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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8年4月9日，斯维尔德洛夫得到了必要的支持：他与当局就必须做的事情达成了一致，作为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可以向别洛博罗多夫发送电报以报告详情。叶卡捷琳堡接到通知，要准备好接收罗曼诺夫一家。斯维尔德洛夫表示，这是一项临时安排。他没有提及长期计划，目前他们仍然计划将尼古拉带到莫斯科接受公开审判。别洛博罗多夫将成为尼古拉主要的临时监管人。斯维尔德洛夫任命布尔什维克党人瓦西里·雅科夫列夫为政委，负责监督将罗曼诺夫一家转移到乌拉尔。尼古拉和家人将被移交给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亚历山大·别洛博罗多夫或军事委员菲利普·戈洛谢金。斯维尔德洛夫让乌拉尔地区苏维埃决定应该将罗曼诺夫一家关押在监狱中还是经过特别改造的住所中。一旦罗曼诺夫一家到达叶卡捷琳堡，没有经过莫斯科允许，他们绝不会被移到其他地方。斯维尔德洛夫强调，要优先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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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洛博罗多夫和戈洛谢金是一对令人生畏的搭档。两人都是资深的布尔什维克。别洛博罗多夫于1918年1月才抵达叶卡捷琳堡，他根本没有时间与其他领导人联络寒暄，便成了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当选主席。[660]他中等身材，消瘦苍白，留着胡须。[661]1891年，他出生在乌拉尔山脉索利卡姆斯克矿区的一个工人家庭里，长大后接受了电工培训。别洛博罗多夫年轻时便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并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与他那些富裕的同志不同，他从未移民过，而常年在彼尔姆周边地区生活的经历使他对实际情况有着敏锐的认识。他的朋友戈洛谢金“大约四十岁，身材魁梧，一头鬈发，还留着小胡子”。[662]他做地下革命工作时化名菲利普，叶卡捷琳堡的人都以这个名字称呼他。只要有可能，他从不坐着。这是在监狱养成的习惯：他要走动以保持健康。在旅途中，他成为十月革命后乌拉尔和首都之间的主要联系人，并于1918年初两次与斯维尔德洛夫联络。他在2月底和3月上半月出行。在3月份党代表大会上，他是乌拉尔代表。[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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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谁将尼古拉带出托博尔斯克，他都必须获得“自由之家”警卫分遣队的信任。叶卡捷琳堡的人在这方面已经表现得极为“笨拙”。鄂木斯克的部队也做得不好，事实上，他们做得更糟糕。这时需要“一个中立的人”来完成转移的任务。[664]此外，斯维尔德洛夫似乎向托博尔斯克苏维埃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在雅科夫列夫到达前由他来负责“自由之家”。如果他不完全信任乌拉尔的领导人，他肯定也为警卫分遣队担忧。[665]但是，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这支分遣队仍然要负责保护罗曼诺夫一家。1918年4月11日，马特维耶夫和卢金从莫斯科返回，他们召开了士兵委员会的紧急会议来传达消息。他们在莫斯科晋升了，这是表彰他们及时跟进西西伯利亚情况。[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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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金告知大家，新政委即将到来，并传达了一个消息，即部队很快将被托博尔斯克以外的一支新的分遣队取代。这支分遣队大力执行首都的命令，并着手在“自由之家”实行与在沙皇村亚历山大宫一样的隔离措施。[667]马特维耶夫主持了讨论，他还邀请了杜茨曼、杰米亚诺夫和扎斯拉夫斯基。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来自叶卡捷琳堡和鄂木斯克的局外人要求将罗曼诺夫一家转移到他们的监护之下：他们从未信任过科贝林斯基或“自由之家”分遣队，并希望在雅科夫列夫到达托博尔斯克之前完全控制住局势。马特维耶夫目前对局势丝毫没有控制力。自去年夏天以来，他和这支队伍保护了罗曼诺夫一家并击退了所有的威胁；最近这次对他们权威的外部挑战使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冒犯。杜茨曼、杰米亚诺夫和扎斯拉夫斯基非常愤怒。他们离开时恶狠狠地威胁，如果马特维耶夫不在三十六小时内撤销决定，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他继续挑战他们，就会发生暴力事件。[668]马特维耶夫和分遣队都绷紧了神经。他们知道莫斯科想要什么，也准备好面对叶卡捷琳堡或鄂木斯克军队的挑战。整个3月他们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马特维耶夫和卢金在考虑预期的变化时将科贝林斯基也纳入了考量，以便在“自由之家”建立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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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科贝林斯基将莫斯科的书面命令告知了尼古拉。房间已经收拾好，以便指定的随从们可以从科尔尼洛夫的宅邸转移。[669]家具和行李箱都搬到了街对面。[670]这里还要住进七位新来者，很快房子就变得很拥挤，至少按照在位君主的标准来看是这样。尼古拉推测，警卫分遣队希望以坚定的态度给即将抵达的新政委留下深刻印象。