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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1月和2月开始实施工业国有化的总体计划，[831]但这反而加速了经济崩溃。生铁的月产量从1917年1月的8.1万吨下降到1918年5月的3.4万吨。[832]随着顿河盆地的煤炭和铁产量急剧下降，人民委员会把目光转向了乌拉尔的矿山，希望将其作为主要供应方。但他们很快就失望了。该地区的布尔什维克擅长企业国有化，但在促进生产方面却束手无策。许多制造和采矿中心的工业停滞不前。工人担心如果他们长时间失业，可能会吃不上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开始再次当选，进入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在兹拉托乌斯特等地做出回应，命令部队向示威者开火。革命正在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愈演愈烈。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各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纷纷让自己的官员和分遣队掌管特权工资和食品分配。[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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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反布尔什维克的军官在奥伦堡聚集在亚历山大·杜托夫将军麾下。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骑兵，杜托夫1917年在哥萨克部队中服役，并于10月成为他们的领袖之一。没有哪个省的军官在组建军队推翻人民委员会时像他效率这么高。11月15日，他夺取了对奥伦堡的控制权，这标志着乌拉尔内战开始。几个月后，他用志愿者组建成了自己的奥伦堡军队。[834]他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并从奥伦堡被选入立宪会议。当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被强行关停后，他留在奥伦堡为科穆奇服务。[835]当他向叶卡捷琳堡方向一路朝北扫荡时，乌拉尔地区苏维埃面临着第一次严重的威胁。他们向中产阶级征收一千万卢布的金融“捐款”以支付新红军的费用。但事实上，他们只收到了二百万卢布，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成功地训练出了可以抵抗杜托夫的分遣队。1918年1月31日，他们第一次举行了红军士兵的葬礼。[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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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堡红色政权声称自己是整个乌拉尔地区的最高权力，并成立了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即便如此，布尔什维克仍然遭到了本地的抵抗。乌拉尔教学联盟让教师罢工反对苏维埃政权。别洛博罗多夫反应敏捷，迅速关闭了旧的教育管理局，开始设立一个全新的教育管理局。他为学校招聘了一些同情人民委员会事业的教师。但这并不比寻找资金来维持该地区的财政更容易。1917年11月，乌拉尔金属生产商协会呼吁削减用于银行和企业的资金。国有化趋势迫在眉睫，资产所有者争相将资产转移到布尔什维克征收的范围之外，这导致了资金外流。[837]由于纸币短缺，乌拉尔领导人印发了自己的区域性货币。[838]他们还呼吁莫斯科提供预算援助。但随着经济危机不断恶化，苏维埃的理论与实际取得的成就之间鸿沟日深。[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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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2月，人民委员会下令所有银行收归国有，乌拉尔布尔什维克打开叶卡捷琳堡的银行保险柜，获得了其中之物。同时，他们废除了传统的司法系统。旧法庭被废弃，革命法庭在上伊谢季区剧院里审案。第一次开庭要审判被控杀害赤卫军的人。城市苏维埃的军事部门催促布尔什维克抓紧遣散旧俄军，首先就是允许伤残士兵及要撤离的士兵停止服役；他们还要求将指挥官撤职。[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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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8年初，戈洛谢金已经明显看出，整个乌拉尔地区的苏维埃财政状况都无比糟糕。他呼吁布尔什维克提高效率——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准备好去管理城市。现在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必须学会有效地使用它。[841]布尔什维克党委中对纪律的呼声越来越高。否则，他们很容易受到人民委员会的敌人的武装攻击。但现实是，他们在组织方面是混乱的。布尔什维克中也有一些名望很高的老手，他们反对将等级控制观念强加给其他同志。萨法罗夫搬到叶卡捷琳堡之前曾与列宁一起返回俄国，他对过度集权的危险发出过警告。他提醒大家不要走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老路，他们最终误入歧途，采取了敌视真正的革命的政策。