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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叶卡捷琳堡商讨方案时，鄂木斯克已经采取了行动。[614]分遣队的负责人V.D.杜茨曼政委先于大部队两天抵达了托博尔斯克，并在科尔尼洛夫宅邸住下。[615]没有人期待他来或邀请他来。他是一个高大的男人，有着灰蓝色的眼睛，表情神秘，看起来便是那种为了革命事业而铁面无私的人。（显然，后来便是他签署了格尔莫根主教的死刑令。）[616]此外，其他人对他的拉脱维亚-犹太血统感到不满。[617]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完全放纵那些由A.D.杰米亚诺夫政委及其副手杰格佳廖夫指挥、追随他从鄂木斯克而来的赤卫军。杰米亚诺夫曾被东正教会神学院驱逐，而杰格佳廖夫曾经是一名骑兵少尉，在圣彼得堡大学期间曾加入反动组织天使长米迦勒联盟。[618]杜茨曼、杰米亚诺夫和杰格佳廖夫三人我行我素。随着鄂木斯克的这帮人肆意横行，这座曾避开大城市动荡的小镇也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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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29日，他们前往“自由之家”并遇到了警卫分遣队。他们冒着可能引发暴力事件的风险，要求进入官邸。[619]没有人知道如何应付他们。两支分遣队之间的谈判使局势得到了缓和，但气氛仍然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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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茨曼表示，他的当务之急是置托博尔斯克苏维埃于布尔什维克的控制之下，掌管全镇最高权力，这令“自由之家”的囚禁者舒了一口气。其他公共机构要么解散，要么从属“苏维埃政权”。杰米亚诺夫宣布关闭当地政府从前设置的地方机构，如市杜马，并建立“人民经济委员会”。仅仅改变政治机构是不够的。一直远离尘嚣的托博尔斯克不得不像几个月前的其他俄国城市一样，开始进行经济革命。[620]在这一切进行之时，杜茨曼认为没有必要扰乱科贝林斯基的工作。相反，他担任了镇苏维埃的书记，几乎整日忙于那里的工作。科贝林斯基远远观察着事态发展，尽管他也带有一点反犹太主义的倾向。[621]但是杜茨曼并没有来干涉他，于是科贝林斯基竭尽所能在“自由之家”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安宁，并保护罗曼诺夫一家，不让他们像自己那样担心局势日益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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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科萨列夫于1918年3月28日从鄂木斯克写信给托洛茨基。自从人民委员会授权他监督托博尔斯克的政治局势以来，已经过去将近两个月了。在能够向四百英里以外的托博尔斯克派遣分遣队之前，他自己在鄂木斯克也遇到了麻烦。科萨列夫是典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主动性，但鄂木斯克的赤卫军现在掌控着该镇，科萨列夫通过电报与杜茨曼、杰米亚诺夫、杰格佳廖夫保持联系。他所掌握的信息足以让他相信，斯维尔德洛夫低估了局势的危险性。人民委员会下令遣散旧俄军时，并没有决定好由哪支部队来替代他们。“自由之家”的警卫分遣队来自旧俄军，而科萨列夫的解决方案是用鄂木斯克的部队取而代之。他请求斯维尔德洛夫授权他任命新的政委，并告知托博尔斯克的当值人员。[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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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博尔斯克的情况甚至比科萨列夫所知道的更为动荡。大约在鄂木斯克赤卫军冲进城镇的时候，五十名赤卫军也从秋明赶来，尼古拉感到震惊。秋明的部队乘坐着十五辆装饰着铃铛的三驾马车。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来巨大的轰响和噪声。秋明人显然还没有进行军事训练的习惯。如果说鄂木斯克赤卫军是破坏性的，那么这帮新来者制造的就是纯粹的骚乱。[623]科贝林斯基请皇后三天内不要再坐在阳台上了。他们还临时讨论，是否要将罗曼诺夫一家搬到城镇主山上安全的教堂里。[624]这些消息越来越令人担忧。虽然尼古拉在“自由之家”里能看到的不多，但他很容易听到步枪兵弹琴唱歌到清晨五点钟。[625]秋明的赤卫军已经冲进了广场，并要求获得免费的食物。鄂木斯克的军队和科贝林斯基手下的人一样警觉，他们联合起来赶走了入侵者，消除了麻烦。[626]在抵达托博尔斯克一周以后，秋明的赤卫军终于如众人所愿返回了秋明。[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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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周以来，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一直认为他们也该发挥作用了。科萨列夫自从接受人民委员会授权以来做的事太少，而托博尔斯克的危险在不断增加。亚历山大·别洛博罗多夫后来表示，叶卡捷琳堡担心德国人可能会施加压力，要求释放罗曼诺夫一家。乌拉尔的领导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如果有必要，他们决心“清算”尼古拉。[628]早在1918年2月，他们就计划通过他们的副主席鲍里斯·迪德科夫斯基领导的三人小组来管理托博尔斯克。叶卡捷琳堡派来了他们最厉害的人物之一。迪德科夫斯基曾是一名移民，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地质学家，他既有革命热情，又很了解俄国以外的世界。