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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罗伯特·威尔顿在文章中对布尔什维克官方的说法发动了猛烈攻击。他认识季捷里赫斯和索科洛夫，也很敬佩他们，借此关系他得以接触档案。作为一名记者，他认为尽可能快地出书是很重要的。但他的工作存在问题。这是因为威尔顿带着极大的偏见整理这些证据，以便将处决归咎于阴谋。据他称，斯维尔德洛夫是阴谋者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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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尔顿至少接受了伊帕季耶夫宅邸内的所有被软禁者都已遇害的事实，而季捷里赫斯将军在1921年2月27日接受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一家报纸的采访时，对此案推波助澜。当时西伯利亚远东尚未落入红军手中，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想惹恼日本人，这意味着被驱逐出乌拉尔的白军仍然掌控着这座城市。季捷里赫斯知道他的公报会立即转发到国外。[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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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了高尔察克如何让他负责调查之后，他宣布了自己的主要发现：“沙皇全家和大公们都被处决了。第一批在叶卡捷琳堡，第二批在离叶卡捷琳堡六十公里［原文如此］的阿拉帕耶夫斯克。4月16日至17日夜间［原文如此］，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下令处决了沙皇一家。”[1173]公告中提到的处决月份不准确，但这一公告在当时仍是一则重磅消息。因为此时苏维埃领导层正在努力与一些国家建立商业和外交关系，而这些国家对罗曼诺夫一家的命运仍然存在争议。季捷里赫斯宣布这一消息时，俄国与英国的贸易谈判正达到高潮。苏维埃中央当局知道他的基本论点是真实的，并预感很难再坚持只有尼古拉一人被处决的说法了。而季捷里赫斯重新获得了调查的资料箱，并已将其中的二十九只箱子运送到了英国军舰“肯特号”上，由“肯特号”运往西欧的安全地区。[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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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只有尼古拉一人遇害的说法被戳穿后，当局便谨慎地决定改变口径。更改后的故事版本并没有在莫斯科，而是在乌拉尔出版，国家出版社叶卡捷琳堡分社发行了《工人革命》。他们仍然不打算透露伊帕季耶夫宅邸处决的全部细节，但显然领导层必须承认遇害的罗曼诺夫家成员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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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革命》的第一章名为“末代沙皇的最后时日”，作者是帕维尔·贝科夫，他在1918年属于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作为代表参观了伊帕季耶夫宅邸。对于罗曼诺夫一家的命运，他和其他仍在叶卡捷琳堡工作的人知道的一样多。贝科夫讲述了尼古拉一家如何从沙皇村转移到托博尔斯克，又转移到他们最后的拘禁地伊帕季耶夫宅邸。他称君主主义者企图营救沙皇一家的行动带来的危险越来越大，因此他们被转移到了乌拉尔。甚至在叶卡捷琳堡也有阴谋的迹象。根据贝科夫的说法，乌拉尔地区执行委员会独自做出了致命的决定，处决了拘禁在其控制地区内的罗曼诺夫一家。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与此毫无关系。[1175]贝科夫放弃了“伊帕季耶夫宅邸里只有一人丧生”的说法。据他称，1918年7月17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所有身边人”都被处决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背靠墙排成一排被枪决了。他声称行刑队只有四个人。[1176]这最后一处错误的数字细节背后暗藏着什么动机尚不清楚，但至少文章承认，伊帕季耶夫宅邸里所有的被拘禁者都被处决了。[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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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的最后时日》是俄国出版的另一本有关此主题的书。它也是由一家省级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于1922年在特维尔出版，它从托博尔斯克讲起，那里“是反革命要素的会集地，有关于前沙皇逃亡和拘禁的一整套煽动性通信”。这本书还指出了叶卡捷琳堡随后出现的阴谋的迹象。作为塞尔维亚女王的使者，塞尔维亚总参谋部米吉奇少校的到来表明有什么事正在酝酿中。书中将处决罗曼诺夫一家的决定归咎于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幻想家”大量出现。处决的细节也第一次披露，例如尼古拉和家人在处决之前被带到伊帕季耶夫宅邸的地下室。真相混杂着新的不实信息；有人声称尼古拉一家的遗体被带到了上伊谢季工厂和帕尔基纳村附近的一片树林里火化。具体的位置已被更改，可能是为了防止这些矿井成为君主主义者朝圣祭拜的地方。但有人强调，所有关押在叶卡捷琳堡、彼尔姆和阿拉帕耶夫斯克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都已被处决。