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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夫杰耶夫对此非常生气。他不像往常那样和博特金医生谈话，而是亲自叫来了尼古拉。尼古拉要求让博特金陪他。当阿夫杰耶夫拒绝了这个请求时，他便让一个女儿陪他。阿夫杰耶夫向他招招手，示意他坐下。但尼古拉拒绝了，宁愿站着。如果他认为这样会令他在心理上处于优势，他很快就明白自己错了。阿夫杰耶夫首先称，他在最近寄出的信件中发现了禁止出现的草图。尼古拉咆哮着说，他对此完全不知情。阿夫杰耶夫没有胡说八道；他解释说，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前皇帝的笔迹。尼古拉服软了，承认草图是自己画的，并承诺再也不会那样做。毫无疑问，阿夫杰耶夫警告他，如果他不遵守诺言，就把他投到监狱里去。这足以动摇他的决心：他无法忍受与家人分离，只能又和以前一样被动地接受眼前的境况。[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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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沃伊科夫和I.I.拉津斯基给亚历山德拉写了两封煽动性的信，以此来测试她的诚意。食品供应地区委员沃尔科夫参与其中是因为他移民多年，懂法语。他将这些文本交给拉津斯基，拉津斯基用红色墨水誊写出来并签名“俄国军官”。他们的目的是骗罗曼诺夫一家参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阴谋。[921]一名警卫在6月下旬给了他们一封信，写信人署名“俄军军官”，他提醒他们布尔什维克的军事情况日益恶化。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和西伯利亚现在被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占领，而曾经投降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已经起兵反抗人民委员会，他们就在距离叶卡捷琳堡只有五十英里的地方。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即将到来的军事失败增大了布尔什维克对尼古拉及其家人的威胁。这位自称“军官”的人正在准备救援行动，并请他们传递出伊帕季耶夫宅邸内部的草图。[922]他们随后进行了几次通信交流，“军官”指示他们穿着衣服睡觉，并准备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爬上前窗。在要求“军官”保证不发生流血事件之后，罗曼诺夫一家落入了陷阱。乌拉尔领导人证实了自己的感觉，尼古拉会配合任何试图营救他们的行动。[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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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疑心都在日益加重。6月10日，警卫抢空了存放在前庭的手提箱，拿走了许多罗曼诺夫一家从托博尔斯克带来的物品。他们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尼古拉相信这些东西最终会落到警卫家中，永远找不回来：“恶心！”[924]他注意到，警卫队的行为彻底改变，尤其是他们不愿意和他说话了。他感觉他们在担心什么事情：“难以理解！”[925]随后，6月15日，杰列文科医生被禁止进入宅邸。他站在外面恳求至少允许他将牛奶和鸡蛋送进去。与罗曼诺夫一家一起住在伊帕季耶夫宅邸的博特金医生请求给地区苏维埃寄一封信，将他们户外活动的时间延长到每天两小时，并允许他们打开窗户。[926]这两位医生的请求都遭到拒绝了。在乌拉尔领导层的眼中，罗曼诺夫一家本已受损的声誉现在更加狼藉了，所有代表他们提出的请求都不可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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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三十四章 对世界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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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一家的精神支柱，是他们对彼此的爱和他们的东正教信仰。因此，苏维埃当局想击溃他们的精神，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将尼古拉、亚历山德拉与孩子们分开，并没收他们的祈祷书。还有一个会令尼古拉精神崩溃的方法是禁止他读文学作品。乌拉尔苏维埃当局不允许他像在托博尔斯克时那样，从当地图书馆借阅图书，而他的高级随从们被禁止进入伊帕季耶夫宅邸，这意味着他也不能再从他们那里借书。亚历山德拉继续投入对东正教的学习研究中，沙皇夫妇不再像执政期间那样热切对话以维系婚姻。但尼古拉仍然可以阅读他们从托博尔斯克带来的书，以及他在伊帕季耶夫宅邸的书架上找到的书。他通过阅读来稳定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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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读的第一本书是亚历山德拉的藏书，比利时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的作品《智慧与命运》，为法文书。[927]这本书收录格言冥思，在战前很受欢迎。梅特林克凭借这本书，于191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尼古拉迅速读完了这本书。他印象非常深刻，还在晚上大声地给家人朗读。[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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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与命运》慢悠悠的叙事风格和装腔作势的内容，使它早已不再受欢迎。尼古拉从来没有记录过他喜欢里面的什么内容，他很可能是被梅特林克对法国大革命期间路易十六的艰难处境表现出来的同情所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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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处在他的位置，和他一样满心怀疑和困惑，身处黑暗和困境之中。现在我们知道了当时发生的一切，要评论他当时应该怎么做是很容易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们是否明白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不是在与自己的烦恼和疑虑斗争吗？如果有一天后世人要评论我们，他们不是应该追溯我们留在我们攀爬过的小丘沙地上的足印，希望能够发现未来吗？路易十六很困惑：我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吗？我们是否知道自己究竟放弃了什么，究竟捍卫了什么？当我们在人类理性的权利和周围环境主张的权利之间摇摆不定时，我们是否比他更聪明呢？当犹豫不决是因为要认真尽责，那么这犹豫不决是不是也常常具有责任的所有要素呢？