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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20日，他离开彼得格勒前往托博尔斯克，途经叶卡捷琳堡和秋明，行李中放了钱、巧克力、香水、亚麻布以及人们给罗曼诺夫一家准备的礼物。他还带了三包来自安娜·维鲁波娃、弗拉基米尔和叶夫根尼娅·维耶科夫的信件——维耶科夫家在二月革命前一直是皇室随从，男人担任宫廷指挥官，女人担任侍女。[547]索洛夫约夫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在秋明，他使用化名斯坦尼斯拉夫·科尔热涅夫斯基。[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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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称，他把人们送给罗曼诺夫一家的钱转交给了男仆阿列克谢·沃尔科夫，后者将其交给了皇后。[549]皇后对这份礼物很满意，开始与索洛夫约夫通信。[550]沃尔科夫带来了皇后的信息，皇后建议索洛夫约夫与阿列克谢·瓦西列夫神父联络。[551]1918年2月6日，亚历山德拉可能向索洛夫约夫提出了以下要求：“让我知道你对我们境况的看法。我们的共同愿望是安静地生活，就像普通家庭那样，远离政治、争斗和阴谋。我很坦率地给你写信，因为我收到你的信时很相信你的诚意。”[552]索洛夫约夫不愿意表现得过于乐观：“非常感谢您表现出的感情和信任……整体来看，目前的情况非常困难，可能会变得危急。我确信我需要来自忠诚的朋友的帮助，或是奇迹，好让一切顺利，您对安静生活的渴望也得到满足。你诚挚而忠诚的鲍［里斯］。”[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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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索洛夫约夫决定白天从“自由之家”的路旁走过。如他所希望的一样，罗曼诺夫一家看见了他——阿纳斯塔西娅、玛丽亚和塔季扬娜当时站在窗户旁俯瞰街道。皇后给他写了一张便条，由女仆传递。他之前对于救援的希望一直描述得模糊不清，在亚历山德拉看来，除非神帮助他们，他们没有希望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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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证实了我害怕的事情：我感谢你的诚实和勇气。我们的朋友要么在遥远不为人知的地方，要么已经不在了。我不知疲倦地向主祈祷，将我的希望寄托在主身上。你谈到了奇迹，但主将你送到我们面前不正是奇迹吗？愿上帝保佑你。感激不尽，亚。[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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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从来没有见过索洛夫约夫，但直觉上很信任他。她很绝望。索洛夫约夫是除了宫廷随从以外，少数几个成功突破他们一家周围警戒线的人之一。在她眼里，他是一位完美的骑士，愿意为皇朝的事业和基督教信仰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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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博尔斯克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认为索洛夫约夫不那么温和。甚至他的妻子都反对他。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马特廖娜经常遭到殴打。[555]她还抱怨索洛夫约夫对金钱的态度。在1918年3月2日的日记中，她提到亚罗申斯基是她丈夫经济上的资助者之一：“我知道雅罗申斯基［原文如此］给了鲍里亚［即鲍里斯］多少钱，但他一点钱也不想给我。他认为他的钱只属于自己，而我的钱却属于他。”[556]几乎可以肯定，索洛夫约夫将一部分用于帮助或营救罗曼诺夫一家的资金收入自己囊中。他似乎只给了皇后三万五千卢布，而这只是亚罗申斯基资助的十七万五千卢布中的一小部分。[557]在后来的几年里，亚罗申斯基证实，他与索洛夫约夫没有直接交往过。当然，在资金被从彼得格勒转移走后，亚罗申斯基可能并不知道确切的资金转移链。他也不清楚钱是被一次性转走还是分开转走的。即便如此，索洛夫约夫被那些同情沙皇一家的人视为骗子，那些人近距离看到了他和阿列克谢·瓦西列夫神父在托博尔斯克开展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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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夫约夫不喜欢被人反驳。他也十分狡猾，每当手下的新兵挑战他的权威时，他都会以编造的理由向托博尔斯克苏维埃告密，而苏维埃很乐意拘捕这些人。[558]塔季扬娜·博特金娜很鄙视他，她对瓦西列夫评价也不高，认为瓦西列夫看起来对赚钱更有兴趣，而不是真的想帮他们一家获得自由。她猜测，如果尼古拉重返皇位，瓦西列夫可能也会操纵政治以便自己可以获利。[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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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夫约夫和瓦西列夫经常夸大他们“组织”的规模和潜力，而瓦西列夫，一个酗酒成性的人，常常端着酒杯夸耀营救罗曼诺夫一家的计划。[560]两人声称，已有三百名以前的军官潜入了托博尔斯克。虽然镇上确实有一些新兵，但塔季扬娜·博特金娜怀疑其中是否真有索洛夫约夫和瓦西列夫所说的那些训练有素的人。[561]在她看来，索洛夫约夫和瓦西列夫就是骗子和幻想家。她遇到了一个两人招募来的人，这人向她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到达秋明并伪装成体力劳动者在这里生活的。[562]博特金娜发现，他从未到过托博尔斯克这一点很重要，她认为，沙皇一家的希望被人为地放大了。据她所知，唯一一位成功的资助者是雅科夫·罗斯托夫采夫伯爵，他让部下从秋明北上并通过博特金医生向多尔戈鲁科夫转交了八万卢布。（这似乎是多尔戈鲁科夫4月份带到叶卡捷琳堡的所有钱。）博特金一家还结识了一位活跃的君主主义者，他在托博尔斯克居住了几个月。但事实证明，他所属的组织完全没有制订任何严肃的计划来营救罗曼诺夫一家。