问，亚历山大·皮尔兹总督向西伯利亚的高官们发表了主旨演讲，演讲中他赞扬了沙皇军队的勇敢：“在近期与皇帝陛下的会面中，他和善地告诉我：‘一旦战争结束，我便会召集我的家人，到伊尔库茨克做客。’”观众听到这一消息，爆发出响亮的欢呼声。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自16世纪末西伯利亚被俄国商人和军队占领后，还没有哪一位在位的皇帝访问过此处。上上下下的西伯利亚人都感到自己不被喜欢，遭到忽视，忠诚的本地居民都盼望着沙皇尼古拉与他的家人能够来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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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会想到，不到一年之后，他就回到了西伯利亚，但不是以俄国沙皇的身份，而是以平民罗曼诺夫的身份被拘禁在这里。他曾将数千名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接受劳改或囚禁，而他本人也最终被送到托博尔斯克监禁起来。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后，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在这座西伯利亚西部小镇上受到严密监视。仿佛命运的巧合一般，沙俄时期最大的监狱之一恰恰建在这座小镇上。不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并没有遭遇被囚禁在监狱高墙里的不快经历，而是被关押在总督的官邸中。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临时政府，几个月后，皇室成员被转移至布尔什维克在乌拉尔的权力基地叶卡捷琳堡。同时，他们开始考虑该如何处置沙皇一家。1918年7月他们决定将沙皇一家全部处决。沙皇一家被带到地下室，连同他们的医生、仆人和一条宠物狗，一同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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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是一个瘦弱矮小的人，1894年他从父亲亚历山大三世手中继承了皇位。他从他的母亲，丹麦公主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婚前名为达格玛）那里继承了苍白的肤色，夏季脸上的红润气色也随着秋天到来而渐渐褪去。[3]除了冬日打猎和秋季打野鸡以外，他并没有太多娱乐活动。在战争时期，他理所当然地将这几项消遣也取消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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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的性格中有简朴清苦的一面。即使在冬夜他也会将窗户打开。无论哪个季节，他都喜欢新鲜空气，每天他都要花至少两小时在户外活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会待上四小时。[5]在12月最寒冷的天气里不穿大衣从宫中大步走出来对他而言是稀松平常的事。皇帝虽然态度和善，却倔得像头驴。他对奢华的事物不感兴趣。他的日常服装仍然是单身时期就穿的那套衣服。他的裤子邋里邋遢，靴子也破破烂烂的。[6]食物方面，他偏爱简单的俄国食物，例如甜菜根汤、白菜汤或粥——欧式的精美菜肴并不受他钟爱。他不爱饮酒，在宴会上他也只象征性地啜饮几口面前的香槟；他将亚历山大宫酒窖中的酒递给侍卫官时说：“你知道，我不喝酒。”一位亲历者称，与家人共进晚餐时，他通常喝一杯陈酿梅子白兰地，再喝一杯马德拉白葡萄酒。尽管其他人曾提及他饮用不同的饮料，但所有人都认为他对饮酒量非常节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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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看重传统。在他的祖辈中，他认为彼得大帝打破了俄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并对此很不认同。他不喜欢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因为他认为它与故都莫斯科的传统是割裂的。在尼古拉看来，这座城市是“仅靠梦想”建立起来的。[8]他对彼得沙皇统治以前的俄国传统更感兴趣。因此他经常穿一件红色长袍。他命令随从不得使用外来词汇，大臣和将军的奏章中如果出现这些词汇，他也会统统删除。他甚至还考虑过将官员的朝服改成阿列克谢沙皇——17世纪初罗曼诺夫皇朝的创立者——统治时期的风格。[9]他将自己视为一个典型的俄国人。他喜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10]一次，在里瓦几亚宫听完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娅的音乐会后，他畅然抒怀道：“我一直以为没有人比我更像俄国人了。但听完您的演唱后，我发觉自己错了。我由衷地感激您为我带来这样的感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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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尼古拉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但他厌恶冗长的教堂仪式，痛恨下跪。[12]在他的一些随从看来，他的信仰基础甚至接近迷信——他崇信自诩“圣人”的格里高利·拉斯普京。此人酗酒乱交，丑闻频出，尼古拉对此人的崇信也印证了他个性古怪。外交大臣尼古拉·巴济利评论道：“他出生的那天是约伯的圣徒日，所以他相信命运为此责罚他。他认为他必须为自己的祖辈受罚，因为他们的使命太轻松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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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并没有多少人惧怕他，尼古拉却喜欢树立威信，常摆出一副不允许他人反驳的威仪。