[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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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乌拉尔苏维埃领导人执行命令并不是非常顺利，1918年4月13日，鲍里斯·迪德科夫斯基向人民委员会发去电报，警告说罗曼诺夫一家从海上或陆上逃脱的风险正在持续增大。他们也许可以到达中国，这不得不引起重视。他支持扎斯拉夫斯基和阿夫杰耶夫协助霍赫里亚科夫在托博尔斯克获得最高权力，因为鄂木斯克赤卫军拒绝服从镇苏维埃，局势失控。迪德科夫斯基警告说，来自叶卡捷琳堡的部队、来自鄂木斯克部队和“自由之家”分遣队之间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他提议，由他的人负责将罗曼诺夫一家送到斯维尔德洛夫要求送至的任何地方。[672]他的电报只有一个意思：迪德科夫斯基不喜欢让像雅科夫列夫这样的局外人来领导乌拉尔的同志。但他没有反抗上级的命令。他请求斯维尔德洛夫根据他关于托博尔斯克的报告，改变莫斯科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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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自由之家”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4月15日，警卫分遣队搜查了那里。尼古拉当时穿着“契尔克斯卡”——这是一种传统的高加索束带大衣。警卫发现他还带着传统匕首，便要求搜查整座官邸。像往常一样，科贝林斯基不得不安抚所有人。他向大家保证，这是让军队平静下来的唯一方法。尼古拉沮丧又愤怒，但他仍交出了自己的匕首，多尔戈鲁科夫和吉利亚尔也交出了他们的礼仪佩剑。[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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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科贝林斯基在纷争出现时维护了和平，但当他的分遣队撕下他的肩章时，他自己的意志也动摇了。在被剥夺了最后一个象征着他的权威的实物标志后，他直接去见了皇帝，请求辞职。尼古拉眼里含着泪水，搂着他的肩膀说：“叶夫根尼·斯捷潘诺维奇，我代表我自己、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请求你留下来。你可以看出来，我们很有耐心。你也要有耐心。”[674]他们以俄国人的传统方式彼此拥抱和亲吻。科贝林斯基留了下来，但他与士兵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尼古拉喜欢穿军装，当士兵委员会宣布要以同样的方式撕下皇帝的肩章时，科贝林斯基警告说，尼古拉可能会做出肢体上的反抗，如果他的英国表兄乔治五世得知了暴力行为，可能会有严重后果。他建议委员会问问莫斯科的意见。这为科贝林斯基争取了一些时间来与尼古拉商讨办法。最终的结果是，尼古拉决定在户外散步时穿黑色短外套。不过，在室内他仍穿全套军装。[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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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上的其他地方，局势也愈演愈烈。尽管霍赫里亚科夫已经成为托博尔斯克苏维埃的主席，但乌拉尔的赤卫军仍未能控制局势。4月20日，霍赫里亚科夫在叶卡捷琳堡向迪德科夫斯基报告了自己遇到的困难。第二天，当戈洛谢金听说这个消息时，他通过电报发来了严厉的指责。他认为霍赫里亚科夫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戈洛谢金说他将从叶卡捷琳堡再派去由彼得·古扎科夫领导的三支小队，以加强军力。与此同时，他命令霍赫里亚科夫公开宣布，如果有人敢对雅科夫列夫做出一丝抵抗，他们就用火炮来摧毁“反革命的巢穴”。[676]尽管乌拉尔的领导人对莫斯科最近的命令不满，但他们也不愿意看到鄂木斯克或托博尔斯克有任何人制造麻烦。不过，叶卡捷琳堡的领导人和他们在托博尔斯克的特使之间关系紧张。这一动荡的局面对人们翘首以盼的政委的能力构成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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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二十六章 雅科夫列夫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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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雅科夫列夫实际上是康斯坦丁·米亚钦的化名，他是斯维尔德洛夫的朋友和同志，两人在一战前就一直为布尔什维克工作。雅科夫列夫和斯维尔德洛夫用“你”来互相称呼。斯维尔德洛夫称雅科夫列夫为“安东”——他的另一个化名。[677]雅科夫列夫长着一双黑眼睛，身材精瘦，肌肉发达。他把小胡子修成英国式，喜欢不停地向后拨弄浓密的头发，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话急促，无疑表明他希望得到服从：他的气势很强。[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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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科夫列夫虽然并不是在尼古拉下台后一年内形成的乌拉尔精英阶层的一分子，但他从小就很熟悉乌拉尔。雅科夫列夫出生于1886年，在奥伦堡省长大，年纪不大却经历丰富。他在教区学校短暂地学习了一阵，后来做了钟表匠学徒，再后来又做了鞋匠学徒。后来他逃离了恶劣的工作环境，在冶金工厂开始了新的生活。在那里，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并与布尔什维克结盟。他成为布尔什维克为攻击当局并实施行动而组织的乌拉尔战斗小组中的一名重要武装分子——布尔什维克通过这种战斗小组扩充他们的金库。雅科夫列夫坚强而自信，面对危险时非常平静。在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寻求资金支持时，雅科夫列夫几乎跑遍了乌拉尔的每一座城镇，带着武器去“筹集”资金。