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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向彼尔姆的第三军紧急派遣增援部队，要在中途阻止白军。那时，红军已经在伏尔加河的多场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红军指挥官警告说，彼尔姆不容易防守。他们挖掘了防御工事。军队集结起来，政委在士兵中间穿梭，称十月革命的成果受到了威胁。高尔察克的白军则士气高昂，组织严密，勇猛地跨越每一道障碍。正如捷克斯洛伐克人夏天时发现的那样，布尔什维克部队并不总能进行有效的反抗。部队中弥漫着恐慌情绪，在夺取城市的战斗中失利后，他们陷入了绝望的大规模逃亡。1918年12月25日，在进行了一番徒劳的防守后，他们完全放弃了彼尔姆。结果是一场混乱的撤离，他们遗弃的财务比撤离叶卡捷琳堡时还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震惊了。叶卡捷琳堡一直处境堪忧，但彼尔姆的情况更糟。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情况，高尔察克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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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罗曼诺夫一家遭遇的调查，拿下了彼尔姆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逮捕一批新的潜在证人来解决困扰伊万·谢尔盖耶夫和尼坎德·米罗柳博夫的许多问题。白军俘虏了几名参与拘禁或处决罗曼诺夫一家的布尔什维克及其同情者。米哈伊尔·列捷明属于伊帕季耶夫宅邸的警卫分遣队。据苏维埃的一条消息称，有人发现他带着一条原属于罗曼诺夫一家的狗在散步，随后他在叶卡捷琳堡被捕。显然，是男仆切莫杜罗夫认出了这条狗。[1149]列捷明拒绝参加红军，也不愿意撤离。事实上，他很害怕参加任何战斗：“我没有报名参战——我只是报名参加用作特殊用途的宅邸警卫分遣队。”他声称自己尽力没有让这条狗饿死。调查小组注意到了他的证据，但忽略了他的恳求。事实证明，他决定留在叶卡捷琳堡的做法是致命的。人们在他的房子里搜出了一堆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的财物。[1150]白军从列捷明这里如愿获得了有关罗曼诺夫一家拘禁于伊帕季耶夫宅邸的信息后，便处决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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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17日，高尔察克海军上将任命米哈伊尔·季捷里赫斯将军领导调查工作。季捷里赫斯一直到最近都在前线指挥战斗，没有任何法律方面的经验，但高尔察克认为他会给这项工作带来新的紧迫感。谢尔盖耶夫已经引得军事指挥官们不满。在季捷里赫斯看来，这位法官深受社会革命思想吸引，不是一位爱国者。季捷里赫斯还认为，谢尔盖耶夫对尼古拉和皇室缺乏同情心，且专业能力欠缺：他特别指责谢尔盖耶夫在审讯苏维埃官员和赤卫军俘虏时太过轻描淡写。最糟糕的是，季捷里赫斯称，谢尔盖耶夫可能有犹太血统——在季捷里赫斯看来，谢尔盖耶夫的东正教信仰并不能改变他的血统。1月25日，他要求谢尔盖耶夫交出自调查开始以来累积的所有档案文件。[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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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捷里赫斯将收到的所有资料带到了鄂木斯克，想办法重新开始调查。谢尔盖耶夫离开了，季捷里赫斯希望招募一名具有适宜法律经验的调查员。他最终选择了鄂木斯克一位名叫尼古拉·索科洛夫的法官，此人出了名地重视事实和细节。最重要的是，索科洛夫是俄国土生土长的东正教教徒，是一位爱国者，也是一位君主主义者，他对像托洛茨基这样的人不会心慈手软。在从奔萨艰难出逃的途中，索科洛夫四处躲藏以避开赤卫军。2月5日，高尔察克召他面谈，问他需要什么。索科洛夫第二天又去见了高尔察克，还带了一张清单，列出了他对这项任务的实际要求。高尔察克解释说，战时条件不太理想，要求他尽力负责此项任务。索科洛夫开始研究季捷里赫斯给他的文件；他还审讯鄂木斯克的证人，并通过下属审讯了其他地方的证人。[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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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捷里赫斯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者，他相信“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民”是伟大的，同时他还是一名狂热的反犹太分子。[1153]他总是热衷于强调有很多革命者改掉了原先的名字，并强调斯维尔德洛夫和戈洛谢金都不是俄国人。[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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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负责管理日常事务的是索科洛夫，季捷里赫斯对他的工作不加干涉。索科洛夫对遇害的君主深表同情，但他一旦开始工作，便把感情放在一边，集中精力确定可证实的事实。他很快就掌握了阿列克谢·纳苗特金和伊万·谢尔盖耶夫之前取得的重大进展，并让他的团队跟踪新的证人，检查新的材料。报告送到他的办公桌上时，他总是在里面搜寻可信的证据；他的下属在工作中不敢有丝毫马虎。每个人都可以看出，索科洛夫是一位真正的专业人士，对细节很谨慎，不愿意满足于表面上有价值的陈述。