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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马尔科夫也是军中一位听命于马尔科夫二世，为君主主义事业服务的年轻人。在沙皇退位前的最后几天，他曾闯入亚历山大宫，问皇后自己如何才可以帮助她。[566]作为克里米亚骑兵中一名骄傲的军官，他认为二月革命中的叛乱是叛国。[567]1918年3月，他化名为一位叫马琴科的商人，前往托博尔斯克制订合适的救援计划。[568]他忽视了他的上级马尔科夫二世给他的警告，即任何此类冒险的资金都非常紧张。在秋明，他找到了已经与罗曼诺夫一家建立联系的索洛夫约夫。索洛夫约夫的话使他相信自己可以完成任务。他乘坐马拉雪橇抵达了托博尔斯克，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家空荡荡的酒店里住了下来，酒店里的其他房客主要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在努力改变俄国的私营商业，而索洛夫约夫正是伪装成一个普通商人的：他必须小心行事。[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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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夫静静地向索菲娅·布克斯赫韦登介绍了自己，并向她展示了自己从彼得格勒带来的包裹。布克斯赫韦登将包裹转交给了男仆沃尔科夫，沃尔科夫又把包裹带进了“自由之家”。[570]马尔科夫在去教堂祷告后的第二天，向当地教区的格尔莫根主教介绍了自己，并解释了他在托博尔斯克的目的。格尔莫根告诉他：“上帝会因此而奖励你。”[571]马尔科夫还联系了阿巴拉克修道院的阿列克谢神父，罗曼诺夫家的仆人基尔皮奇尼科夫和他住在一起。[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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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皮奇尼科夫是最低级别的随从，他在厨房工作，还照看罗曼诺夫一家来到托博尔斯克后买的猪。（他还在院子里单独划出了一块地来养自己的猪。）他是一个衣衫褴褛但力气巨大的男人，因为忠诚而受到喜爱，但他为罗曼诺夫一家做饭和为动物准备食物用的是同一套锅碗瓢盆，这让人们非常厌恶他。基尔皮奇尼科夫没有注意到其他人的想法，但有一段时间，厨房里的臭味太浓烈，罗曼诺夫一家和随从们不得不逃到楼上的房间，把门关上。吉布斯很挑剔，当基尔皮奇尼科夫为猪准备食物时，他实在没法继续待在“自由之家”。他没法忍受难闻的气味，便称得了流感，回到自己的房间，整个冬天都开着窗户。但是警卫队的士兵信任基尔皮奇尼科夫，他能够把信件和糖果带进“自由之家”，交给罗曼诺夫一家。[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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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对马尔科夫记忆深刻，乐于收到他送来的信和书。她通过阿列克谢神父送给马尔科夫一件礼物：“给小马，长官非常感谢你，并送上来自陛下的礼物，一支象牙烟斗。”神父解释说，亚历山德拉不知道该给马尔科夫什么，但她希望马尔科夫每次点烟时都会记得她。[574]亚历山德拉很快也表达了对马尔科夫的安全的担忧，因为他很可能被科贝林斯基和比特纳认出来，毕竟比特纳在沙皇村见过他，可能会告发他。虽然科贝林斯基为罗曼诺夫一家提供了不少帮助，但他毕竟是临时政府任命的人，在亚历山德拉看来终究是不值得信任的。她建议马尔科夫回到索洛夫约夫身边，那时索洛夫约夫住在波克罗夫斯科耶。[575]但是马尔科夫行事不够谨慎。在与皇后交换信息后，他在“自由之家”外面晃悠了一阵，这样罗曼诺夫一家就会看到他。亚历山德拉正巧站在阳台上，发现了他。1918年3月25日，她在日记中写道：“看见我的前克里米亚军官马尔科夫路过，还有施泰因。”[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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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已经是马尔科夫最接近营救皇室的尝试了。格尔莫根主教并不惊讶，因为他已经得出结论，俄国的君主主义者仍然缺乏严密的组织，将沙皇从宝座上推下的革命风暴也会轻易将这些人吹散。[577]马尔科夫是大胆的，甚至是无所顾忌的，但除了在“自由之家”外面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以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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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夫对其他君主主义者的消极态度很不满，他继续想办法营救罗曼诺夫一家。他认为有几种可能。一种方法是组织尽可能多的骑兵军官，马尔科夫二世可以提供人马并将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托博尔斯克。他认为该镇偏僻的地理位置对他有利，他可以请求秋明的君主主义者帮忙。红色武装中也有同情皇室的人，马尔科夫认为可以组织他们对“自由之家”发动突袭。另一种方法是在托博尔斯克之外煽动一起虚假的农民起义，趁随后的紧张局势，带一支队伍进入该镇并接管沙皇一家。马尔科夫相信，他可以鼓动君主主义者离开红军，在托博尔斯克躲藏起来等待关键时刻。现在重要的是在“自由之家”附近集中建立一个坚定的武装中心。[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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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也在尽力保持乐观。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认为科贝林斯基其实对他是友善的，只是在分遣队警卫面前表现得严厉。[579]两人相处得很好，尼古拉在日记中对科贝林斯基充满谢意：“科贝林斯基是我最好的朋友。”[580]塔季扬娜·博特金娜猜测，托博尔斯克的人大胆地表现出对罗曼诺夫一家极大的支持。她告诉亲信，她相信，如果尼古拉真的想要逃脱监禁，就能找到很多士兵和渡船船工来帮助他。[581]甚至有传言说，马雷舍夫少尉麾下的一群步兵告诉科贝林斯基，如果在他们当值时有人组织救援行动，他们不会插手。[582]亚历山德拉听取了这些建议，并向家人和随从保证，“自由之家”分遣队中有一些暗地里同情尼古拉并为自己所作所为内疚的军士。她指出，他们一直暗中为他们一家留下无酵饼或鲜花作为礼物。[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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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人都痛恨罗曼诺夫一家，这种现象又该怎么解释呢？