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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科洛夫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是，查证那些声称罗曼诺夫家有一人或多人逃脱的人所言是否属实。有些证人不停地重复这样或那样的谣言，又轻松地承认自己只是道听途说。[1156]一个叫费奥多尔·西特尼科夫的人作证说，自己曾与一位自称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的女子交谈，但要求他提供佐证时，他又说不出任何有助于调查的证据。[1157]军事控制调查员亚历山大·基尔斯塔也提供了生动的“证据”，他曾在彼尔姆四处搜寻那些声称知道罗曼诺夫一家发生了什么事的人。1918年12月，高尔察克驱逐了彼尔姆苏维埃政府后，基尔斯塔接到命令，将调查范围扩展到彼尔姆。他很快找到了一些人，他们声称遇到了阿纳斯塔西娅或罗曼诺夫家的其他女性，甚至包括前皇后。叶卡捷琳堡的一位布尔什维克官员的姐妹纳塔利娅·穆特内赫报告称，她看到其中几人被拘禁在彼尔姆。但她在一次审讯时说看见了罗曼诺夫家的四位女儿，在另一次审讯时却只提到三位。[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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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斯塔并不是唯一不愿意相信布尔什维克行刑队处决了伊帕季耶夫宅邸里罗曼诺夫家所有人的人。助理检察官季霍米罗夫确信，在尼古拉被处决之后，其余家庭成员都被送到了彼尔姆，随后转移到了苏维埃占领区更深入的地方。他相信阿纳斯塔西娅出现在彼尔姆的故事，并特别强调，已经发现了乌特金医生给她写的处方，可以作为证据。但问题是，后来查明，这些处方是用伊万诺夫医生的印刷体写的。[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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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斯塔的专业能力渐渐受到了质疑，其他调查人员不得不苦苦应付他设置的调查条件。其中一位叫V.约尔丹斯基的调查人员抱怨，军事当局拒绝配合他和同事工作，而且有时不愿意分享信息。[1160]此外，他调查了基尔斯塔的说法，很快就对乌特金的证词起了疑心。乌特金声称在彼尔姆治疗过阿纳斯塔西娅，但他又不能从照片上指认她。另外，约尔丹斯基也认为7月16日至17日晚身在伊帕季耶夫宅邸的帕维尔·梅德韦杰夫的证词有合理之处，他称罗曼诺夫全家七人及在场的随从都被处决了。[1161]彼尔姆的地区检察官帕维尔·沙马林向上级汇报了他的印象。他与基尔斯塔面对面接触时，发现基尔斯塔喜欢自夸且言辞含糊。根据沙马林的说法，每次听到有人说在彼尔姆的某个地方看见了被关押的罗曼诺夫家的人，基尔斯塔都会上当受骗。沙马林很吃惊，他竟如此容易受骗，特别是当提供这些信息的人是女性时。沙马林听说，纳塔利娅·穆特内赫一直都很擅长迷惑基尔斯塔。[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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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冒充者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西伯利亚出现了几个人，自称是罗曼诺夫家的人。即使是在罗曼诺夫一家被软禁于托博尔斯克之时，伦敦的《每日画报》就发表过一篇离奇的报道，称塔季扬娜女大公已经抵达了美国。尼古拉一家在叶卡捷琳堡被处决后，冒充者更是大幅增加，但他们往往很快就会被证明是假冒的。[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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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索科洛夫认为他必须认真对待乌特金医生的证词，因为他是一名医疗专业人员并且做出了严正声明。要想让调查具有权威，他们就必须彻查所有矛盾的证词。他们已经安排了审讯，这次索科洛夫亲自讯问。结果，他对乌特金医生没有什么好印象，医生的证词无法自圆其说，就像之前的调查人员所说的，他的话不可信。索科洛夫最后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并同意那些称基尔斯塔为傻瓜和无能者的人的观点。[1164]到1919年4月1日，他已经能够撰写初步结论了。他的结论与谢尔盖耶夫先前得出的要点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毫无疑问，索科洛夫基于大量可信的证据，证实罗曼诺夫一家已经在伊帕季耶夫宅邸殒命，同时遇害的还有医生博特金、仆人特鲁普、厨师哈里托诺夫和女仆杰米多娃。他指出，尤罗夫斯基是行刑队的负责人，尼库林和梅德韦杰夫是他的主要帮凶。他推断罗曼诺夫一家的死亡时间在午夜和凌晨三点之间。他的报告堪称一篇阐述范文。[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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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内战的形势正变得对高尔察克不利。红军，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丢失了彼尔姆后开始重新集结。1919年3月，党代表大会商定了要在党的支持下进行权力的集中化，这些变化激烈且迅速。布尔什维克一向果断。现在，他们加强了军械库的组织可靠性，能够从庞大的人口库中招募人手，并且工业库存和对铁路大动脉的掌控也给他们带来很大益处。6月，他们在乌拉尔南部夺回乌法，一个月后他们重新占领了车里雅宾斯克。整个夏天，战斗越发激烈，高尔察克无法巩固沿托博尔河和伊希姆河的前线，随后彼尔姆和叶卡捷琳堡再次落入红军手中。到了11月，白军不得不撤回鄂木斯克。托洛茨基和红军最高统帅部对最终的胜利非常有信心，相信能够将部队重新部署到乌克兰和俄国南部，以对抗另一支强大的白军部队。