[14]曾担任他子女家庭教师的西德尼·吉布斯描述道：“他通常显得非常高贵威严，含蓄缄默，但在他喜欢的人和亲信面前又会变得和蔼迷人。尽管只有中等个头，但他很有皇帝的威仪。他的品位如乡绅一般简单朴实。他憎恶阴谋诡计和一切虚伪不真诚的行为。”[15]当然，沙皇尼古拉会聚精会神地聆听每一位主管大臣的意见，他讨厌公开的分歧。但吉布斯是他天真忠实的仰慕者。事实上，尼古拉完全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他表面上赞同别人的意见，但随后便背弃自己的承诺，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做法让很多人倍感失望。他在沙皇的位子上待了二十多年，比所有大臣都活得长。长期手握大权使他对自己的决断产生了一种轻信。他想委派顺从听话的公众人物来领导大臣会议，当其中一位大臣彼得·斯托雷平表露出独立保守的观点时，他便不再相信他了——早在1911年被刺杀前，斯托雷平就知道，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皇帝与首相之间时常出现关系紧张的局面，而尼古拉将那些拒绝听从指令的人都从身边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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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他在加冕礼上宣誓将维持独裁政权，并敦促批评家们放弃对民主化的所有“愚蠢幻梦”。他在少年时期受教于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在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教导下，尼古拉学习了有关专制主义、皇朝、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官方宗教传统的原则理论。他从未真正背离过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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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革命的风暴几乎席卷了整个俄帝国。所有社会阶级由上至下几乎都在疾呼，要求改变。工人罢工，并在革命激进分子的带领下选举了自己的委员会（“苏维埃”），以捍卫自身权益。许多农民以暴力对抗乡绅地主阶级。在边陲地区，波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纷纷揭竿起义。在黑海舰队以及从远东对日战场败退而归的士兵中都出现了兵变。1905年10月，尼古拉签署了一份诏书，承诺进行彻底的改革。一年后，经他同意，选举出了国家杜马，提出进行政党立法化，并放松审查限制。但当杜马拒绝支持他的政策时，他和斯托雷平便重新起草了选举规定，以便选出一届相对而言更听话的议员。而当这一反对俄国国内民主运动的政变也没能够平息杜马中的异议之声时，尼古拉也习惯了在持续的批评声中维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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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行为表明，他就是那种总认为自己正确的统治者。面对公众的蔑视，他的应对方法是躲进家庭的温暖庇护中。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皇后是来自黑森的阿丽克丝大公小姐，自小在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王宫中长大。她支持沙皇无视民意，继续统治。他们保持着亲密的伴侣关系，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强烈的两性吸引力。[16]亚历山德拉坚定了他的治国决心，即只要他人的建议可能有损尼古拉的个人权威与地位，他就应当忽略这些建议。对于那些拒绝支持沙皇的人，她建议采取严厉的态度：“像彼得大帝、伊凡雷帝和保罗一世那样——用你的威权把他们统统碾压。”[17]好几名罗曼诺夫家族成员都对他拒绝妥协的态度深感震惊。沙皇的母亲认为，亚历山德拉在这方面对他造成了不恰当且有害的影响。尚礼重学的社会都认为沙皇应当将一些人驱逐出宫，拉斯普京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尼古拉仍固执己见，另外人们注意到，对这位整日喧嚣的“圣人”提出激烈批评的人士可能会被赶出皇室随从的行列。[18]曾经侍奉过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宫务老臣弗拉基米尔·弗雷德里克斯伯爵是少数几位“幸存者”，尽管如此，沙皇依然简短而生硬地指示他不要干涉政治。“这，”尼古拉说，“是我自己的事。”[19]俄国东正教会高层对拉斯普京的厌恶并没有影响皇帝的态度，他正被民间传统的宗教虔诚深深吸引。在他眼里，拉斯普京代表这个国家智慧与美德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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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也是一位军事爱国者。他尊敬俄国军队，希望将俄国建设得比他初登皇位时更加强大繁荣。在孩童时期，他便有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他终生都蔑视德国人，尽管他的妻子就是德国人。[20]他也和父亲一样，仇恨犹太人，谴责他们试图破坏俄国民众的团结。尼古拉认为黑暗的犹太势力是1905年至1906年革命暴动的幕后推手，当保守派民族主义者成立了组织后，他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当“俄国人民联盟”和名字相近的“俄国人联盟”在西部边疆地区对少数民族进行集体迫害，引起骚乱后，首相斯托雷平倍感惊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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