[563]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怀疑，索洛夫约夫不仅仅是骗子，还是为德国人卖命的间谍。直到1919年人们发现他拥有德国情报文件，这一点才得到证实。博特金娜得出的结论是，他的目标就是要摧毁沙皇一家。[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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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康斯坦丁·梅尔尼克少尉也对索洛夫约夫和瓦西列夫没有什么好印象。康斯坦丁·梅尔尼克于1917年9月和1918年5月两度留在托博尔斯克。他认为他们的“组织”是假的。据他所知，他们截留了大部分给罗曼诺夫一家的钱，而且根本没有安排任何营救行动。据说，瓦西列夫索取并获得了一万四千卢布，钱的用途却未向梅尔尼克透露，但梅尔尼克确信他意图不良。[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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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马尔科夫也是军中一位听命于马尔科夫二世，为君主主义事业服务的年轻人。在沙皇退位前的最后几天，他曾闯入亚历山大宫，问皇后自己如何才可以帮助她。[566]作为克里米亚骑兵中一名骄傲的军官，他认为二月革命中的叛乱是叛国。[567]1918年3月，他化名为一位叫马琴科的商人，前往托博尔斯克制订合适的救援计划。[568]他忽视了他的上级马尔科夫二世给他的警告，即任何此类冒险的资金都非常紧张。在秋明，他找到了已经与罗曼诺夫一家建立联系的索洛夫约夫。索洛夫约夫的话使他相信自己可以完成任务。他乘坐马拉雪橇抵达了托博尔斯克，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家空荡荡的酒店里住了下来，酒店里的其他房客主要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在努力改变俄国的私营商业，而索洛夫约夫正是伪装成一个普通商人的：他必须小心行事。[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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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夫静静地向索菲娅·布克斯赫韦登介绍了自己，并向她展示了自己从彼得格勒带来的包裹。布克斯赫韦登将包裹转交给了男仆沃尔科夫，沃尔科夫又把包裹带进了“自由之家”。[570]马尔科夫在去教堂祷告后的第二天，向当地教区的格尔莫根主教介绍了自己，并解释了他在托博尔斯克的目的。格尔莫根告诉他：“上帝会因此而奖励你。”[571]马尔科夫还联系了阿巴拉克修道院的阿列克谢神父，罗曼诺夫家的仆人基尔皮奇尼科夫和他住在一起。[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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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皮奇尼科夫是最低级别的随从，他在厨房工作，还照看罗曼诺夫一家来到托博尔斯克后买的猪。（他还在院子里单独划出了一块地来养自己的猪。）他是一个衣衫褴褛但力气巨大的男人，因为忠诚而受到喜爱，但他为罗曼诺夫一家做饭和为动物准备食物用的是同一套锅碗瓢盆，这让人们非常厌恶他。基尔皮奇尼科夫没有注意到其他人的想法，但有一段时间，厨房里的臭味太浓烈，罗曼诺夫一家和随从们不得不逃到楼上的房间，把门关上。吉布斯很挑剔，当基尔皮奇尼科夫为猪准备食物时，他实在没法继续待在“自由之家”。他没法忍受难闻的气味，便称得了流感，回到自己的房间，整个冬天都开着窗户。但是警卫队的士兵信任基尔皮奇尼科夫，他能够把信件和糖果带进“自由之家”，交给罗曼诺夫一家。[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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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对马尔科夫记忆深刻，乐于收到他送来的信和书。她通过阿列克谢神父送给马尔科夫一件礼物：“给小马，长官非常感谢你，并送上来自陛下的礼物，一支象牙烟斗。”神父解释说，亚历山德拉不知道该给马尔科夫什么，但她希望马尔科夫每次点烟时都会记得她。[574]亚历山德拉很快也表达了对马尔科夫的安全的担忧，因为他很可能被科贝林斯基和比特纳认出来，毕竟比特纳在沙皇村见过他，可能会告发他。虽然科贝林斯基为罗曼诺夫一家提供了不少帮助，但他毕竟是临时政府任命的人，在亚历山德拉看来终究是不值得信任的。她建议马尔科夫回到索洛夫约夫身边，那时索洛夫约夫住在波克罗夫斯科耶。[575]但是马尔科夫行事不够谨慎。在与皇后交换信息后，他在“自由之家”外面晃悠了一阵，这样罗曼诺夫一家就会看到他。亚历山德拉正巧站在阳台上，发现了他。1918年3月25日，她在日记中写道：“看见我的前克里米亚军官马尔科夫路过，还有施泰因。”[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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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已经是马尔科夫最接近营救皇室的尝试了。格尔莫根主教并不惊讶，因为他已经得出结论，俄国的君主主义者仍然缺乏严密的组织，将沙皇从宝座上推下的革命风暴也会轻易将这些人吹散。[577]马尔科夫是大胆的，甚至是无所顾忌的，但除了在“自由之家”外面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以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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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夫对其他君主主义者的消极态度很不满，他继续想办法营救罗曼诺夫一家。他认为有几种可能。一种方法是组织尽可能多的骑兵军官，马尔科夫二世可以提供人马并将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托博尔斯克。他认为该镇偏僻的地理位置对他有利，他可以请求秋明的君主主义者帮忙。红色武装中也有同情皇室的人，马尔科夫认为可以组织他们对“自由之家”发动突袭。另一种方法是在托博尔斯克之外煽动一起虚假的农民起义，趁随后的紧张局势，带一支队伍进入该镇并接管沙皇一家。马尔科夫相信，他可以鼓动君主主义者离开红军，在托博尔斯克躲藏起来等待关键时刻。