[842]有些人反对对国家的铁路进行集权管理。许多乌拉尔布尔什维克的本能反应是，认为只有本地苏维埃的迅速反应水平才能满足本地工人的期望。[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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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堡的中产阶级感受到了革命的压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尼古拉·伊帕季耶夫——不得不将自己的房子移交给新的苏维埃机构。汽车、保险箱和打字机也被没收，苏维埃还设立了征用委员会以使这一过程正规化。[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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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希望教师和医生等技术专家能留下，但与此同时他们坚称工人阶级的利益居于首位。医疗成为第一批引入“劳动责任”的行业之一。他们颁布法令，要求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在市卫生人民委员部指定的范围内救治患者。布尔什维克认为应该优先考虑穷人。他们建立免费诊所，提供夜间医疗服务。药房被“市政化”了——这意味着城市管理部门接管了药房，并希望药剂师同意为其工作。他们为所有医生制定了强制性的薪资规划。每个人每月赚三百卢布，每多一个家庭成员再增加五十卢布。他们必须按照人民委员部的命令来工作。健康委员尼古拉·萨科维奇是一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位医生，他宣布，他决定派谁去处理某个地方的痢疾疫情，谁就必须完全服从。[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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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革命性变化一样，书面形式的决议很少会得到完全执行，有时甚至完全得不到执行。萨科维奇希望当地医生能在1918年3月他组织的医学大会上服从他的命令，但他们拒绝出席。5月，他再次尝试，但当他建议医疗保健系统应该远离政治影响时，乌拉尔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提出了反对。这次，医生出席了会议，但他们表达完对改革的反对意见之后便离开了。[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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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苏维埃权力”可能即将结束。尽管行业团体反对十月革命，但他们无法挑战叶卡捷琳堡的赤卫军，只能进行被动抵抗，例如拒绝在政府的各种社会和经济机构中工作。[847]他们走出政府机构，试图依靠积蓄生活。然而，在通货膨胀严重，卢布日益贬值，而乌拉尔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财政需求日益增加之时，这种做法只可能是权宜之计。粮食短缺是另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必须拥有配给卡。苏维埃地区领导人称赞阶级冲突是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叶卡捷琳堡发起革命的指导原则，而“资产阶级”里则充斥着不可挽救的人民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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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破坏了执政联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纷纷从人民委员会辞职。在叶卡捷琳堡，即使双方关系紧张，他们也继续保持合作。乌拉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承认，别洛博罗多夫和他的同志们一样，对与德国签订单独的和平条约不满。与叶卡捷琳堡布尔什维克团结起来似乎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可行的目标，他们坚守在位于叶卡捷琳堡沃兹涅先斯基大街的商会大楼里。[848]这两个政党一起度过了政治风暴的漫长冬季。虽然军事威胁，特别是来自杜托夫将军的威胁，其阴影依然笼罩着这个地区的许多地方，但产业工人渐渐不再支持“苏维埃权力”了。然而，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其成就自豪，并决心要保持叶卡捷琳堡的革命精神。别洛博罗多夫和他的同志们认为，只要他们做出必要的承诺，任何本地困难都可以很快解决。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不满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而团结在一起；他们渴望人民委员会回归原来的轨道，在俄国和全世界无条件地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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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三十二章 此刻，在托博尔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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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领导层认为，伊帕季耶夫宅邸并不适合给大多数与尼古拉、亚历山德拉和玛丽亚一起抵达的随从居住。