这支部队是由阿列克谢耶夫和科尔尼洛夫组建的，在他们去世后由安东·邓尼金将军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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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科洛夫继续审讯证人，尽力仔细检查布尔什维克的电报和罗曼诺夫一家的财产。他仔细盘点了证词和留下来的资料。由于红军攻城成功，他只好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转移到了赤塔。他无法再让团队在叶卡捷琳堡及周边地区搜寻进一步的证据，因此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从乌拉尔带来的成箱的笔录本和笔记来完成工作。一度被白军控制的叶卡捷琳堡再次成为红军的叶卡捷琳堡。军事当局不愿合作，他的士气因而受到影响。事实上，他在白军中也有敌人，他们毫不掩饰，打算取他性命。索科洛夫无意中听到一些阴谋策划者就在他旁边的列车车厢里讨论计划。他用自己标志性的冷静语气对他们说：“请不要那么大声，先生们，我正好就在你们旁边，你们知道的！”他并没有被吓倒，1919年10月7日，他又写了一份报告，虽然仍不是完整的，但增加了重要的新信息。他把报告交给米罗柳博夫，同时埋怨军队当局，还说很遗憾，自己当时找不到尤罗夫斯基和戈洛谢金。这份新报告的其余部分列出了他雇用大量人员所需的费用。[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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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紧急情况和与军事控制当局的敌对，并不是索科洛夫与军队指挥部之间关系紧张的唯一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白军领导人内部认为他缺乏成为一名可靠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者的潜力。季捷里赫斯讨厌犹太人，对自由派甚至温和的保守派也不太上心。他浸淫在指挥官同事的东正教君主主义思想中，曾认为纳苗特金和谢尔盖耶夫受到了临时政府统治时期对政治妥协持开放态度这一风气的影响。但是季捷里赫斯对索科洛夫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信任并让他继续做他的工作，直到索科洛夫的一名警卫人员帕维尔·布雷金上尉告知季捷里赫斯，索科洛夫面临着生命危险。（这位布雷金上尉正是皇太后派到西伯利亚的。）布雷金指出，如果有人向索科洛夫投掷手榴弹，可能会同时摧毁一堆审讯材料。季捷里赫斯感到震惊，但1919年12月19日，他非但没有加强对索科洛夫的保护，反而强行拿走了他的资料箱。索科洛夫再也无法忍受，第二天便写信给检察官米罗柳博夫，要求他解除自己的职务。[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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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宝贵资料箱沿着铁路向西转移到了韦尔赫涅-乌金斯克，这令索科洛夫非常气愤。他相信季捷里赫斯是故意采取行动终止了他的调查。事实上，布雷金在私人会谈中发现，季捷里赫斯真诚地相信，这样做是他保护主要证据的唯一方法。然而，西伯利亚白军的军事处境在继续恶化，他因此将资料箱跨越中国边境运到哈尔滨，而英国领事馆同意在那里看管箱子。与此同时，他请英国方面帮助索科洛夫安全前往哈尔滨，并将资料箱归还给他，让他携带箱子去欧洲。索科洛夫这位高级专业人士释怀了，离开了西伯利亚，最终在赤塔又拿回了资料箱。皮埃尔·吉利亚尔碰巧也在哈尔滨，在那里他目睹了英国大使馆的混乱情况，看到了官员来来往往。吉利亚尔认为需要有人接管这些资料箱，他得出结论，法国将军莫里斯·雅南是目前唯一权力足够大，能够安排人把箱子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再运往欧洲的人。[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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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科洛夫自然不愿意再次与宝贵的资料分开，但最后他认识到这是将它们安全运出亚洲的唯一可行办法。在经历了冒险之后，索科洛夫脑子里仍然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在西欧完成调查工作。尽管历经艰辛，他的决心依然坚定。即使红军即将赢得内战，仍然应当戳穿有关乌拉尔处决的谎言，而不应任由谎言肆意流传。查明历史真相成为索科洛夫毕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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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四十八章 遗骨消失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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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当布尔什维克聚集在莫斯科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没有公开澄清罗曼诺夫一家的遭遇。大会的惯例是代表们在纸条上写下要询问的内容，再传到台上。其中一人问，为什么迟迟不把尼古拉带到莫斯科接受大型公开审判。[1169]只有信息滞后的布尔什维克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真理报》和其他报纸早在八个月前就已经公布了处决的消息，很自然，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有人打算回答这个问题。但无论这个问题多么愚蠢，苏维埃领导层显然推波助澜，散布了混乱的消息。官方仍然称只有尼古拉一人被处决。谣言在继续蔓延，乡村和城镇中有人冒充罗曼诺夫家成员的现象依然猖獗。