雅科夫列夫的最后一次行动发生在1909年，目标是车里雅宾斯克西部的米阿斯邮政局。[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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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来的资金用以资助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意大利南部海岸卡普里岛上开办党校。雅科夫列夫本人前往国外以逃避俄国警方的追捕。由于没有立身之本，他便做了电工，在列日和布鲁塞尔工作，在那里他学会了法语，同时与党保持联系。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他才安全返回俄国。（他是在德国当局的帮助下回国的。）随后他前往乌法，在乌拉尔的辛姆工厂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布尔什维克的事业。秋天，乌法苏维埃派他作为代表，参加彼得格勒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他留在那里帮助建立了契卡，在辛苦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请求回到乌拉尔休养。中央当局提议他担任叶卡捷琳堡的军事委员。但抵达后，他发现这一职务已有人担任，而此人正是菲利普·戈洛谢金。随后他们便发生了短暂的争执，但雅科夫列夫没有继续纠缠，而是回到了乌法，在那里，他征调了大量粮食，运往食品短缺的彼得格勒，作为交换，乌法获得了资金和武器。[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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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时，他也搬到了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要求他负责将罗曼诺夫一家转移到乌拉尔。[681]斯维尔德洛夫认为，雅科夫列夫是解决托博尔斯克混乱局面的恰当人选。雅科夫列夫拥有革命者的坚强外壳，他也是苏维埃安全部门的教父之一。斯维尔德洛夫知道现在各方情绪都很激动，因此他挑选了一位对乌拉尔很了解，同时对叶卡捷琳堡领导人不会太宽纵的人担当重任——几周前他刚刚受到叶卡捷琳堡领导人的冷遇。斯维尔德洛夫认为，没有谁能比他更好地驾驭托博尔斯克和叶卡捷琳堡的混乱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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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斯维尔德洛夫从莫斯科调了部队，但雅科夫列夫必须自己做出安排以完善他的分遣队。他首先在家乡乌法组织了人手，在那里他认识可以信赖的人。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戈洛谢金当时正在那里，两人详细谈论了雅科夫列夫的任务，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雅科夫列夫争取叶卡捷琳堡的合作是有道理的。他从乌法前往车里雅宾斯克，并在附近的明亚尔工厂挑选志愿者组成了一支骑兵队伍。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具体的目的是什么，便带领着分遣队从车里雅宾斯克前往叶卡捷琳堡，到达那里后，在乘火车前往秋明之前，他与乌拉尔的领导人进行了商讨。那时，他才告诉部下计划是什么，所有人都兴奋起来。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传话给托博尔斯克，命令托博尔斯克的人民服从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阿夫杰耶夫从托博尔斯克来到秋明与他会面，并陪他走完北上的最后一段旅程。此时一切都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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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科夫列夫带来了自己的报务员和护士——他们显然和雅科夫列夫本人一样都来自乌法。如果出现尴尬局面，他需要与首都保持可靠的联系，而且他预见这里可能会缺少必要的医疗支持。他和作为副官的报务员加尔金一起，准备在这里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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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晚，他与他的分遣队刚刚到达托博尔斯克，便知道了杜茨曼、杰米亚诺夫和扎斯拉夫斯基惹的麻烦。这使他更迫切地要掌控局势。他向镇上的叶卡捷琳堡和鄂木斯克部队传话称，他不容许任何人干涉他，并要求立即与士兵委员会谈话。随后他召集了警卫分遣队的全体人员开会。他挥舞着由斯维尔德洛夫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V.A.阿瓦涅索夫签署的授权书，明确表示他——且只有他——可以全权处理罗曼诺夫一家的事宜。他透露，他已经向士兵委员会承诺，将在一两天内解决他们的工资问题。随后，在谈到服役期限时，雅科夫列夫说，随着旧俄军被遣散，该分遣队中的每名士兵都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留下。但无论离开还是留下，都要有序进行。他声称，与托博尔斯克其他分遣队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缓和。他已经告诉了他们，他想要什么，现在他希望大家服从他的指令。[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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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主席的帕维尔·马特维耶夫给予他支持，并讲述了潘克拉托夫离开后警卫分遣队面临的许多困难。