契卡对多尔戈鲁科夫进行了个人搜查，发现了许多可疑物品。他带了一大笔钱，以及两张西伯利亚地图，上面标出了所有的航道。这足以将他关进叶卡捷琳堡监狱。[849]塔季谢夫在契卡没有这种借口的情况下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事实上，他们不希望罗曼诺夫一家获得任何有军事或政治经验者的支持。在尼古拉准许费奥多尔·戈尔什科夫因健康状况不佳而离职后，他们囚禁了戈尔什科夫。[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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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托博尔斯克同时加强了控制，苏维埃主席帕维尔·霍赫里亚科夫在那里开展了一场政治镇压运动。他是叶卡捷琳堡派到镇上的主要代表。当托博尔斯克终于收到消息称，尼古拉、亚历山德拉和玛丽亚已被移交时，乌拉尔地区执行委员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得到了证实。5月3日，在“自由之家”的科贝林斯基收到帕维尔·马特维耶夫的电报，讲述了车队的冒险之旅，转移的秘密终于首次公之于世。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莫斯科是他们转移的目的地。[851]现在所有的道路似乎都通往叶卡捷琳堡。莫斯科通过电报指定霍赫里亚科夫接替雅科夫列夫，担任管理“自由之家”的政委，他留下来成为这里唯一的负责人——他经常前来监督。[852]托博尔斯克上下皆感受到了他的权威。1918年4月28日，他下令逮捕格尔莫根主教，送往乌拉尔。[853]格尔莫根一直反对十月革命，还参与了准备营救罗曼诺夫一家的断断续续的活动。托博尔斯克几乎没有任何土生土长的布尔什维克。霍赫里亚科夫的目的是把此地变为一个对人民委员会来说安全的地方，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围捕“苏维埃权力”的每一个敌人，要么监禁，要么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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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全运动的一部分，他彻底搜查了布克斯赫韦登男爵夫人和她的财产。一些人退役了，另一些人来服役，包括拉脱维亚人，部队的组成继续发生变化。[854]霍赫里亚科夫加强了对部队的改组，遣散了雅科夫列夫留下来的队伍，并用自己在叶卡捷琳堡的赤卫军取而代之。[855]他还呼吁乌拉尔领导人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罗季奥诺夫前往托博尔斯克，对“自由之家”进行日常管控，因为雅科夫列夫指派的指挥官酗酒成性，不再可靠了。[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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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季奥诺夫和几周前的霍赫里亚科夫本人一样，害怕遇到麻烦，因此不愿意经过秋明。[857]5月6日抵达托博尔斯克后，他带来了别洛博罗多夫的一封信和新命令，别洛博罗多夫告诉他，雅科夫列夫的八名部下因为暂时的误解而被拘捕。别洛博罗多夫补充说，一切都已经解决了，他们已经友好地分别了。这夸大了他们的感受。据推测，别洛博罗多夫意识到，马特维耶夫的许多同志仍留在托博尔斯克，并且有能力制造麻烦。别洛博罗多夫在尼古拉应拘押在何地的争论中赢了雅科夫列夫，他希望托博尔斯克的一切能秩序井然。但他也希望布尔什维主义取得胜利，并任命霍赫里亚科夫为托博尔斯克苏维埃主席，向中产阶级征收特别的财政“捐款”，并对每一个反革命迹象做出无情的处理。霍赫里亚科夫继续搞镇压运动，并把所有惹了大麻烦的人送到叶卡捷琳堡。[858]事实上，雅科夫列夫的护送人员纳博科夫和马特维耶夫于1918年5月8日与其他五位同志从叶卡捷琳堡抵达这里。[859]他们在霍赫里亚科夫和罗季奥诺夫的眼中无关紧要，而他们与雅科夫列夫之间的良好关系也不再对他们有利。雅科夫列夫已经是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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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季奥诺夫是个身材苗条、年轻健康的人，有军旅经历，性格莽撞。罗曼诺夫家的人和随从惶恐地等待着他的到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他像猜想的那样严厉。塔季谢夫认出了罗季奥诺夫，两人在一战前曾一起在国外服役。他向罗季奥诺夫提到这件事并请求罗季奥诺夫帮忙。根据吉利亚尔的说法，罗季奥诺夫回答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从不蔑视别人。我准备尽我所能在当前的情况下帮助你。”塔季谢夫回答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你能做到，我将不胜感激：希望你不要将我与君主分开，让我可以随时与他待在一起。”但是，罗季奥诺夫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正如他解释的那样，他只是地区委员会的委员，而不是一位自由的代表。