他对自己和下属做的审讯做了一丝不苟的记录。（这并不是为了长期赢得上司，特别是季捷里赫斯的欢心。季捷里赫斯想要独揽调查的功劳，而索科洛夫不认同他对俄国过于简单化的看法，这也令他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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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谢尔盖耶夫已经被解除了职务，他还是在1919年2月20日提交了他调查得出的结论。他知道的信息足以平息那些声称在伊帕季耶夫宅邸遇害的沙皇一家尚有幸存者的谣言。他还提供了已被处死的随从的名单。至于目前仍被关押的帕维尔·梅德韦杰夫，谢尔盖耶夫十分确信他的证词具有误导性，并相信梅德韦杰夫积极参与了伊帕季耶夫宅邸的处决事件。[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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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科洛夫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是，查证那些声称罗曼诺夫家有一人或多人逃脱的人所言是否属实。有些证人不停地重复这样或那样的谣言，又轻松地承认自己只是道听途说。[1156]一个叫费奥多尔·西特尼科夫的人作证说，自己曾与一位自称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的女子交谈，但要求他提供佐证时，他又说不出任何有助于调查的证据。[1157]军事控制调查员亚历山大·基尔斯塔也提供了生动的“证据”，他曾在彼尔姆四处搜寻那些声称知道罗曼诺夫一家发生了什么事的人。1918年12月，高尔察克驱逐了彼尔姆苏维埃政府后，基尔斯塔接到命令，将调查范围扩展到彼尔姆。他很快找到了一些人，他们声称遇到了阿纳斯塔西娅或罗曼诺夫家的其他女性，甚至包括前皇后。叶卡捷琳堡的一位布尔什维克官员的姐妹纳塔利娅·穆特内赫报告称，她看到其中几人被拘禁在彼尔姆。但她在一次审讯时说看见了罗曼诺夫家的四位女儿，在另一次审讯时却只提到三位。[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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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斯塔并不是唯一不愿意相信布尔什维克行刑队处决了伊帕季耶夫宅邸里罗曼诺夫家所有人的人。助理检察官季霍米罗夫确信，在尼古拉被处决之后，其余家庭成员都被送到了彼尔姆，随后转移到了苏维埃占领区更深入的地方。他相信阿纳斯塔西娅出现在彼尔姆的故事，并特别强调，已经发现了乌特金医生给她写的处方，可以作为证据。但问题是，后来查明，这些处方是用伊万诺夫医生的印刷体写的。[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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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斯塔的专业能力渐渐受到了质疑，其他调查人员不得不苦苦应付他设置的调查条件。其中一位叫V.约尔丹斯基的调查人员抱怨，军事当局拒绝配合他和同事工作，而且有时不愿意分享信息。[1160]此外，他调查了基尔斯塔的说法，很快就对乌特金的证词起了疑心。乌特金声称在彼尔姆治疗过阿纳斯塔西娅，但他又不能从照片上指认她。另外，约尔丹斯基也认为7月16日至17日晚身在伊帕季耶夫宅邸的帕维尔·梅德韦杰夫的证词有合理之处，他称罗曼诺夫全家七人及在场的随从都被处决了。[1161]彼尔姆的地区检察官帕维尔·沙马林向上级汇报了他的印象。他与基尔斯塔面对面接触时，发现基尔斯塔喜欢自夸且言辞含糊。根据沙马林的说法，每次听到有人说在彼尔姆的某个地方看见了被关押的罗曼诺夫家的人，基尔斯塔都会上当受骗。沙马林很吃惊，他竟如此容易受骗，特别是当提供这些信息的人是女性时。沙马林听说，纳塔利娅·穆特内赫一直都很擅长迷惑基尔斯塔。[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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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冒充者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西伯利亚出现了几个人，自称是罗曼诺夫家的人。即使是在罗曼诺夫一家被软禁于托博尔斯克之时，伦敦的《每日画报》就发表过一篇离奇的报道，称塔季扬娜女大公已经抵达了美国。尼古拉一家在叶卡捷琳堡被处决后，冒充者更是大幅增加，但他们往往很快就会被证明是假冒的。[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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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索科洛夫认为他必须认真对待乌特金医生的证词，因为他是一名医疗专业人员并且做出了严正声明。要想让调查具有权威，他们就必须彻查所有矛盾的证词。他们已经安排了审讯，这次索科洛夫亲自讯问。结果，他对乌特金医生没有什么好印象，医生的证词无法自圆其说，就像之前的调查人员所说的，他的话不可信。索科洛夫最后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并同意那些称基尔斯塔为傻瓜和无能者的人的观点。[1164]到1919年4月1日，他已经能够撰写初步结论了。他的结论与谢尔盖耶夫先前得出的要点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毫无疑问，索科洛夫基于大量可信的证据，证实罗曼诺夫一家已经在伊帕季耶夫宅邸殒命，同时遇害的还有医生博特金、仆人特鲁普、厨师哈里托诺夫和女仆杰米多娃。他指出，尤罗夫斯基是行刑队的负责人，尼库林和梅德韦杰夫是他的主要帮凶。