但亚历山德拉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俄帝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有数百万公民仍然厌恶“血腥的尼古拉”，或者充其量对他的命运漠不关心。罗曼诺夫一家自然想安慰自己，认为自己仍被大多数百姓所喜爱。但他们的想法与革命洪流中的俄国现实是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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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二十三章 俄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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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禁期间，尼古拉对自己曾经的统治方式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意。他和亚历山德拉都坚信，俄国遇到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完全是外国恶势力造成的。在尼古拉眼中，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彻头彻尾的国家灾祸。就算他想过应该改变统治方式以避免革命爆发，那么他也只把这个念头放在心里。相反，他为自己履行了职责而自豪，正如他向吉利亚尔解释的那样：“我在即位时便发誓，要保护好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政府形式，并完好无损地将它交给我的继任者。”[584]离开沙皇村后，他再也没有提过退位危机。但亚历山德拉并非如此，她经常为退位感到痛心，她相信，如果当时自己是和尼古拉一起待在莫吉廖夫，而不是与家人待在一起，那么尼古拉一定不会放弃皇位。但她并不埋怨丈夫。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她有责任去应对事情的结果。她对尼古拉的爱正如她所需的尼古拉对她的爱一样，仍然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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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一家痛恨有关革命的一切，当他们得知苏维埃政府已经将历法从尤利安历法改为格里高利历法时，尼古拉惊恐万分。2月1日，他醒来，发现历法上已经是将近两周后了。他不喜欢这种失去十三天的感觉，并预言说：“误解和混乱将永无止境。”[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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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尼古拉没有对苏维埃政府任何其他政治和经济政策发表评论。不过，关于德国、战争和俄国军事力量的问题是另一回事。1918年2月20日，他写道：“从电报来看，由于休战时间快结束了，与德国的战争要重新开始了；但我们的前线似乎已经没有剩下任何东西了，军队已经复员，武器和物资在面对命运和敌人的攻击之前便被丢弃了：羞耻和恐怖！”[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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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作为一个爱国者，对战败非常痛苦；他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不愿意反抗德国人。他一直抱有破釜沉舟的信念。在他看来，俄国的荣誉受到了玷污。2月25日，他补充说：“今天收到电报，称布尔什维克或人民委员会必须接受德国政府的条款以便议和，因为敌军正在推进，无法阻挡。这是一场噩梦。”[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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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尼古拉或亚历山德拉如何解释俄国的分裂呢？在与吉利亚尔谈话时，尼古拉指责克伦斯基造成了军队的崩溃，尽管克伦斯基并不是有意为之。他对托洛茨基的看法更为负面。[588]他认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对俄国来说是一种耻辱。几个月过去了，尼古拉一直为军队崩溃、领土分裂和外交耻辱感到愤懑压抑。1917年军队的崩溃使他非常悲痛，对他的打击不亚于他自己经历的创伤。但他从未想过，俄国政府会签订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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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非常蔑视威廉，认为他不值得尊敬。即使在战争中，有些做法也是站不住脚的。[589]1917年之前，亚历山德拉对男仆沃尔科夫说过：“他是一名演员，一名出色的喜剧演员，一个虚伪的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之后，她惊呼：“我知道他小肚鸡肠的本性，但我从没想过他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多么可耻啊！”[590]作为出生于黑森的大公小姐，她从来与霍亨索伦家族没有多少瓜葛。比特纳目睹她在托博尔斯克长篇大论地攻击德皇和德国。亚历山德拉向科贝林斯基解释道：“人们指责我爱德国人。没有人知道我多么憎恨威廉，因为他对我的祖国作恶！”她强调，她所说的祖国是指俄国，而不是她出生的国家。皇后预言，德国也会像俄国那样迅速崩溃，她的语气并不是幸灾乐祸的。她写信给她在沙皇村疗养院照顾过的亚历山大·瑟罗博亚尔斯基将军，说：“在我看来，这种‘传染病’将传播到德国，但在那里，它会变得更危险更严重。我将此视为俄国能得到的唯一救赎。”[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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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尼古拉听瓦西里·多尔戈鲁科夫说，有报道称德国人要求俄国保证罗曼诺夫一家健康安全，他暴怒道：“即使这不是在蓄意诋毁我，也对我造成了伤害！”[592]他们全家都与德国人划清界限了。