他愿意表现得彬彬有礼，但不会做出未经授权的让步。[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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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贝林斯基已经没有权威——部队闹了一次事后，他甚至失去了进入“自由之家”的权利。他向霍赫里亚科夫提出请求后，受到的限制开始被渐渐取消，但罗季奥诺夫的到来使一切又回到原点。5月11日，他撤销了科贝林斯基的职务，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决定。罗季奥诺夫命令手下的拉脱维亚部队禁止科贝林斯基进入“自由之家”。在这种情况下，科贝林斯基的健康状况也变得糟糕，开始卧床不起。[861]旧人员的变动仍在继续。1918年5月17日，罗季奥诺夫解散了整个警卫分遣队，取而代之的是他从叶卡捷琳堡带来的部队。[862]同一天，他着手强化对罗曼诺夫家的人的日常生活管理。罗季奥诺夫对有人密谋营救罗曼诺夫家的人的谣言心有戚戚，命令他们晚上睡觉时将房门半敞着。罗曼诺夫家的女儿们自然对此感到震惊，阿列克谢·沃尔科夫代表她们提出反对，罗季奥诺夫回答说：“我的士兵不会在敞开的房门前走动。但是如果你们不按我的要求做，我有权当场枪毙你们。”强硬的作风逐渐取代以往文明的做法。[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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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越来越受苛待。负责照顾阿列克谢的忠诚的前水兵克列缅季·纳戈尔内从镇上回到“自由之家”时遭到搜查，士兵发现他携带着杰列文科医生的儿子写给皇储的一封信。罗季奥诺夫告诉霍赫里亚科夫，这说明需要进一步强化对他们的限制。他还没收了阿列克谢留下的匕首。修女来“自由之家”时，分遣队对她们搜身，而在宗教仪式上，罗季奥诺夫在房间里安排了一名警卫。奥尔加再也忍受不了了，她说，如果她事先知道，她宁愿神父不要来。[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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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阿列克谢的健康状况改善，留在托博尔斯克的年轻人便打算去与父母会合。亚历山德拉向托博尔斯克发来消息，要家人在来叶卡捷琳堡时尽可能多带些家里的贵重物品。她用了暗号，将她的珠宝称为药品。[865]与此同时，“自由之家”的晚餐继续遵循惯例。菜品质量依然不错——餐桌上甚至还有烤牛肉。[866]他们的日常需求从未被忽视。阿列克谢的身体正在好转，到了5月中旬，他感觉好多了，这令他的姐姐们很高兴。[867]塔季谢夫和吉利亚尔本能地尽可能推迟前往叶卡捷琳堡；他们觉得留在托博尔斯克更安全。但是三个女儿非常想与父母会合，塔季谢夫和吉利亚尔都没有理由阻止她们。[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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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20日上午十一点，第二批罗曼诺夫家的人乘坐“鲁斯号”轮船离开托博尔斯克。[869]船上有奥尔加、塔季扬娜、阿纳斯塔西娅和阿列克谢，他们在尼古拉、亚历山德拉和玛丽亚留下的二十六名随从的陪同下离去。科贝林斯基留在托博尔斯克。严格地说，作为克伦斯基任命的人，他不属于随从，但他尽可能地照顾罗曼诺夫一家并且很被他们看重。只不过疾病使他没法与他们一起离开。[870]罗季奥诺夫负责转移他们。他将阿列克谢和纳戈尔内锁在他们的房间里。这似乎很残忍，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将阿列克谢的姐姐们也锁起来，而其实阿列克谢的状态并不是很好。[871]两天后，他们在秋明停靠。拉斯普京的女儿玛丽亚碰巧在港口买票要北上波克罗夫斯科耶。她注意到阿列克谢和他的老师阿纳斯塔西娅·根德里科娃正透过轮船的窗户看着她。尽管他们并没有接触，但她记录道：“他们就像天使一样。”[872]罗曼诺夫家的人在严密的监视下被护送到火车站，列车已等候在那里。他们乘车前往叶卡捷琳堡，预留给他们的是四等车厢。[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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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于1918年5月23日凌晨两点到达叶卡捷琳堡。在接下来的七个小时里，列车在叶卡捷琳堡的两座火车站之间往复行驶。这是为了确保没有人群在现场聚集。[874]阿列克谢和三个姐姐是第一批在九点钟后下了火车被带到伊帕季耶夫宅邸的。塔季扬娜还带着她的宠物狗。[875]布尔什维克中午返回列车，从车厢中带走了塔季谢夫、根德里科娃和另一位家庭教师叶卡捷琳娜·施奈德。随后，他们又回去带走了厨师哈里托诺夫、仆人谢德涅夫、男仆沃尔科夫和仆人特鲁普。索菲娅·布克斯赫韦登可能感到自己被遗忘了，她与吉利亚尔和其他人搬进了同一个车厢。最后，罗季奥诺夫告诉所有留在船上的随从，他们已经“无人需要了”，已经“自由了”——随后命令他们一起离开这里，返回秋明。[876]伊帕季耶夫宅邸的执勤簿上记录了奥尔加、塔季扬娜、阿纳斯塔西娅和弟弟阿列克谢，以及他们从托博尔斯克带来的一些随从的到来。尼古拉一家终于团聚了。[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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