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他在黄金和白金行业任职，并负责叶卡捷琳堡许多行业的国有化工作。他用该市的电话簿来决定将哪些企业收归国家。[629]他在叶卡捷琳堡收到的简报是，要与鄂木斯克的西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合作控制托博尔斯克。[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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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鄂木斯克赤卫军在托博尔斯克出现几天后，一支四百人的赤卫军分遣队从叶卡捷琳堡来到这里。[631]别洛博罗多夫和迪德科夫斯基让帕维尔·霍赫里亚科夫指挥他们，霍赫里亚科夫沿途伪装成商人，因为西西伯利亚有很多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他假扮成叶卡捷琳堡一位女布尔什维克的未婚夫，她的母亲住在邻近的亚卢托罗夫斯克。[632]实际上，霍赫里亚科夫是维亚特卡农民的后代，年轻时在帝国海军的战舰上做司炉。他平静稳重，不喜自夸，随后成了叶卡捷琳堡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他是一位实干型的革命者。他不善言谈，看重忠诚。他说话温柔，但性格坚强。据说，他后来亲自处决了从托博尔斯克和鄂木斯克带到叶卡捷琳堡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一位神父是格尔莫根主教的兄弟。神父恳求他留自己一命，将处决改为苦役时，霍赫里亚科夫安慰他道：“别担心，老人家。我们不会折磨你。我们一开枪，一切就结束了。不会有任何不必要的痛苦。”[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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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赫里亚科夫的三名代表谢苗·扎斯拉夫斯基、亚力山大·阿夫杰耶夫和伊万·洛吉诺夫分头抵达了这里。阿夫杰耶夫矮小纤瘦，长着一头蓬乱的长发，是一名二十多岁的车工，曾与洛吉诺夫在兹洛卡佐沃的同一家工厂工作。他声称自己曾三进克列斯特监狱。[634]扎斯拉夫斯基是彼得格勒的一名金属工，被中央委员会派来加强乌拉尔的政治工作，他很快就在那里领导了纳杰日金苏维埃。[635]4月初，上面又派来了一小队赤卫军。他们也没有集体行动：托博尔斯克及其周围地区是敌人的领地，镇上的情况似乎令霍赫里亚科夫和他的同志很不安。事实上，霍赫里亚科夫向叶卡捷琳堡报告，就他们最初的经历发出警告。[636]这三位领导人的目的是摆脱鄂木斯克的影响，并布置一条通往叶卡捷琳堡的指挥链。霍赫里亚科夫专心致力于赢得托博尔斯克苏维埃的权力；阿夫杰耶夫的任务是获得“自由之家”中军官的信任；扎斯拉夫斯基将集中精力计划如何将尼古拉转移到叶卡捷琳堡并置于乌拉尔领导层的控制之下。[637]实现这些目标并不容易，据扎斯拉夫斯基报告，科贝林斯基和托博尔斯克苏维埃对他们态度冰冷。[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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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叶卡捷琳堡的队伍一心想完成任务，他们对离开托博尔斯克的每个人都进行了检查。[639]他们想确保尼古拉无法沿着鄂毕河向北逃跑。因此，他们派出一支五人组成的队伍去别廖佐夫中心区设置交通路障。其他队伍被派到戈雷什马诺沃和通往鄂木斯克的路上。他们接到的指令直接且明确：击毙任何符合前皇帝特征的人。正如叶卡捷琳堡通常对决定的领会一样，这一命令的执行情况有些混乱。派往别廖佐夫的队伍在一路向北跋涉之后，被地方当局逮捕。与此同时，派去戈雷什马诺沃的队伍中，有几人在离开叶卡捷琳堡后便吹嘘自己的任务是“杀死沙皇”；他们也被捕了。这两个地方的富商对可疑的闯入者采取了行动。[640]别洛博罗多夫和他的同志们收到消息，如果托博尔斯克有反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家的巢穴，那么周围地区就更加危险了。将沙皇一家留在此处的想法越来越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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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件事的另一个版本更为暴力。据说，两个武装团体离开叶卡捷琳堡，在托博尔斯克城外的路上巡逻。第一支队伍确实在别廖佐夫被拘押了。第二支队伍由乌拉尔地区执行委员会派往托博尔斯克南部，很快就到了小村庄戈洛普托夫斯科伊。当地居民得知他们是谁派遣来的之后，便杀了他们。[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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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秋明的赤卫军离开后，托博尔斯克也充斥着来自其他城镇的分遣队，科贝林斯基也得承认，事态的发展令他措手不及。[642]不同分遣队之间的关系再次紧张起来。科贝林斯基的人员受到鄂木斯克和叶卡捷琳堡分遣队两者的威胁，而鄂木斯克的军队则谴责叶卡捷琳堡的赤卫军是惹是生非的入侵者，他们无权在西西伯利亚耀武扬威，科贝林斯基觉得自己夹在了中间。托博尔斯克苏维埃的三位代表来“自由之家”了解情况。但这只是让局势更加紧张了。鄂木斯克分遣队声称要负责守卫罗曼诺夫一家，这也引发了争议。[643]与此同时，杜茨曼和其他鄂木斯克赤卫军领导人认为，他们得到了人民委员会的许可，可以进行管控。队伍之间相互对峙时，镇上发生了各种骚动和冲突。霍赫里亚科夫遇到鄂木斯克的领导人时，遭到了拘捕并被指责提出反革命“挑衅”。只有在与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直接联系后，拘押者才同意释放他，而不是处决他。