女儿们甚至扔掉了威廉皇帝在一次游艇旅行中送给她们的礼物。[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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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一家对俄军抱有幻想，并以此安慰自己。亚历山德拉在写给安娜·维鲁波娃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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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的性格很古怪。一个人可能很快变得令人厌恶，变坏，变残忍，失去理性，但同时他也可能向另一个方向转变。这叫缺乏个性。本质上，这种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孩子。众所周知，在常年的战争中，所有的感情都变得更为强烈。他们所做的一切——杀人、撒谎、偷窃和监禁——都很可怕，但是人必须忍耐、悔改和重生。[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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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木斯克的赤卫军发生动乱后，克拉夫季娅·比特纳失去了耐心。亚历山德拉称，只要军官表现得更主动一些，军队就会听从他们。[595]她补充道：“人们说他们很糟糕。但他们很好。看看他们吧。他们环顾四周，微笑着。他们很好。”[596]对比特纳来说，这是胡言乱语。她告诉亚历山德拉，她与现实脱节了，她并不知道士兵对她的看法。他们在罗曼诺夫一家的听证会上表现出的尊重并没有任何意义。虽然亚历山德拉认为俄国士兵“有素、朴实、善良”，但比特纳坚持认为这些士兵对待长官的态度令人震惊。[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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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4年亚历山德拉到俄国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如此强势地与她说话。她不禁掉下了眼泪。她特别批评了比特纳说她与现实脱节。亚历山德拉说，她知道其他人是怎么评价她的。她俩的谈话很激烈。和通常发生争论一样，两人谁也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等有时间反思自己所说的话时，比特纳认为，亚历山德拉觉得自己在批评她与已故的拉斯普京之间的关系。这显然仍是亚历山德拉的痛点。[598]事实上，比特纳讨论的是军队的情况。比特纳想向皇后阐明自己的观点，告诉皇后她并不理解军队在一战中遇到的困难。在比特纳看来，强调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对比是毫无意义的。她们一直争辩，谁也不肯让步。两人都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当天她们在不友好的气氛中分手了。比特纳拒绝与其他人一起用晚餐，称自己头痛。亚历山德拉给她送去一张纸条，请她不要生气：亚历山德拉终于棋逢对手。[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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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皇后永远不会改变她的方式，不管什么话题，她都仿佛专家一般侃侃而谈。在宗教方面，她坚定而严苛。其余的随从都了解这一点，在四旬斋开始时，他们停止了星期日晚上的短剧活动——他们称之为“盛况”，吉布斯把布置的灯光也拆除了。[600]为了迎接复活节，全家人开始禁食，亚历山德拉希望官邸里的每个人都能这样做。然而，比特纳通常会等到复活节前第二周才开始，并解释说这是她的意愿。亚历山德拉对此显然很不满。但比特纳也很固执，并不亚于亚历山德拉。[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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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纳对尼古拉的看法比较温和。从她在“自由之家”所见所闻来看，皇帝希望家人环绕在他身边，他能像一个丈夫和父亲一般生活。在比特纳看来，他渴望安静的生活，永远不会重返皇位。[602]但吉利亚尔反对这一点，至少有一段时间，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都希望最终重回皇位。这可能是他们最初放弃流亡海外的想法的原因，但那也或许是因为他们相信苏维埃领导人不会放他们走。尼古拉经常告诉科贝林斯基，他害怕自己和家人会被送到国外。[603]沙皇夫妇坚强地忍受着施加于他们的命运，亚历山德拉向吉利亚尔吐露：“我们的朋友［拉斯普京］预言了所有这些苦难，但他说在一切苦难之后，是迎来长久和繁荣的平静期。”[604]此外，女儿们经常谈到回沙皇村。奥尔加是个例外，她似乎觉得这样的梦想是不切实际的——她的父亲似乎也这样认为。在心底，尼古拉意识到他作为君主的日子已经结束了。[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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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让比特纳很感兴趣，她问年轻的阿列克谢：“如果你登上皇位，会怎么办？”他马上说：“不，这已经不可能了！”比特纳问：“但如果你能登基呢？”阿列克谢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答复：“那我必须要做一些安排，以便更好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他是否听到了母亲谈论人们如何欺骗他的父亲？这是否说明，与尼古拉相比，阿列克谢有潜质成为一个更严格且更有效的统治者呢？比特纳认为是这样的。在她看来，阿列克谢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她问，如果他成为沙皇，他会怎么做。他说，他会为她建一所医院，并把一切都管理得井井有条。[606]比特纳还认为，他并不认同家人对拉斯普京的崇敬。这是她在发生了一件小事后得出的结论。当时阿列克谢生病了，她便在病床前给他上课。桌子上通常放着一张拉斯普京的小照片。这张照片突然掉了下来，比特纳想把它捡起来。但阿列克谢告诉她不必捡。显然，他并不看重这张照片，比特纳还在他的话音中觉察到一丝讽刺。[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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