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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胡安·比森特绝对想不到，自家摇篮里长大的孩子会成为从殖民者手中争取独立的人，不仅仅代表委内瑞拉，更代表大部分西属美洲人。当儿子长到一岁半时，他只知道即使家财散尽，孩子长大后也会是个有钱人。这都拜一位神父所赐。胡安·费利克斯·赫雷斯·德·阿里斯蒂杰塔（Juan Félix Jerez de Aristiguieta）曾为这个男孩施洗。和当时许多有权势的神职人员一样，他是一位富裕的地主，拥有许多贵重资产。他也是唐·胡安·比森特的外甥。[81]他在1785年去世，由于没有直系继承人，他把名下全部财产留给了小西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些财产包括大教堂旁边的一座宏伟宅邸，3个种植园，共计95000棵可可树，以及他所有的奴隶。[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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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唐·胡安·比森特也去世了。1786年1月的一个温暖夜晚，他躺在圣哈辛托街上的房子里，多年来一直折磨着他的肺结核病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他那时还不到60岁。他的儿子西蒙还不到3岁。他的妻子怀了第五个孩子，但那孩子将不会久留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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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已处于弥留之际，唐·胡安·比森特仍有条不紊地准备了自己的遗嘱，堪称行事周全的典范。[83]在遗嘱中，他表明自己不欠任何人钱。他列明了家系，描述了他在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中所担任的崇高职务。尽管曾动过短暂的、半心半意的造反念头，但他坚持将自己的遗体安葬在加拉加斯大教堂内的家族礼拜堂，“用我的军徽做装饰，并按照军法赋予我的特权下葬”。他将名下财产平均分配给5个孩子（包括未出生的那个），将代理权授予妻子和岳父，并增加了一个特别条款，要求唐娜·康塞普西翁“履行我交代给她的事，以减轻我良心的负担”。这句话只有一个意思：他安排她把钱分给他的私生子女。遗嘱还详细说明了将有多少神父和修士随同他的灵柩前往最后的安息之地，以及在他的灵魂前去接受审判之际，该做多少狂热的弥撒来为之祈祷。显而易见，他死的时候很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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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他的妻子务实而有商业头脑，他的离开可能会使这个家庭陷入混乱。唐娜·康塞普西翁安葬了丈夫，怀孕到足月，诞下的女婴几天后便夭折，然后她着手整理家族财产。她托父亲和兄弟们帮忙打理生意，这些生意日后将变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业帝国，而她则试图为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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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西蒙这个不守规矩的孩子。他是由黑奴奶妈希波莉塔抚养长大的，他后来称“她的乳汁养育了我的生命”，她也是“据我所知唯一的父亲”。[84]她对这个小男孩关爱备至，极富耐心，但几乎控制不了他。他任性、暴躁、桀骜不驯，显然亟须严加约束。[85]他的母亲责令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帮助管教他，可男人们觉得他放肆无礼起来很是有趣。没人责备他，更不用说惩罚他了。[86]最终，她获得了王家检审庭（Royal Audiencia）的支持。王家检审庭是西班牙在加拉加斯的最高执法机构，负责监督所有的法律事务。由于这个男孩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而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无法对这笔遗产加以监管，因此检审庭指派了一位杰出的法学家来全程监护小西蒙的成长。这位法学家名叫何塞·米格尔·桑斯（José Miguel S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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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斯是律师学院杰出的院长，以进步的教育理念而闻名。作为一位热心的读者和作家，他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说服殖民当局，希望能允许他进口第一台印刷机到殖民地。然而，他始终未能如愿。不论如何，桑斯受到西班牙人的高度尊敬，也深受其他克里奥尔人的敬仰。更为重要的是，36岁的他堪称尽职尽责的年轻父亲的理想人选。很难找到比他更合适的代理监护人了。作为西蒙·玻利瓦尔财产的管理人，桑斯尽职地亲自探访了他的小监护对象，目睹了这个男孩是何等地骄傲自大。