[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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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卫军领导层曾谈到要将罗曼诺夫一家转移到托博尔斯克监狱，而这成了乌拉尔苏维埃的政策。科贝林斯基匆匆赶去向赤卫军抗议。他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他称只有莫斯科当局才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指出他们这么做无论如何都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要将沙皇一家转移到监狱去，那么所有警卫也要一同转移过去。[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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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罗曼诺夫一家一直试图跟上局势，但他们发现缓和不断恶化的局面的最佳方法是，以他们过去的方式继续生活。“自由之家”的早餐和午餐菜单上有火鸡肉冻、野鸭、香煎小牛排、烤牛肉，以及皇后喜欢的意大利面。[646]亚历山德拉一向不喜欢吃肉，经常让仆人伊万·谢德涅夫做她最喜欢的通心粉奶酪，这道菜是在一只旅行用的酒精炉上做的。[647]家里其他人更喜欢他们平常的饮食。最近几天的混乱之后，局势稍微缓和下来，他们希望能够不受新的赤卫军打扰，继续平静地生活下去。一家人锻炼，阅读，玩有趣的游戏。不在户外干杂活时，尼古拉便带着自己最喜欢的书，静静坐在他最喜欢的地方——橘园的屋顶上。[648]尼古拉在4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从不知疲倦的线人亚历山大·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那些从鄂木斯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有趣事情。”[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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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基尔皮奇尼科夫告诉他们什么信息，罗曼诺夫一家都什么也做不了。消息总是对他们不利，而且似乎越来越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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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二十五章 托博尔斯克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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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订和平条约之后，有关德军和日军大面积军事渗透的消息开始在托博尔斯克传播。[650]孟什维克的媒体继续在镇上批评布尔什维克的社会和经济政策，[651]它还谴责条约违背了工人阶级的利益。[652]此时，人们正在重新选举苏维埃。如果不是前皇帝住在这里，苏维埃政府并不会特别关注托博尔斯克这座小城镇。[653]在西西伯利亚的局势持续恶化的同时，守卫尼古拉的部队为遭到人民委员会忽视而异常愤怒。托博尔斯克当月一直处于混乱之中，“自由之家”的分遣队决定派出帕维尔·马特维耶夫和一名叫卢金的代表前往莫斯科替他们表达意见。马特维耶夫和卢金赶去秋明，在那里乘坐下一班开往新首都的列车。[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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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4月1日，卢金得以在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做报告，详细介绍最近在“自由之家”及附近发生的骚乱。他证实，他的许多同伴已经离开分遣队，其余的人对迟迟不付他们工资感到不满。卢金演讲时充满一名现役士兵的激情。他明确表示，如果中央苏维埃希望确保罗曼诺夫一家安全，他们必须对“自由之家”的安排做出改变。参谋长弗拉基米尔·邦奇-布鲁耶维奇听过之后认为，这些内容已经足以令他相信，他们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在与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官员联系时，他强调：“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负责处理罗曼诺夫一家的事务。斯维尔德洛夫立刻要求卢金去见他，他想亲自听听卢金的报告。[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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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同一天会见了斯维尔德洛夫。与布尔什维克一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斯皮里多诺娃和普罗尚也出席了会议。所有人都同意对托博尔斯克进行改革。莫斯科将任命自己的委员，带领一个二百人的全新分遣队前往托博尔斯克——其中三十人来自中央执行委员会自己的党派分遣队，还有二十人来自左派社会革命党。“自由之家”的政权将发生改变，包括多尔戈鲁科夫、塔季谢夫和根德里科娃在内的所有人员都将与尼古拉及其家人一样，被视为囚犯。而吉布斯可以选择，是以同样的条件待在那里，还是置身事外，与罗曼诺夫一家切断联系。斯维尔德洛夫向他保证，为他提供必要的资金。这些安排只是暂时的，因为斯维尔德洛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尽快将所有人转移到莫斯科。