现在重要的是在“自由之家”附近集中建立一个坚定的武装中心。[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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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也在尽力保持乐观。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认为科贝林斯基其实对他是友善的，只是在分遣队警卫面前表现得严厉。[579]两人相处得很好，尼古拉在日记中对科贝林斯基充满谢意：“科贝林斯基是我最好的朋友。”[580]塔季扬娜·博特金娜猜测，托博尔斯克的人大胆地表现出对罗曼诺夫一家极大的支持。她告诉亲信，她相信，如果尼古拉真的想要逃脱监禁，就能找到很多士兵和渡船船工来帮助他。[581]甚至有传言说，马雷舍夫少尉麾下的一群步兵告诉科贝林斯基，如果在他们当值时有人组织救援行动，他们不会插手。[582]亚历山德拉听取了这些建议，并向家人和随从保证，“自由之家”分遣队中有一些暗地里同情尼古拉并为自己所作所为内疚的军士。她指出，他们一直暗中为他们一家留下无酵饼或鲜花作为礼物。[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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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人都痛恨罗曼诺夫一家，这种现象又该怎么解释呢？但亚历山德拉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俄帝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有数百万公民仍然厌恶“血腥的尼古拉”，或者充其量对他的命运漠不关心。罗曼诺夫一家自然想安慰自己，认为自己仍被大多数百姓所喜爱。但他们的想法与革命洪流中的俄国现实是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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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二十三章 俄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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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禁期间，尼古拉对自己曾经的统治方式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意。他和亚历山德拉都坚信，俄国遇到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完全是外国恶势力造成的。在尼古拉眼中，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彻头彻尾的国家灾祸。就算他想过应该改变统治方式以避免革命爆发，那么他也只把这个念头放在心里。相反，他为自己履行了职责而自豪，正如他向吉利亚尔解释的那样：“我在即位时便发誓，要保护好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政府形式，并完好无损地将它交给我的继任者。”[584]离开沙皇村后，他再也没有提过退位危机。但亚历山德拉并非如此，她经常为退位感到痛心，她相信，如果当时自己是和尼古拉一起待在莫吉廖夫，而不是与家人待在一起，那么尼古拉一定不会放弃皇位。但她并不埋怨丈夫。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她有责任去应对事情的结果。她对尼古拉的爱正如她所需的尼古拉对她的爱一样，仍然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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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一家痛恨有关革命的一切，当他们得知苏维埃政府已经将历法从尤利安历法改为格里高利历法时，尼古拉惊恐万分。2月1日，他醒来，发现历法上已经是将近两周后了。他不喜欢这种失去十三天的感觉，并预言说：“误解和混乱将永无止境。”[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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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尼古拉没有对苏维埃政府任何其他政治和经济政策发表评论。不过，关于德国、战争和俄国军事力量的问题是另一回事。1918年2月20日，他写道：“从电报来看，由于休战时间快结束了，与德国的战争要重新开始了；但我们的前线似乎已经没有剩下任何东西了，军队已经复员，武器和物资在面对命运和敌人的攻击之前便被丢弃了：羞耻和恐怖！”[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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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作为一个爱国者，对战败非常痛苦；他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不愿意反抗德国人。他一直抱有破釜沉舟的信念。在他看来，俄国的荣誉受到了玷污。2月25日，他补充说：“今天收到电报，称布尔什维克或人民委员会必须接受德国政府的条款以便议和，因为敌军正在推进，无法阻挡。这是一场噩梦。”[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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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尼古拉或亚历山德拉如何解释俄国的分裂呢？在与吉利亚尔谈话时，尼古拉指责克伦斯基造成了军队的崩溃，尽管克伦斯基并不是有意为之。他对托洛茨基的看法更为负面。[588]他认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对俄国来说是一种耻辱。几个月过去了，尼古拉一直为军队崩溃、领土分裂和外交耻辱感到愤懑压抑。1917年军队的崩溃使他非常悲痛，对他的打击不亚于他自己经历的创伤。但他从未想过，俄国政府会签订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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