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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统治者不应该因为预判失误而受谴责。尼古拉可能从这个观点中得到了些许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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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者应该相信一切都可以预判，可以预测到，这当然是好的；但我们内心也应该悄悄相信并永远记住，最伟大的事情必然是不可预见的，这一信念不可动摇、不可摧毁。只有不可预见的、未知的事物，才能成就我们绝不敢尝试之事；但如果我们内心深处没有设立一座崇拜它们的祭坛，它们就于我们无益。拥有最强大意志的人——如拿破仑这样的人——都谨慎地明白，他们最非凡的事业中仍有一些事情需要听从命运的安排。[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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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林克把政治描绘成一股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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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狂热的历史时刻就像我们在海上看到的风暴；我们来自遥远的内陆；我们带着热切的期盼向海滩奔去；我们好奇又热切地盯着巨浪，几乎像孩子一般热忱。随后而来的是比其他浪头要高三倍和凶猛三倍的惊涛骇浪。[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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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当一个曾犯下那么多本可避免的错误的俄国皇帝发现，历史可以令世上最强大的沙皇跪在它面前时，他无疑会感到一丝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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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林克强调，命运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信仰理性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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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仅靠崇拜理性而变得聪明，而智慧也不仅仅意味着理性战胜劣等的直觉。这样的胜利可以帮助我们，但如果我们的理性没有学会完全屈服于另一种迥异的直觉——我们的灵魂本性——那么它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将是很微小的。[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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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宿命论者的尼古拉终于找到了一位凭直觉说话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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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智慧与命运》之后，他转向俄国文学，特别是N.A.列金的《振奋的俄国人》，这本书不是19世纪经典，但对贵族及上层以下的社会做出了深入生动的洞察。[935]尼古拉内心知道，他对自己的人民知之甚少，也许他终于开始意识到，坐在皇位上的那些年里他对俄国商人的忽视和鄙视是错误的。[936]直到1906年去世，列金一直与安东·契诃夫保持亦敌亦友的关系，他因在《彼得堡日报》上发表有关商人的文章而闻名。他一贯关注首都的商人阶层，因为他自己就出身于这一阶层。列金用幽默而富有同情心的语言描写了那些中等收入的商人、职业人士以及他们的各种小缺点。他带着感情逐项列出他们的服装、食物和举止，揭穿了他们在社交场上的势利。[937]但在讽刺风格的背后，列金是一个自豪的俄国人。他将俄国的城镇描绘成一座民族大熔炉，俄国文化在其中和平、恰当地战胜了其他文化。[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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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还阅读了一些对俄国社会提出深刻见解的书。工程师伊帕季耶夫在书架上留下了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集。不久之后，尼古拉便开始阅读《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939]这部小说毫不留情地控诉了小城镇中的生活和贸易。老头戈洛夫廖夫是一位吝啬的商人，他专横地对待儿子们，把他们变成了和他一样充满怨恨、无趣乏味的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俘获了19世纪读者的心，他们认为他注意到了俄国社会死气沉沉的局面，国家要进步，就必须搅动这一潭死水。尼古拉没有写下自己对这部小说的看法，人们甚至不确定他是否读了令人沮丧的结局。（如果他读了，那么他在软禁期间真是有非同寻常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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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之后，他继续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俄国人来说，这本书是俄国经典杰作之一，我们从他的日记可以得知，在被关押于叶卡捷琳堡之前他从未读过此书。尽管托尔斯泰名震天下，但直到1910年去世时，他的作品都要受到审查。他也曾被俄国东正教会驱逐。《战争与和平》中有些内容强烈地吸引着尼古拉。这部小说讲述了俄国遭受拿破仑大军入侵，战败，最终又获胜的艰难历程。尼古拉1917年初下台时，俄国还远未战败。但那是一个危机迭起的时刻，一旦他退位，前线的情况就越来越糟。此外，《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俄国因败给德军而遭受的军事损失和领土损失，与1812年败给法国人时一样惨重。1812年底，俄国人抓住了拿破仑战略中的后勤弱点，结果，拿破仑本人逃往巴黎，他的大军被迫屈辱地从俄国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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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对《战争与和平》充满热情，5月的晚上，他向家人朗读这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940]这些章节描写了俄国当局试图夺去法国军事胜利的果实，于1812年放火烧了莫斯科。其中一位主人公皮埃尔·别祖霍夫开始将暗杀拿破仑当作个人使命。与此同时，俄军重新集结反击，很快法国人就陷入了屈辱性的撤军。不难想象，对被击败的法军的描写鼓舞了尼古拉和家人——也许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德国占领者。