他推断罗曼诺夫一家的死亡时间在午夜和凌晨三点之间。他的报告堪称一篇阐述范文。[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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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内战的形势正变得对高尔察克不利。红军，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丢失了彼尔姆后开始重新集结。1919年3月，党代表大会商定了要在党的支持下进行权力的集中化，这些变化激烈且迅速。布尔什维克一向果断。现在，他们加强了军械库的组织可靠性，能够从庞大的人口库中招募人手，并且工业库存和对铁路大动脉的掌控也给他们带来很大益处。6月，他们在乌拉尔南部夺回乌法，一个月后他们重新占领了车里雅宾斯克。整个夏天，战斗越发激烈，高尔察克无法巩固沿托博尔河和伊希姆河的前线，随后彼尔姆和叶卡捷琳堡再次落入红军手中。到了11月，白军不得不撤回鄂木斯克。托洛茨基和红军最高统帅部对最终的胜利非常有信心，相信能够将部队重新部署到乌克兰和俄国南部，以对抗另一支强大的白军部队。这支部队是由阿列克谢耶夫和科尔尼洛夫组建的，在他们去世后由安东·邓尼金将军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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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科洛夫继续审讯证人，尽力仔细检查布尔什维克的电报和罗曼诺夫一家的财产。他仔细盘点了证词和留下来的资料。由于红军攻城成功，他只好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转移到了赤塔。他无法再让团队在叶卡捷琳堡及周边地区搜寻进一步的证据，因此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从乌拉尔带来的成箱的笔录本和笔记来完成工作。一度被白军控制的叶卡捷琳堡再次成为红军的叶卡捷琳堡。军事当局不愿合作，他的士气因而受到影响。事实上，他在白军中也有敌人，他们毫不掩饰，打算取他性命。索科洛夫无意中听到一些阴谋策划者就在他旁边的列车车厢里讨论计划。他用自己标志性的冷静语气对他们说：“请不要那么大声，先生们，我正好就在你们旁边，你们知道的！”他并没有被吓倒，1919年10月7日，他又写了一份报告，虽然仍不是完整的，但增加了重要的新信息。他把报告交给米罗柳博夫，同时埋怨军队当局，还说很遗憾，自己当时找不到尤罗夫斯基和戈洛谢金。这份新报告的其余部分列出了他雇用大量人员所需的费用。[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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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紧急情况和与军事控制当局的敌对，并不是索科洛夫与军队指挥部之间关系紧张的唯一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白军领导人内部认为他缺乏成为一名可靠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者的潜力。季捷里赫斯讨厌犹太人，对自由派甚至温和的保守派也不太上心。他浸淫在指挥官同事的东正教君主主义思想中，曾认为纳苗特金和谢尔盖耶夫受到了临时政府统治时期对政治妥协持开放态度这一风气的影响。但是季捷里赫斯对索科洛夫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信任并让他继续做他的工作，直到索科洛夫的一名警卫人员帕维尔·布雷金上尉告知季捷里赫斯，索科洛夫面临着生命危险。（这位布雷金上尉正是皇太后派到西伯利亚的。）布雷金指出，如果有人向索科洛夫投掷手榴弹，可能会同时摧毁一堆审讯材料。季捷里赫斯感到震惊，但1919年12月19日，他非但没有加强对索科洛夫的保护，反而强行拿走了他的资料箱。索科洛夫再也无法忍受，第二天便写信给检察官米罗柳博夫，要求他解除自己的职务。[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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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宝贵资料箱沿着铁路向西转移到了韦尔赫涅-乌金斯克，这令索科洛夫非常气愤。他相信季捷里赫斯是故意采取行动终止了他的调查。事实上，布雷金在私人会谈中发现，季捷里赫斯真诚地相信，这样做是他保护主要证据的唯一方法。然而，西伯利亚白军的军事处境在继续恶化，他因此将资料箱跨越中国边境运到哈尔滨，而英国领事馆同意在那里看管箱子。与此同时，他请英国方面帮助索科洛夫安全前往哈尔滨，并将资料箱归还给他，让他携带箱子去欧洲。索科洛夫这位高级专业人士释怀了，离开了西伯利亚，最终在赤塔又拿回了资料箱。皮埃尔·吉利亚尔碰巧也在哈尔滨，在那里他目睹了英国大使馆的混乱情况，看到了官员来来往往。吉利亚尔认为需要有人接管这些资料箱，他得出结论，法国将军莫里斯·雅南是目前唯一权力足够大，能够安排人把箱子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再运往欧洲的人。[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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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科洛夫自然不愿意再次与宝贵的资料分开，但最后他认识到这是将它们安全运出亚洲的唯一可行办法。在经历了冒险之后，索科洛夫脑子里仍然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在西欧完成调查工作。尽管历经艰辛，他的决心依然坚定。即使红军即将赢得内战，仍然应当戳穿有关乌拉尔处决的谎言，而不应任由谎言肆意流传。