[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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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们谴责白军传播谣言，白军称尼古拉和家人没有被处决，而是被从叶卡捷琳堡带走了——这恰恰是苏维埃当局自己在《真理报》上编造的。但是，白军出版物上的观点在与莫斯科新的官方说法一致时，仍然会被援引。季捷里赫斯近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的公报就被用来支持真实的观点，即没有人从伊帕季耶夫宅邸的地下室逃生。[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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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捷里赫斯在1922年离开俄国、前往中国之前匆忙付梓《沙皇一家及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于乌拉尔遇害》一书，他在其中又重复了这一观点。那时高尔察克已经被处决了。高尔察克落入了西伯利亚东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手中，并于1920年2月被移交给了布尔什维克。经革命法庭的简短审判后，他被枪决，尸体扔进了安加拉河的冰冷河水。高尔察克的军队战败之后，季捷里赫斯至少摆脱了政治上的束缚，可以说出可能引起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不悦的事情。他的第一步操作是挥舞起君主主义的旗帜，这是高尔察克无法做到的，因为高尔察克想继续获得盟军的支持。事实上，季捷里赫斯宣称，尼古拉二世的堂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全俄的新沙皇。他的书中满是自我吹捧，弱化了纳苗特金、谢尔盖耶夫和索科洛夫对调查所做的贡献。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偏见。他写道，对所有人而言，布尔什维克就是犹太人领导的不敬神的狂热分子。[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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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尼古拉·索科洛夫继续完善他在赤塔不得不暂停的调查。他迫切需要在西欧寻找一处避难所。1920年2月19日，他写信给西德尼·吉布斯，将他视为可能会帮助自己走完旅程的人。他滞留在哈尔滨，担心自己从乌拉尔运来的材料不安全。他的行李中有五只大箱子，他担心在自己向南穿过中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特工会试图夺走箱子。[1181]到达北京后，他又去了上海，并从那里乘船前往欧洲。[1182]他在杜布罗夫尼克下船，前往巴黎，并给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寄去了一封信。但皇太后的反应令他受到了伤害。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接受儿子一家已经遇害的消息，她拒绝了他想交谈的请求，除了给他一笔资助外，没有与他进行任何合作。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也谢绝了他的拜访。索科洛夫懊悔地说，如果他知道自己辛苦工作换来的却是如此的冷待，他就会在满洲里把资料箱丢给农民，而不是为那些“政治操纵者”提供消遣。[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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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流亡海外的君主主义者仍然相信罗曼诺夫家有人在叶卡捷琳堡的处决中幸存下来，他们公开诽谤索科洛夫，这令他很伤心。但责任感战胜了痛苦，索科洛夫开始埋首整理十四卷工作笔记。助手敦促他不要再在意细节，应当赶紧出书。但他毫不理会，他的目标是写完一份适用于司法程序的权威记录。[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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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通信中，索科洛夫对季捷里赫斯撰写的内容发表了观点。作为忠于尼古拉二世的君主主义者，他蔑视临时政府留下的俄国外交使团，这些使团仍然住在西欧的使馆区。索科洛夫持有一个疯狂的信念，认为像在罗马的吉尔斯大使这样的人很快就会去国外为布尔什维克工作。他指责临时政府逮捕“君主”，导致他被处决。他确信拉斯普京集团与德国情报网有某种联系。他指出拉斯普京周围有多少人是犹太人，并认为在国难时期，这些人一定缺乏爱国精神。他认为对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困境，德国应付一定责任。他指出，有证据证明，自称1918年将在托博尔斯克营救沙皇一家的鲍里斯·索洛夫约夫实际上可能策划阻止了沙皇一家成功逃脱。但索科洛夫在无法提供佐证的情况下进一步假设，正是德国对人民委员会施压导致尼古拉被从托博尔斯克转移走。[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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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有关俄皇室遇害案的司法调查》时，他将大部分猜测搁置一边。该书于1924年出版了法语首版，其详细分析及对文件、证词和审讯记录的援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186]它很快便出版了俄语和英语海外版，成为西方的标准版本。[1187]书中有关处死沙皇一家的主要调查结果基本上都被后来的发现证实。