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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底以来，别洛博罗多夫不得不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因为他的办公桌上已经放着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乘坐火车不断调动的报告。五百名喀琅施塔得水兵抵达，以提振革命士气。但他们也惹出了不少麻烦，特别是在他们抢了伏特加酒厂和里面的酒以后。[1014]叶卡捷琳堡不得不准备自己来防守并敦促当地招募红军。但这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前方传来消息说，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部队即将迎来的对手，是一支已经消灭了所有抵抗它的苏维埃士兵的分遣队。但别洛博罗多夫仍保持着乐观情绪。虽然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市民已经开始祈祷捷克斯洛伐克人快速赢得战争，但他决心要让他们领教一下布尔什维克的勇敢与无情。首先，他征调了一批富裕市民，让他们参加体力劳动。他们要在城郊挖掘战壕，叶卡捷琳堡苏维埃改变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的社会惯例。被征调的人中间立即出现了反对声音，有些人称自己身体不适，无法劳动。健康委员萨科维奇代表乌拉尔地区苏维埃审查了其中三人。他后来称，他为人们免除义务的习惯反而害了自己，他被动员前去挖掘战壕。[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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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布尔什维克很自豪，他们不愿走妥协之路。他们坚持推行他们1917年倡导的政策。在避免直接破坏人民委员会稳定的同时，他们竭力促使布尔什维克的措施变得更加激进。在莫斯科，他们认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签订者可能会在柏林进一步施压时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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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执行委员会接到命令，命令要求他们把一批波罗的海地区的知名贵族从叶卡捷琳堡派往彼得格勒，他们便怀疑这可能牵涉一些用心险恶的政治让步。这些人是作为政治人质最近抵达乌拉尔的。其中有利芬伯爵。别洛博罗多夫和他的同志们不希望看到人民委员会因德国人施加的压力而屈服，将他们释放。[1016]但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不能仅仅对命令嗤之以鼻。捷克斯洛伐克人离得越来越近了，叶卡捷琳堡的布尔什维克需要莫斯科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别洛博罗多夫和戈洛谢金希望得到军事支持，他们知道自己力量不足，此时不能惹恼中央的党领导。此外，叶卡捷琳堡的财政状况也堪忧。5月初，他们紧急请求莫斯科提供救助——人民委员会送来了一大批钞票。在将这些装有钞票的板条箱从车站运走时，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在中央大街上部署赤卫军。[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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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地区执行委员会意识到，他们无法有效地保护这座城市，因此开始采取措施，准备在捷克斯洛伐克部队抵达之前及时撤走人员和财物。根据可靠的消息，敌人正从两个方向畅通无阻地向这里逼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西移动，而另一支部队正从库兹诺逼近。[1018]捷克斯洛伐克部队离得越来越近，恐慌开始在同情人民委员会的人们中间蔓延。期待已久的大决战即将爆发，每一名赤卫军志愿兵都被动员起来。萨法罗夫和其他领导同志匆匆巡视工厂，以确保所有人都在岗；他们还在努力招募新的志愿兵。[1019]他们告诉工人，如果反革命势力取得胜利，等待他们的将是大恐怖。但每一位乌拉尔领导人都知道，布尔什维克无法抵抗太长时间。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是收齐值钱的东西，都运到火车站去，再运往西边。下一个目的地只能是彼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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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三十九章 莫斯科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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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局势继续恶化，但布尔什维克仍然倾向在条件允许时立即在莫斯科公开审判尼古拉。斯维尔德洛夫如此焦虑的直接原因是，乌拉尔领导人可能会找借口抢先处死他。7月初，谣言再次出现，说布尔什维克确实在叶卡捷琳堡处死了尼古拉。托洛茨基被问到这消息是否属实。军事人民委员对此漠然置之。如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位德国外交官所说，托洛茨基只是说：“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意义。[1020]我对一位俄国公民的生活不感兴趣。”只要他愿意，托洛茨基可以像神父一样谦逊，又可以像法官一样无情。他喜欢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德国大使馆的人员，特别是那些贵族出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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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象。幕后的实际情况是，布尔什维克党最高层多次讨论这个问题，而托洛茨基一直疾呼要对尼古拉进行公开审判。但是对于人民委员会来说，局势进展得太快、太危险，他们来不及处理这些事情。1918年夏初，斯维尔德洛夫在莫斯科党组织召开的一场有五六十名领导人参加的闭门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乌拉尔布尔什维克曾询问，如果他们决定处决沙皇全家，中央当局会有什么反应。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微笑着回答：“我想我们的总体情绪是这样的：这不是我们直接关心的问题。［我们支持］‘所有权力下放至地方’，如果当地的同志因为当地的原因认为这么做是必要的，他们有权采取行动。我们不会反对！”[1021]最高领导层开始努力与可能发生在罗曼诺夫一家身上的任何不幸事件撇清关系。苏维埃政府试图推卸所有可能的责任。但到目前为止，官方的政策仍未变：尼古拉将被带到首都接受司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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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7月4日，戈洛谢金到莫斯科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并与中央当局磋商时，他对此没有任何预感。