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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亚历杭德罗·派斯·巴莱拉，感谢之言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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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诚挚的敬意，最谦卑的姿态和最热诚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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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路易斯·阿尔维托·斯皮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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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阵警钟鸣起 如一股风暴来袭 那种旧时的恐惧敲打着双鬓 挥向下腹的斧 是望向人群睁开的双目 他问我是否在桥下入眠 如流浪的人儿一般 你曾放肆的温柔 你曾令人惶惑 尤其是当你掐灭手中的香烟 冷漠与无情露显 一切早有预言 睡枕上仍有隔墙 焰硝 丝袜褪至脚踝的夏天 圆圈 是你的至爱。句号。就这样完结。冒号。 犹如你予我们的孑孑 与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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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奥的肖像：口述与访谈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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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想起罗贝托·波拉尼奥，我脑中都会浮现一首熟悉的诗，对，总是这么恰好地出现——诗的名字是“等待死亡的意义”，作者是阿根廷伟大的探戈作词人、诗人奥梅罗·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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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的名字将会回荡于爱我之人的耳边， 一起浮现的还有完美的画面。 我也知道有时名字不再是个名字， 只将成为没有意义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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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尤其会经常想起的就是那句“一起浮现的还有完美的画面”，在痛失波拉尼奥的这么短暂的十几年时间里，我们总感觉自己还傻傻地待在他身边，似乎一切就在昨天，他的形象如此完美地印刻在每个爱他的人儿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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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位改变了拉丁美洲文学方向的作家的姓名不可能 “成为没有意义的字眼”。面对着这样一位随着时间的流逝却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人物，曼斯的这句诗似乎不再适用。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句诗也体现了波拉尼奥的精髓所在，尤其是一想到我们《荒野侦探》的作者将自己置于乖谬的巅峰，沉浸于荒诞的高潮之时。或许这种荒诞也正是波拉尼奥非常喜爱的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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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马里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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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一口气呢。但我应该活不了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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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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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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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那我们为什么不做个简单浅显轻松的访谈呢？我是非常喜欢这样的访谈的。但以我现在这样的情形，采访的内容估计得到死后才能发表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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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个访谈是波拉尼奥自己发起的。这也最终成了他生前的最后一次采访，网络上已经能看到其中很多内容了。实际上，这并不能算是记者们的功绩，反倒应该归功于被采访人自身。墨西哥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同时也是让我最愉快的合作人之一，墨西哥《花花公子》的主编曼努埃尔·马丁内斯·托雷斯被予以特权，将访谈的内容在波拉尼奥逝世的那个月出版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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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想在墨西哥的杂志上发表罗贝托·波拉尼奥的长篇访谈并不是一件易事。但那个月《花花公子》的封面非常劲爆，刊登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姑娘的照片，我总是会忘记她的名字，马诺洛(1)跟我说：“有了这封面，我们应该能卖出去很多本，可以挽救波拉尼奥的访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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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通常都缘于日积月累的平淡、意外抑或随意。死亡如此。访谈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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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段时间我在墨西哥总收到来自“罗贝托巴”的邮件，内容常常是关于幸福和爱的鼓励。比如希望我母亲一切安好，向我姐姐问候，劝我少喝点酒，快戒烟，期待有可能的话能刊登罗德里戈·弗雷桑(2)的故事，祝福我正在制作的剧作《性爱、毒品与摇滚》能大获成功，而且还提醒我不要有放弃《花花公子》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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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清晨，他又给我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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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马里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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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凌晨三点一刻，我两岁的女儿一直在咳嗽，还吐在了我身上，我不得不脱了上衣（女儿紧贴着我瘦弱的身体，这画面多么可怜），再换上干净的，然后我们似乎看到《甜蜜的生活》(3)的结局。现在，我女儿终于睡着了，而我，得以坐下来给你写信。上周我去了意大利。有天晚上我们在老城区一条街上吃饭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费里尼的一部电影里，当你人在意大利的时候，这种感觉总是不经意地会出现。一些移民演奏着手风琴，另一些则摆弄着你想象不到的乐器，比如随身携带的手鼓，露台上的人们聊着天、看着彼此，眼神中透露出对生活的热爱，透露出顽固而强烈的单纯，那常常是意大利人（出生或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才有的眼神。最后，天开始下雨了，越下越大，倾盆袭来。作家安赫洛·莫利诺，是普伊格的朋友，同时也翻译了一本我的书，跟我讲述了有关他情人的故事。70年代的时候，他不顾一切地就跟着他到了都灵，惊叹于这里居然有同性恋面包店和同性恋超市，惊叹于都灵人民的宽容。事实上，这位快乐的乡下小伙子只是认错了字而已(4)，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如天堂一般的旧金山（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与大自然和动物的保护神同名）。我重新看了我们访谈的内容。智利也有杂志想刊登它，你得告诉我《花花公子》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免得智利独享了特权。我这里一切都好，目前大概排在第三个（接受肝脏移植名单）。最近在看些德国的侦探小说，往往读到第三页就能知道凶手是谁，等读到第十页彻底发现里面的侦探完全就是个彻彻底底的蠢货。给你一个热烈的拥抱，记得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喝酒、别抽烟，多花些时间给巴赫、维瓦尔第、莱奥帕尔迪和德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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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他生病了，但我还是常常忍不住责备是时间在作祟。（我是八个兄弟姊妹中最年长的——就像阿根廷的陈年老酒，时间就是用来被消耗、用来被责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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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马里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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