杜茨曼、杰米亚诺夫和扎斯拉夫斯基只会一味制造麻烦，而且经常直接做出肢体上的威胁。[683]在会议上，扎斯拉夫斯基试图将责任推卸给杰米亚诺夫；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称自己是完全按照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在托博尔斯克苏维埃似乎已彻底分裂的情况下，提高“自由之家”的安全系数。杰格佳廖夫对此嗤之以鼻，并指责扎斯拉夫斯基在渲染阴谋气氛。他承诺，当地的驻军会停止使用武力。[684]雅科夫列夫赢得了辩论。当马特维耶夫指出士兵对拖欠工资日益不满时，雅科夫列夫对部队的勇气和忠诚表示感谢，并承诺会将工资问题作为紧急事务来处理。马特维耶夫感谢他伸出援手，并期待能缓和托博尔斯克的紧张局势。[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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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一家一直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女儿们害怕又要受到搜查，便将她们的信件付之一炬，以防雅科夫列夫发现什么会引起麻烦的东西（不过，她们的许多信件都安全地保留下来了）。玛丽亚和阿纳斯塔西娅甚至烧毁了日记。[686]雅科夫列夫传话来了，表示他希望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拜访“自由之家”。这令她们更加紧张。[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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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提前了半小时到达，随行的还有报务员加尔金、科贝林斯基、马特维耶夫、阿夫杰耶夫和一位当值军官。亚历山德拉还没有准备好会见他们，但雅科夫列夫走上前去向尼古拉和他的三个女儿解释了此行的目的。雅科夫列夫询问他们是否对警卫分遣队或住所有任何不满，他的微笑和彬彬有礼的态度使他们感到宽慰。尼古拉像平时一样和蔼，回答道，部队并没有让他担心之处。雅科夫列夫表示，在做任何进一步的决定之前，他们需要对这座官邸进行全面搜查。当雅科夫列夫要求见阿列克谢时，尼古拉与女儿们一阵不安。尼古拉委婉地回绝了他，称儿子身体很差。但雅科夫列夫坚定地重申了要求。女儿们在一旁默默地观望着。最终，尼古拉同意雅科夫列夫进入阿列克谢的房间。眼前的场景让雅科夫列夫确信，这个男孩看起来确实病得很重。他得出结论，这种疾病是由黑森家族的遗传病导致的。[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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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分钟后，雅科夫列夫又去见了亚历山德拉，当时他又看了一次阿列克谢。[689]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都对这位新的政委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但他们都认为，他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他显然不是一个流氓，也绝对彬彬有礼。亚历山德拉很惊喜：“没有问题：他对我说话很轻柔。”[690]吉布斯甚至认为他是一个体面的人。[691]从沙皇村跟随罗曼诺夫一家而来的高级副官芒德尔认为，他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是一位知识分子，并注意到他经常使用法语短语，科贝林斯基也这样认为。[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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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雅科夫列夫并不愿对监禁者太温和，他给他们的日常生活设置了一些小小的限制。他还要求降低他们的伙食标准。在他到来之前，罗曼诺夫一家和随从的晚餐一般有三道菜。但雅科夫列夫减少了他们伙食中糖的供应，因此他们再也不能享用布丁了。[693]雅科夫列夫可能是出于本能做出这些安排，他希望罗曼诺夫一家必须意识到，只有他一人掌控着“自由之家”。抑或是他觉得，在大多数俄国人难以维持温饱时，罗曼诺夫一家不应再如此锦衣玉食。无论如何，他主要担心的不是罗曼诺夫一家的伙食，而是托博尔斯克的军事情况。在抵达后的前两天，他狂热地投入工作以确保能控制局势。他知道叶卡捷琳堡和鄂木斯克赤卫军分遣队之间存在怨恨。他拥有自己的分遣队，并已掌控了“自由之家”的警卫分遣队。但如果想要镇上不发生武装冲突，他必须让所有人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激进分子。仅靠武力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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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证明有些人是无法被说服的。例如谢苗·扎斯拉夫斯基，他显然对罗曼诺夫一家怀有恶意，尽管他着力掩饰。[694]莫斯科的命令是保护罗曼诺夫一家的安全。但扎斯拉夫斯基表现得就好像他无须服从人民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他并不是自作主张地行事：几十年后人们才明白，他是在遵照乌拉尔领导层的批准采取秘密行动。尽管他们更希望尼古拉待在叶卡捷琳堡而不是托博尔斯克，但如果具备“合适的条件”，他们会冷静考虑在途中处死他。[695]扎斯拉夫斯基接受了指示，代表领导层执行该计划。但他行事不够谨慎，镇上的每个人都能猜到他想做什么。[696]他甚至向雅科夫列夫建议，雅科夫列夫在送罗曼诺夫一家南下秋明的途中，不要坐在尼古拉旁边。他已经暗示得不能再明显了，有人企图暗杀皇帝。[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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