任何宣传都被禁止了。得知西西伯利亚局势不妙之后，斯维尔德洛夫想在最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处理罗曼诺夫一家的问题。[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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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仍未能阻止谣言传播。一段时间以来，有传闻说托洛茨基本人将作为政委来到托博尔斯克。罗曼诺夫随从中有些人居然对此信以为真，这也表明他们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如何运作知之甚少。[657]如果托洛茨基去了遥远的托博尔斯克，他可能也就退出领导层了。相反，他正将精力集中在军事人民委员这一新职位上。不过，也许“自由之家”的人犯这样的错是情有可原的。他们没有看过《真理报》一类的报纸。他们也不认识任何了解人民委员会讨论的人。他们听到，皇帝在谈论他希望有一天回到皇位。从这一点来看，这只是夸大了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罗曼诺夫一家命运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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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于4月6日重新讨论了托博尔斯克的问题，并进一步修订了处置罗曼诺夫一家的计划。在调整“自由之家”的警卫后，等待任命的新政委应该迅速安排将罗曼诺夫一家转移到乌拉尔。托博尔斯克已不再是安全的拘禁之地。尼古拉在莫斯科接受审判之前，叶卡捷琳堡取代鄂木斯克成了人们更青睐的权力中心。斯维尔德洛夫承诺将通知叶卡捷琳堡和鄂木斯克的苏维埃地区当局。他希望自1月底以来随着事件发展而发生的混乱不要重演。他表示，他只等人民委员会批准——显然他需要批准执行预定的行动方案。[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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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8年4月9日，斯维尔德洛夫得到了必要的支持：他与当局就必须做的事情达成了一致，作为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可以向别洛博罗多夫发送电报以报告详情。叶卡捷琳堡接到通知，要准备好接收罗曼诺夫一家。斯维尔德洛夫表示，这是一项临时安排。他没有提及长期计划，目前他们仍然计划将尼古拉带到莫斯科接受公开审判。别洛博罗多夫将成为尼古拉主要的临时监管人。斯维尔德洛夫任命布尔什维克党人瓦西里·雅科夫列夫为政委，负责监督将罗曼诺夫一家转移到乌拉尔。尼古拉和家人将被移交给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亚历山大·别洛博罗多夫或军事委员菲利普·戈洛谢金。斯维尔德洛夫让乌拉尔地区苏维埃决定应该将罗曼诺夫一家关押在监狱中还是经过特别改造的住所中。一旦罗曼诺夫一家到达叶卡捷琳堡，没有经过莫斯科允许，他们绝不会被移到其他地方。斯维尔德洛夫强调，要优先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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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洛博罗多夫和戈洛谢金是一对令人生畏的搭档。两人都是资深的布尔什维克。别洛博罗多夫于1918年1月才抵达叶卡捷琳堡，他根本没有时间与其他领导人联络寒暄，便成了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当选主席。[660]他中等身材，消瘦苍白，留着胡须。[661]1891年，他出生在乌拉尔山脉索利卡姆斯克矿区的一个工人家庭里，长大后接受了电工培训。别洛博罗多夫年轻时便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并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与他那些富裕的同志不同，他从未移民过，而常年在彼尔姆周边地区生活的经历使他对实际情况有着敏锐的认识。他的朋友戈洛谢金“大约四十岁，身材魁梧，一头鬈发，还留着小胡子”。[662]他做地下革命工作时化名菲利普，叶卡捷琳堡的人都以这个名字称呼他。只要有可能，他从不坐着。这是在监狱养成的习惯：他要走动以保持健康。在旅途中，他成为十月革命后乌拉尔和首都之间的主要联系人，并于1918年初两次与斯维尔德洛夫联络。他在2月底和3月上半月出行。在3月份党代表大会上，他是乌拉尔代表。[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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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谁将尼古拉带出托博尔斯克，他都必须获得“自由之家”警卫分遣队的信任。叶卡捷琳堡的人在这方面已经表现得极为“笨拙”。鄂木斯克的部队也做得不好，事实上，他们做得更糟糕。这时需要“一个中立的人”来完成转移的任务。[664]此外，斯维尔德洛夫似乎向托博尔斯克苏维埃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在雅科夫列夫到达前由他来负责“自由之家”。如果他不完全信任乌拉尔的领导人，他肯定也为警卫分遣队担忧。[665]但是，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这支分遣队仍然要负责保护罗曼诺夫一家。1918年4月11日，马特维耶夫和卢金从莫斯科返回，他们召开了士兵委员会的紧急会议来传达消息。他们在莫斯科晋升了，这是表彰他们及时跟进西西伯利亚情况。[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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