罗曼诺夫一家紧紧抓住残余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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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三十五章 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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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罗曼诺夫一家转移到叶卡捷琳堡的前提是，在那里关押他们比在托博尔斯克更安全，布尔什维克需要等到莫斯科准备好对他们进行大型公审。这一考虑唯一正确的一点是，托博尔斯克作为关押地是不安全的。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在附近打下坚固的政治基础，而人民委员会的主权完全依靠彼得格勒、鄂木斯克和叶卡捷琳堡的外部军事力量。目前，暴力事件很少。6月，一支赤卫军分遣队再次攻打戈雷什马诺沃。村里的神父在他们临近时敲响了教堂的钟，赤卫军认为他在向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发警报，让他们躲藏起来。双方交火后，神父被俘虏并被带走执行死刑。[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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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初，乌拉尔地区和邻近地区的武装冲突大多是局部的，对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前俄罗斯帝国的大多数地区也是如此。1917年，布尔什维克尽管经常谈论可能爆发内战，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要夺取政权，可能引发战争的规模有多大。科穆奇人民军打算一旦拥有足够的部队和装备，就攻入俄国中部。那将是两个左派势力之间的战争，一个由社会革命党领导，另一个由布尔什维克领导。但右派政治势力也在组建自己的军队。科尔尼洛夫将军在逃脱囚禁之后，与深入俄国南部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会合，他们在那里招募了一支志愿军。志愿军最初主要由退役军官组成，但阿列克谢耶夫计划扩大队伍，并尽快向莫斯科进军。身处西伯利亚中部的高尔察克海军上将也有同样的打算。这些军事准备活动将最终引发全面内战，布尔什维克将被迫坚守他们占领的俄国中部城市。发生这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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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仍然确信，早在2月份俄国南部的红军击败了由阿夫里坎·博加耶夫斯基领导的一小股哥萨克部队时，内战就已经结束了。直到4月，他们仍然明显表现出军事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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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剥削者的反抗活动的镇压，在1917年10月25日至1918年2月（前后），或者至博加耶夫斯基投降时，已经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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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提上议程的是……一项任务——一项紧迫且在当下尤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组织对俄国的行政管理。[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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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仍然相信，只要他们能够始终获得产业工人的支持，他们的安全就有保障。2月，在遣散了旧俄军之后，他们开始组建自己的工农红军，但他们不够急迫，党内领导层对于军事专业主义依然存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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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堡的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把军事准备工作的重点放在防御杜托夫将军的部队。据估计，在过去的那个冬季，乌拉尔共有12375名赤卫军，其中就有3000名部署在叶卡捷琳堡。[943]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将他们分成两队。第一队由伊万·马雷舍夫领导，第二队由谢尔盖·姆拉奇科夫斯基领导。1918年初，马雷舍夫带领部下到达奥伦堡，对抗杜托夫领导的一支部队。姆拉奇科夫斯基集中力量准备叶卡捷琳堡的防御工作。[944]这些志愿兵不是经验丰富的部队的对手。地方赤卫军习惯按他们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是遵守命令。他们跟培训他们使用武器的教官作对，也不喜欢练习行进或队列变化。领导者只是让情况变得更糟糕。A.卡多姆采夫作为1905年革命中该派系部队的老兵而闻名。他为布尔什维主义在没有俄军那些令人憎恶的军官帮忙的情况下而取得的成就自豪。对他来说，每支赤卫军（或近卫军）主动采取行动是件好事。他优先考虑从工厂招募新兵。在早期的遭遇战中，敌人出现在前方时，士兵往往会一通乱打。[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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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乌拉尔之外，还有其他势力与杜托夫结盟。其中最主要的是科穆奇人民军，他们从伏尔加河地区扩张壮大，寻找有组织的队伍来对抗人民委员会及其当地政府机构。到目前为止，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没有受到科穆奇及其盟友的直接威胁，但显然他们有必要为战略形势的任何突变做好准备，并努力加强叶卡捷琳堡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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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后，乌拉尔的征兵活动愈发火热，一些乌拉尔志愿兵声称——当然作为反革命势力的囚犯，他们可能希望自己表现得比实际更加爱国——他们渴望与德国人作战，却被动员起来反对杜托夫。[946]布尔什维克地区领导层鼓励这一切。虽然他们不能破坏和平条约，并且仍然相信大错已铸成，但他们希望做好军事准备，尽力将这件糟糕的事情做好；他们也反对对德国做出任何让步。[947]他们希望党中央委员会能够看到道路的错误，并宣布对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开战。招募部队是为了准备打响“革命战争”，让红军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粉碎中欧的政权，并在整个欧洲大陆建立共产主义政府。乌拉尔领导层承认，光靠他们自己是无法打响这场战争的。他们等待着国家层面的举动，但他们也希望使乌拉尔得到适当的控制。这首先需要在“杜托夫战线”上打一场关键性的战役；新兵也被派到村庄去，从不愿意交粮的农民那里征收粮食。[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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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曼诺夫一家转移到叶卡捷琳堡后，军事局势进一步恶化。虽然这与乌拉尔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件事对该地区的影响很快会变得非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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