声称尼古拉的妻子和子女已被转移到离叶卡捷琳堡很远的某个未知安全地点，这个故事又让人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他们现在在哪里？当局的沉默与谎言催生了很多其他说法，白军反动派又提出了一些皇位候选人。[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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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身并没有改变莫斯科的现状，事实上，如前所述，适度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利于统治者。但他们在1920年受到了打击，当时在伊斯坦布尔避难的白军难民第一次公布了有关伊帕季耶夫宅邸处决的文件。这本小书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流亡人群中传播开来，其中的文件对莫斯科的说法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它总结了阿列克谢·纳苗特金和伊万·谢尔盖耶夫1918年夏天的调查结果，尤其还描写了他们发现的一些属于罗曼诺夫一家的珠宝和其他物品。书中提到了对费奥多尔·戈尔什科夫、皮埃尔·吉利亚尔和米哈伊尔·列捷明的审讯，还提及了农民是如何讲述矿井中发生的奇怪事件的。该书还提到了莫斯科和叶卡捷琳堡之间的电报往来。最终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拘禁在伊帕季耶夫宅邸中的罗曼诺夫一家全被处决了，无人逃脱。[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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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罗伯特·威尔顿在文章中对布尔什维克官方的说法发动了猛烈攻击。他认识季捷里赫斯和索科洛夫，也很敬佩他们，借此关系他得以接触档案。作为一名记者，他认为尽可能快地出书是很重要的。但他的工作存在问题。这是因为威尔顿带着极大的偏见整理这些证据，以便将处决归咎于阴谋。据他称，斯维尔德洛夫是阴谋者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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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尔顿至少接受了伊帕季耶夫宅邸内的所有被软禁者都已遇害的事实，而季捷里赫斯将军在1921年2月27日接受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一家报纸的采访时，对此案推波助澜。当时西伯利亚远东尚未落入红军手中，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想惹恼日本人，这意味着被驱逐出乌拉尔的白军仍然掌控着这座城市。季捷里赫斯知道他的公报会立即转发到国外。[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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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了高尔察克如何让他负责调查之后，他宣布了自己的主要发现：“沙皇全家和大公们都被处决了。第一批在叶卡捷琳堡，第二批在离叶卡捷琳堡六十公里［原文如此］的阿拉帕耶夫斯克。4月16日至17日夜间［原文如此］，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下令处决了沙皇一家。”[1173]公告中提到的处决月份不准确，但这一公告在当时仍是一则重磅消息。因为此时苏维埃领导层正在努力与一些国家建立商业和外交关系，而这些国家对罗曼诺夫一家的命运仍然存在争议。季捷里赫斯宣布这一消息时，俄国与英国的贸易谈判正达到高潮。苏维埃中央当局知道他的基本论点是真实的，并预感很难再坚持只有尼古拉一人被处决的说法了。而季捷里赫斯重新获得了调查的资料箱，并已将其中的二十九只箱子运送到了英国军舰“肯特号”上，由“肯特号”运往西欧的安全地区。[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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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只有尼古拉一人遇害的说法被戳穿后，当局便谨慎地决定改变口径。更改后的故事版本并没有在莫斯科，而是在乌拉尔出版，国家出版社叶卡捷琳堡分社发行了《工人革命》。他们仍然不打算透露伊帕季耶夫宅邸处决的全部细节，但显然领导层必须承认遇害的罗曼诺夫家成员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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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革命》的第一章名为“末代沙皇的最后时日”，作者是帕维尔·贝科夫，他在1918年属于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作为代表参观了伊帕季耶夫宅邸。对于罗曼诺夫一家的命运，他和其他仍在叶卡捷琳堡工作的人知道的一样多。贝科夫讲述了尼古拉一家如何从沙皇村转移到托博尔斯克，又转移到他们最后的拘禁地伊帕季耶夫宅邸。他称君主主义者企图营救沙皇一家的行动带来的危险越来越大，因此他们被转移到了乌拉尔。甚至在叶卡捷琳堡也有阴谋的迹象。根据贝科夫的说法，乌拉尔地区执行委员会独自做出了致命的决定，处决了拘禁在其控制地区内的罗曼诺夫一家。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与此毫无关系。[1175]贝科夫放弃了“伊帕季耶夫宅邸里只有一人丧生”的说法。据他称，1918年7月17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所有身边人”都被处决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背靠墙排成一排被枪决了。