查明历史真相成为索科洛夫毕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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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四十八章 遗骨消失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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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当布尔什维克聚集在莫斯科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没有公开澄清罗曼诺夫一家的遭遇。大会的惯例是代表们在纸条上写下要询问的内容，再传到台上。其中一人问，为什么迟迟不把尼古拉带到莫斯科接受大型公开审判。[1169]只有信息滞后的布尔什维克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真理报》和其他报纸早在八个月前就已经公布了处决的消息，很自然，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有人打算回答这个问题。但无论这个问题多么愚蠢，苏维埃领导层显然推波助澜，散布了混乱的消息。官方仍然称只有尼古拉一人被处决。谣言在继续蔓延，乡村和城镇中有人冒充罗曼诺夫家成员的现象依然猖獗。声称尼古拉的妻子和子女已被转移到离叶卡捷琳堡很远的某个未知安全地点，这个故事又让人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他们现在在哪里？当局的沉默与谎言催生了很多其他说法，白军反动派又提出了一些皇位候选人。[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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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身并没有改变莫斯科的现状，事实上，如前所述，适度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利于统治者。但他们在1920年受到了打击，当时在伊斯坦布尔避难的白军难民第一次公布了有关伊帕季耶夫宅邸处决的文件。这本小书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流亡人群中传播开来，其中的文件对莫斯科的说法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它总结了阿列克谢·纳苗特金和伊万·谢尔盖耶夫1918年夏天的调查结果，尤其还描写了他们发现的一些属于罗曼诺夫一家的珠宝和其他物品。书中提到了对费奥多尔·戈尔什科夫、皮埃尔·吉利亚尔和米哈伊尔·列捷明的审讯，还提及了农民是如何讲述矿井中发生的奇怪事件的。该书还提到了莫斯科和叶卡捷琳堡之间的电报往来。最终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拘禁在伊帕季耶夫宅邸中的罗曼诺夫一家全被处决了，无人逃脱。[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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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罗伯特·威尔顿在文章中对布尔什维克官方的说法发动了猛烈攻击。他认识季捷里赫斯和索科洛夫，也很敬佩他们，借此关系他得以接触档案。作为一名记者，他认为尽可能快地出书是很重要的。但他的工作存在问题。这是因为威尔顿带着极大的偏见整理这些证据，以便将处决归咎于阴谋。据他称，斯维尔德洛夫是阴谋者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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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尔顿至少接受了伊帕季耶夫宅邸内的所有被软禁者都已遇害的事实，而季捷里赫斯将军在1921年2月27日接受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一家报纸的采访时，对此案推波助澜。当时西伯利亚远东尚未落入红军手中，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想惹恼日本人，这意味着被驱逐出乌拉尔的白军仍然掌控着这座城市。季捷里赫斯知道他的公报会立即转发到国外。[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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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了高尔察克如何让他负责调查之后，他宣布了自己的主要发现：“沙皇全家和大公们都被处决了。第一批在叶卡捷琳堡，第二批在离叶卡捷琳堡六十公里［原文如此］的阿拉帕耶夫斯克。4月16日至17日夜间［原文如此］，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下令处决了沙皇一家。”[1173]公告中提到的处决月份不准确，但这一公告在当时仍是一则重磅消息。因为此时苏维埃领导层正在努力与一些国家建立商业和外交关系，而这些国家对罗曼诺夫一家的命运仍然存在争议。季捷里赫斯宣布这一消息时，俄国与英国的贸易谈判正达到高潮。苏维埃中央当局知道他的基本论点是真实的，并预感很难再坚持只有尼古拉一人被处决的说法了。而季捷里赫斯重新获得了调查的资料箱，并已将其中的二十九只箱子运送到了英国军舰“肯特号”上，由“肯特号”运往西欧的安全地区。[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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