这就是叶卡捷琳堡布尔什维克所谓的“派去重型火炮”。[1022]他的任务是与斯维尔德洛夫讨论未来的安排。两个中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认为必须制订适当的行动计划。他们预计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将在几天之内进攻叶卡捷琳堡，乌拉尔布尔什维克想知道，首都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帮助。他们还必须讨论如何处置被拘禁的罗曼诺夫一家。叶卡捷琳堡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落入捷克斯洛伐克部队手中，那么让罗曼诺夫一家继续待在伊帕季耶夫宅邸显然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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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尔德洛夫丝毫没有预感到，支持着安全政策的要素即将遭受严重破坏——他们也不知道，变革性的事件即将在莫斯科及俄国中部其他地方，而不是在乌拉尔发生。苏维埃代表大会以预料中的方式在首都的莫斯科大剧院开幕。现场很嘈杂，外国使团都坐在最好的包厢里，从高处观看。剧院的一侧坐着米尔巴赫与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大使，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鲁道夫·鲍尔也出席了大会。剧院的另一侧、正对着他们的是盟军代表。[1023]托洛茨基则讲了红军的军事准备工作。布尔什维克委员之间没有出现任何分歧。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和仍在公开活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谴责人民委员会——鲍里斯·卡姆科夫尖叫着说他们是不人道的恶棍，当他抬头看向米尔巴赫一行时，叫喊声响起：“打倒暗杀者！”[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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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的气氛也是如此。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秘密策划了莫斯科的恐怖主义活动。他们不是要杀死托洛茨基，而是要组织一项“挑衅”行动来破坏《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并使布尔什维克回到“革命战争”的道路上。他们准备暗杀米尔巴赫大使，认为这将迫使柏林与莫斯科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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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仍然在契卡工作的十八岁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科夫·布柳姆金混进了德国大使馆并开枪刺杀了米尔巴赫。人民委员会立即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全党不合法，并逮捕了几名领导人。济尔辛斯基赶到他们党的总部，试图控制局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将他拘禁起来，直到兵力明显胜过他们的拉脱维亚步兵干预时，才将他释放。卡尔·拉狄克——党内主要的德国问题专家——赶紧前往大使馆正式表达哀悼，希望德军不要军事占领莫斯科。[1025]他们希望维护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的和平条约。这在拉狄克看来很难，他一直是该条约的强烈反对者。苏维埃领导人决心支持俄国与德国签订的条约。德国人呼吁逮捕、惩罚凶手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上的鼓动者”；他们还要求派他们的部队进入俄国。[1026]政府不顾一切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下令处决契卡副主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V.A.亚历山德罗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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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渐渐缓和下来，德国人暗暗表示，他们赞赏官方的反应。拉狄克开玩笑说，还有不少空位，尼古拉二世手下的将军可以结队去米尔巴赫的葬礼大厅，在众人面前流下鳄鱼的眼泪。[1027]教化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向英国和法国外交官保证，紧急状态即将结束。像其他布尔什维克一样，他担心盟军可能发动战争，以免俄国被德军占领。[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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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盟军一直努力想摆脱布尔什维克，这种想法并非偏执。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和情报部门鼓动鲍里斯·萨温科夫实施自己的计划，让他的“捍卫祖国与自由联盟”在位于莫斯科东北一百五十五英里处的雅罗斯拉夫尔发动起义。[1029]他们的想法是煽动俄国北部和中部城市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萨温科夫希望得到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南方聚集起的所谓白军的支持。[1030]法国人还故意给萨温科夫一些消息，让他认为同盟国即将全面入侵。[1031]7月6日，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刺杀米尔巴赫时，萨温科夫的武装团体开始发动起义，并占领了雅罗斯拉夫尔和附近的城镇。[1032]但是萨温科夫被盟军欺骗了；他很快发现，在红军与起义部队作战时，盟军并没有提供援助。[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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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使莫斯科的政局天翻地覆。尽管政府对刺杀事件的反应让德国人十分满意，但一切都变得难以预料。人民委员会中没有人觉得可以信任德国人。可以想象，柏林可能在秘密策划颠覆俄国，并像在乌克兰一样也在俄国建立傀儡政府。那年夏天剩余的时间里，他们都必须尽力安抚德国当局。当戈洛谢金到代表大会时，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仍然打算将前皇帝送到首都进行公开审判。但是如果还有什么事无疑会激怒德国政府，那就是公审。