但索科洛夫本人积劳成疾，又不受流亡海外的俄国人重视；1924年，他在卢瓦尔-谢尔省的萨尔布里小城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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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去世后数年，大部分作品都集中讨论他的最后一天。相比威尔顿或季捷里赫斯，索科洛夫的书提供了更多有关尼古拉遇害前几个月的信息，但总体而言，他主要关注的还是处决。那些前往欧洲的旧随从也写了一些回忆录。第一位是皮埃尔·吉利亚尔，作为目击者，他于1921年写了一份关于他与沙皇一家相处经历的陈述。[1188]医生的女儿塔季扬娜·博特金娜和索菲娅·布克斯赫韦登随后也写了回忆录，亚历山大·瑟罗博亚尔斯基将军还发表了自己与皇后的通信。[1189]他们传达出的沙皇一家的形象都是一个毫无瑕疵的家庭：尼古拉是善良的家长；沙皇夫妇是忠诚的伴侣，只是亚历山德拉可能对其他人，包括她的随从较为霸道；儿女们可爱无辜。有的回忆录提到他们亲近拉斯普京造成了恶果，但总的来说，回忆录的撰写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独裁者尼古拉有权以独裁方式统治国家。很少有人从政治层面上分析他如何导致自己在二月革命中退位，也几乎没有任何资料提及他对1917年至1918年发生的事件做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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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避难的俄国流亡者对死去的沙皇则不那么大度。除了临时政府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以外，他们中没有谁在二月革命后直接接触过任何罗曼诺夫家的任何人。在试图解释皇朝覆灭的原因时，他们严厉批判了尼古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长期统治。他们大多数对沙皇本人并没有多少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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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坚定的君主主义者以外，西方评论家大多也抱这种态度。那些支持十月革命的人讽刺皇帝为“血腥的尼古拉”，并对他的命运毫不同情，而大多数谴责布尔什维克造成混乱的作家则急于指责尼古拉，让俄国陷入如此境地，以致他们获得了权力。这意外地使得俄国或外国的君主主义者集中讨论起了尼古拉的性格与思想，以及他对随从、支持者、警卫和政敌的行为。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俄国境外的争论偏离了正轨，讨论起在柏林精神病院中发现的一个名为安娜·安德森的患者是否真的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司法程序和一项由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哥哥黑森的恩斯特大公资助的调查，否定了她声称的身份，但这激发了许多国家的报纸对追踪这件事的兴趣。由此而出现的各种伪证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伊帕季耶夫宅邸那场影响巨大的处决。[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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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变成了一个类似卡通人物的形象，完全不像一个历史人物和一位曾经的君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他软禁时期生活最接近真相的描述来自一本苏维埃出版物——瓦西里·潘克拉托夫的回忆录。书中描写了他简朴的生活习惯、对阿列克谢的教导的失败，以及对有关西伯利亚的知识的热情。20世纪20年代中期还出版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名为《沙皇政权的倒台》，这是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会议速记，包含许多曾为尼古拉工作或曾推翻他的政治人物的证词。但除此之外，莫斯科当局更愿意停止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无论何时人们提到这位已故的皇帝，人们给予他的评价与他给予自己所厌恶的人的评价都是差不多的，都不公平。[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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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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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二世生命中的最后十六个月是人们长期感兴趣的话题。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他被描绘成一位充满爱心的丈夫和父亲、一位被处决的前君主。在他囚禁于沙皇村、托博尔斯克和叶卡捷琳堡，度日艰难之时，他通过书籍滋养自己高贵的品质。罗伯特·马西与苏珊娜·马西所著的《尼古拉与亚历山德拉》在1967年成为全球畅销书后，这一模式化的形象达到了顶峰。马西夫妇重点描绘了伊帕季耶夫宅邸中集体处决的可怕景象。[1192]他们的书触动了数百万读者的神经，这些读者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十月革命后的第一年，俄国开展了大运动，而沙皇夫妇在1917年失去权力并非因为他们思想和行为有过。英国哈默电影公司拍摄的《妖僧拉斯普京》则对导致二月革命爆发的一系列事件进行了较为理性的叙述，该片由克里斯托弗·李主演，着重描绘了在尼古拉皇位背后暗中运作的黑暗势力。（但剧本奇怪地省去了尼古拉这个角色。）这些作品都围绕着一条相同的主线创作，即罗曼诺夫一家失去权力后，俄国便走上了一条越发奇异怪诞的道路，它已经逐步衰落。