他声称行刑队只有四个人。[1176]这最后一处错误的数字细节背后暗藏着什么动机尚不清楚，但至少文章承认，伊帕季耶夫宅邸里所有的被拘禁者都被处决了。[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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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的最后时日》是俄国出版的另一本有关此主题的书。它也是由一家省级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于1922年在特维尔出版，它从托博尔斯克讲起，那里“是反革命要素的会集地，有关于前沙皇逃亡和拘禁的一整套煽动性通信”。这本书还指出了叶卡捷琳堡随后出现的阴谋的迹象。作为塞尔维亚女王的使者，塞尔维亚总参谋部米吉奇少校的到来表明有什么事正在酝酿中。书中将处决罗曼诺夫一家的决定归咎于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幻想家”大量出现。处决的细节也第一次披露，例如尼古拉和家人在处决之前被带到伊帕季耶夫宅邸的地下室。真相混杂着新的不实信息；有人声称尼古拉一家的遗体被带到了上伊谢季工厂和帕尔基纳村附近的一片树林里火化。具体的位置已被更改，可能是为了防止这些矿井成为君主主义者朝圣祭拜的地方。但有人强调，所有关押在叶卡捷琳堡、彼尔姆和阿拉帕耶夫斯克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都已被处决。[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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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们谴责白军传播谣言，白军称尼古拉和家人没有被处决，而是被从叶卡捷琳堡带走了——这恰恰是苏维埃当局自己在《真理报》上编造的。但是，白军出版物上的观点在与莫斯科新的官方说法一致时，仍然会被援引。季捷里赫斯近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的公报就被用来支持真实的观点，即没有人从伊帕季耶夫宅邸的地下室逃生。[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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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捷里赫斯在1922年离开俄国、前往中国之前匆忙付梓《沙皇一家及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于乌拉尔遇害》一书，他在其中又重复了这一观点。那时高尔察克已经被处决了。高尔察克落入了西伯利亚东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手中，并于1920年2月被移交给了布尔什维克。经革命法庭的简短审判后，他被枪决，尸体扔进了安加拉河的冰冷河水。高尔察克的军队战败之后，季捷里赫斯至少摆脱了政治上的束缚，可以说出可能引起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不悦的事情。他的第一步操作是挥舞起君主主义的旗帜，这是高尔察克无法做到的，因为高尔察克想继续获得盟军的支持。事实上，季捷里赫斯宣称，尼古拉二世的堂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全俄的新沙皇。他的书中满是自我吹捧，弱化了纳苗特金、谢尔盖耶夫和索科洛夫对调查所做的贡献。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偏见。他写道，对所有人而言，布尔什维克就是犹太人领导的不敬神的狂热分子。[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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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尼古拉·索科洛夫继续完善他在赤塔不得不暂停的调查。他迫切需要在西欧寻找一处避难所。1920年2月19日，他写信给西德尼·吉布斯，将他视为可能会帮助自己走完旅程的人。他滞留在哈尔滨，担心自己从乌拉尔运来的材料不安全。他的行李中有五只大箱子，他担心在自己向南穿过中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特工会试图夺走箱子。[1181]到达北京后，他又去了上海，并从那里乘船前往欧洲。[1182]他在杜布罗夫尼克下船，前往巴黎，并给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寄去了一封信。但皇太后的反应令他受到了伤害。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接受儿子一家已经遇害的消息，她拒绝了他想交谈的请求，除了给他一笔资助外，没有与他进行任何合作。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也谢绝了他的拜访。索科洛夫懊悔地说，如果他知道自己辛苦工作换来的却是如此的冷待，他就会在满洲里把资料箱丢给农民，而不是为那些“政治操纵者”提供消遣。[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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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流亡海外的君主主义者仍然相信罗曼诺夫家有人在叶卡捷琳堡的处决中幸存下来，他们公开诽谤索科洛夫，这令他很伤心。但责任感战胜了痛苦，索科洛夫开始埋首整理十四卷工作笔记。助手敦促他不要再在意细节，应当赶紧出书。但他毫不理会，他的目标是写完一份适用于司法程序的权威记录。[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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