[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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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曾有一位统治者如此含泪挣扎，那他一定是1917年3月俄国的尼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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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试图自己想明白怎么去做正确的事，这正是梅特林克对路易十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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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位不幸的国王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当我们心有疑虑时，而疑虑本身是高尚而伟大的，我们便有责任勇敢地向前迈进，既不往左也不往右，要在看起来合理、实际、公正的阶段之上再迈进一步。我们今天对义务、正义和真理的看法，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也许是非常清晰、先进、自由的；但几年之后，几个世纪之后，人们的看法会迥然不同！[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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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想象，这些话宽慰了一个“勇敢向前”行进的人，并令他相信自己正在履行职责，对抗敌对的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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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梅特林克的说法，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新思想正对路易十六的王国产生影响，而他就是早期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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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正义更令人放心，或者更贴近我们，更深刻地反映出人性呢？路易十六可能会感到遗憾，这个毁掉了他平静人生的理念竟在他统治期间被唤醒；但这是他唯一可以埋怨命运的一点，当我们自己小声埋怨命运时，我们的抱怨也有同样的价值。[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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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的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人们热爱理性、科学和正义，致力于从上至下消除无意义的传统和压迫。1917年初，俄国开始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运动，它已经由反对沙皇制度的人们推动了几十年。尼古拉一直不接受这些理念，他下台后也从不怀疑自己的猜想。也许他从梅特林克传达的情绪中得到了一些安慰，但他会错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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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统治者不应该因为预判失误而受谴责。尼古拉可能从这个观点中得到了些许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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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者应该相信一切都可以预判，可以预测到，这当然是好的；但我们内心也应该悄悄相信并永远记住，最伟大的事情必然是不可预见的，这一信念不可动摇、不可摧毁。只有不可预见的、未知的事物，才能成就我们绝不敢尝试之事；但如果我们内心深处没有设立一座崇拜它们的祭坛，它们就于我们无益。拥有最强大意志的人——如拿破仑这样的人——都谨慎地明白，他们最非凡的事业中仍有一些事情需要听从命运的安排。[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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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林克把政治描绘成一股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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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狂热的历史时刻就像我们在海上看到的风暴；我们来自遥远的内陆；我们带着热切的期盼向海滩奔去；我们好奇又热切地盯着巨浪，几乎像孩子一般热忱。随后而来的是比其他浪头要高三倍和凶猛三倍的惊涛骇浪。[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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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当一个曾犯下那么多本可避免的错误的俄国皇帝发现，历史可以令世上最强大的沙皇跪在它面前时，他无疑会感到一丝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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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林克强调，命运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信仰理性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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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仅靠崇拜理性而变得聪明，而智慧也不仅仅意味着理性战胜劣等的直觉。这样的胜利可以帮助我们，但如果我们的理性没有学会完全屈服于另一种迥异的直觉——我们的灵魂本性——那么它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将是很微小的。[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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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宿命论者的尼古拉终于找到了一位凭直觉说话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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