[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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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的作家没有注意到这些趋势。官方口径始终声称君主对公共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只是强大经济力量的傀儡。尼古拉则成了证明这种分析推断的例子。官方争论的问题是，这位末代沙皇是致力于捍卫祖辈大地主精英阶层的利益，还是按工业和金融新势力的要求管理国家。还有人问，尼古拉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到底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大国，抑或只是其他帝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玩物。二战前后，苏联境内不允许出版任何全面讲述尼古拉统治的作品。沙皇一家在叶卡捷琳堡的最后时日一直不为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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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保密的背后，莫斯科一直努力收集有关1917年至1918年间罗曼诺夫家族成员经历的文件和证词。接替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呼吁披露苏维埃过去隐蔽角落里的事件。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不利于斯大林的资料。赫鲁晓夫的另一个当务之急是发掘一些振奋人心的内容。他们辛勤地深入挖掘每一件事。就尼古拉遇害事件，伊帕季耶夫宅邸行刑队的幸存队员接受了采访，采访过程用录音带录下来了。这么做的官方目的之一是证明莫斯科与处决罗曼诺夫一家的命令无关。接受采访的人也尽责地遵照要求讲话。但是伊帕季耶夫宅邸的这场处决总有一丝尴尬，采访的录音带被保存到了档案馆。更重要的是，没有人严肃地将尼古拉的长期执政或他被临时政府和人民委员会拘禁的命运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位时，为了防止君主主义情绪死灰复燃，他们甚至决定拆除位于叶卡捷琳堡、原为伊帕季耶夫宅邸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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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作家对苏联的主张做了零星回应，他们关注逃脱主题，除了“阿纳斯塔西娅”的例子以外，他们还轻信了很多所谓成功逃出叶卡捷琳堡的罗曼诺夫家的成员。1976年，英国广播公司的调查记者安东尼·萨默斯和汤姆·曼戈尔德出版了《沙皇文件》，声称尼古拉一家遇害的整个事件以前讲得都不对。萨默斯和曼戈尔德认为，沙皇家有一人或多人逃到了彼尔姆避难。[1194]但他们提供的证据很少，注释也少得可怜。我曾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研究同一份“文件”（主要是尼坎德·I.米罗柳博夫收发的一系列信件），注意到萨默斯和曼戈尔德忽略了这些信中的语句，这恰好证明他们对纳塔利娅·穆特内赫等证人的可靠性的怀疑存在漏洞。尽管如此，这本书现在仍在出版。此外，书中有关罗曼诺夫全家被转移到彼尔姆或周边地区的基本假设仍然引发了不少作家的想象。虽然英国作家似乎已经垄断了有关罗曼诺夫一家的各种猎奇叙述，但美国作家也加入了竞争。也许人们对温莎家族私人生活的广泛兴趣也催生了他们对过去与现在的所有统治王朝的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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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历史学家对尼古拉二世的兴趣逐渐减弱，他们对早期的俄国沙皇如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更感兴趣。不过，多米尼克·利芬在1993年撰写的严谨传记是一个例外，这本书将末代沙皇置于他所在时代的政治框架中进行讨论。理查德·沃特曼最近重点研究尼古拉发明的一些符号和仪式，他用它们来传播他心目中理想俄国的理念。[1195]杰弗里·霍斯金研究沙皇与其杰出的保守派首相彼得·斯托雷平之间的紧张关系。[1196]海因茨-迪特里希·勒韦探讨1917年之前尼古拉同反犹太组织和反犹太学说的关系。[1197]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研究尼古拉作为统治者的失败，同时表明他和亚历山德拉的婚姻结合了对彼此的激情和支持。[1198]海伦·拉帕波特调查了叶卡捷琳堡的当地特点。[1199]可喜的是，这些研究不同于市面上曾经泛滥的有关尼古拉的煽情造作的文章。它们还强调了为什么尼古拉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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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苏联解体后，尼古拉便开始在俄罗斯得到公众尊重。叶利钦总统将此前几十年定义为“噩梦”，他对罗曼诺夫皇朝的评价也比对其后的时期更为积极。即便如此，尼古拉仍被许多作品描绘成黑暗反动的人物，亨里希·约费坚称是叶卡捷琳堡方面，而不是莫斯科方面独自做出了处决罗曼诺夫一家的最终决定。[1200]但人们渐渐改用同情的笔触描绘尼古拉，将他视为牺牲品。事实上，沙皇及其家人的浪漫形象成为通俗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剧作家爱德华·拉津斯基尤其积极宣传他们的这种形象。[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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