不过，暗杀令这个计划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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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乌拉尔地区苏维埃领导人与布尔什维克党地区委员会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米尔巴赫枪击案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起义。结果十五票赞成，五票弃权，他们向莫斯科发出消息，表示支持，他们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把自己“置于革命之外”。这场会议使得叶卡捷琳堡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他们的政党，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034]乌拉尔的两个政党一度反对和平条约。他们曾一起工作，即使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签订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在地区一级担任重要职位。莫斯科处决了他们的几位领导人，但只要他们承认人民委员会的权威，别洛博罗多夫仍然准备敞开温暖的怀抱迎接他们。仍然有证据表明，莫斯科和叶卡捷琳堡之间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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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人密切关注乌拉尔的局势。7月6日之后那一周，中央领导人比前几个月更加直接地参与了莫斯科与叶卡捷琳堡之间的交流。他们想对关押在叶卡捷琳堡的三名芬兰人做好安排。7月13日，萨法罗夫保证，他们的事已经解决。[1035]中央领导人还收到电报，回复有关堂兄弟亚历山大和弗拉基米尔·阿尔达舍夫的询问，这对堂兄弟住在叶卡捷琳堡。7月17日，乌拉尔的契卡告诉他，立宪民主党人亚历山大·阿尔达舍夫在上伊谢季工厂组织起义后逃走了。作为报复，他的两个侄子被扣为人质。[1036]电报系统有效而缓慢地运行着：从莫斯科到叶卡捷琳堡的消息通常要三天时间才能送达。[1037]1918年7月7日，在戈洛谢金离开莫斯科之前，中央领导人下令让别洛博罗多夫与克里姆林宫直线联系。[1038]他们和别洛博罗多夫之间必须用更流畅的方式交流。中央领导人知道莫斯科和叶卡捷琳堡的军事形势有多糟糕，并预见到，必须对拘禁在伊帕季耶夫宅邸的罗曼诺夫一家的命运做出决定。斯维尔德洛夫不愿意将此问题留给乌拉尔领导人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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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四十章 不愿成为沙皇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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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维埃控制的所有领土上，整个罗曼诺夫家族的所有成员处境都越来越危险。赤卫军从芬兰的庄园带走了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并将他软禁在沃洛格达。当局认为这还不够安全，到1918年4月，他在严密监督下回到了彼得格勒。[1039]苏维埃官方对罗曼诺夫家族的担忧延伸到乌拉尔，地区执行委员会希望确保他们没有逃脱。维亚特卡省党员大会希望驱逐省内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并投票决定将他们送到叶卡捷琳堡。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伊戈尔·康斯坦丁诺维奇、约安·康斯坦丁诺维奇、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大公夫人和弗拉基米尔·帕列伊伯爵被送到位于叶卡捷琳堡西北九十多英里处的阿拉帕耶夫斯克。[1040]叶连娜·彼得罗芙娜大公夫人——约安大公的妻子——是幸运儿之一。她是塞尔维亚王室成员。在当前阶段，中央党领导层希望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国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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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血亲不断请求允许她自由生活。起初她获许住在叶卡捷琳堡的阿塔曼酒店，但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不喜欢看到她在城中走动，便将她转移到彼尔姆，随后又转移到莫斯科。契卡坚持要她的丈夫留下来，这令她很苦恼。[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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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别无选择，只能尽职尽责地收拾财物，她安慰自己这样就能和被迫留在彼得格勒的孩子们待在一起了。事实上，她被当作苏维埃外交政策中的棋子：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正在考虑用她来换回关押在国外监狱中的共产党领导人。用罗曼诺夫家族的一个小人物，换来德国极左派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如卡尔·李卜克内西或罗莎·卢森堡获释，这是非常值得的。事实上，德国政府对这一提议并不十分感兴趣。直到第二年年底，在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遇挫后，布尔什维克才得以用叶连娜大公夫人换回库恩·贝拉。[1042]但至少在莫斯科，人们大多听说了这个消息，这也是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莫斯科的领导一直感到不安的原因。别洛博罗多夫和他的同志们担心，莫斯科可能会在德国的直接压力下释放罗曼诺夫一家，就像他们屈服了，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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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意识到，他们自己提出的安全要求一直执行得不太好。虽然他们可以保证满足叶卡捷琳堡的安全条件，但他们对整个乌拉尔地区都负有责任，而某些区域显然需要加强契卡人员的配备。要将如此多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转移到阿拉帕耶夫斯克，需要更好的组织和沟通能力。1918年5月，执行委员会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他们将彼尔姆和叶卡捷琳堡两地的契卡合并，由新的乌拉尔契卡指挥。办公地点选在宽敞的美国酒店，叶卡捷琳堡契卡搬出了之前位于官员街的办公地。[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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