但在西蒙快6岁时，桑斯决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安排他住到自己家里。[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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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斯一只眼睛失明，作风冷峻，即使他自己的妻儿也可能对他望而生畏，但西蒙不会。据说西蒙对他的要求多次做出肆无忌惮的回应。“你是个行走的火药桶，小子！”一次在西蒙公然不服管教之后，桑斯警告他。“那你最好快跑，”那6岁的孩子对他说，“不然我烧了你。”[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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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惩罚西蒙屡次三番的行为不端，桑斯在出门处理庭审案件期间会把西蒙锁在他家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并关照妻子不要把他放出来。[89]男孩感到无聊、恼怒，他大喊大叫，肆意宣泄怨气。桑斯的妻子很同情他，把糖果和新烤的面包绑在长杆上，从一扇开着的窗户递给他。她让西蒙发誓保守秘密，保证不泄露她的违规行为。每天下午，当律师回来问他表现如何时，她只是笑笑，说这孩子是安静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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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桑斯聘请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嘉布遣会修士弗朗西斯科·德·安杜哈尔（Francisco de Andújar）来家里，让西蒙接受道德教育。[90]这位数学家神父为了引起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在教学中融进了大量引人入胜的故事，可再多的耐心和魅力也改变不了这个男孩的本性：爱开玩笑，爱搞恶作剧，骄纵任性。我们不清楚西蒙在桑斯的照顾下生活了多久，甚至不清楚他是否真的曾在桑斯家中过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8岁生日之前，他回到了圣哈辛托街的家中。那时，他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她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力管理家庭事务，更别说操心小儿子的举止了。她担心自己的病会传染给孩子们，便把自己隔离在圣马特奥的糖料种植园里，让孩子们和用人们自行其是。西蒙整天和奴隶的孩子嬉戏玩耍，性子越来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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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唐娜·康塞普西翁在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时还有什么重大心愿，那就是确保大儿子胡安·比森特继承她公公多年前买下的侯爵爵位。与玻利瓦尔家族不同，帕拉西奥斯家族一向非常重视声望和贵族身份。当唐·胡安·比森特·德·玻利瓦尔去世后，她的儿子们有了继承这一头衔的可能，于是唐娜·康塞普西翁派弟弟埃斯特万前往西班牙，加紧促成这桩大事。当埃斯特万报告说，由于何塞法·马林·德·纳瓦埃斯血统可疑，司法程序已经中止时，唐·费利西亚诺·帕拉西奥斯取消了这一冒险计划，不愿提起诉讼，以免暴露玻利瓦尔家族中不受欢迎的血统，连累他们大家。毫无疑问，经营玻利瓦尔的财富已经成为帕拉西奥斯家族的摇钱树。胡安·比森特和西蒙继承的资产所得的收入供养着他们母亲的兄弟姐妹。姻亲们依赖玻利瓦尔的财产生活了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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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赴圣马特奥的长期疗养中，唐娜·康塞普西翁一直待到雨季，其间她的病情急转直下。她回到加拉加斯后便在1792年7月6日死于急性肺结核，[91]留下4个孩子由其年迈的父亲照顾。唐·费利西亚诺·帕拉西奥斯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他提笔写信给马德里的埃斯特万，以令人钦佩的镇定传达了如下消息：“康塞普西翁决心与病痛做个了断。她吐出大量鲜血，病情持续恶化，直到今天上午11点半，上帝前来帮忙，带走了她。”[92]她去世前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折磨：一连流了7天血。[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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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女儿安葬在玻利瓦尔家族的礼拜堂之后，唐·费利西亚诺就开始费尽心思为他失去双亲的外孙女们张罗婚事。不到两个月，他就把15岁的玛丽亚·安东尼娅嫁给了她的远房表亲巴勃罗·克莱门特·弗朗西亚。[94]又过了3个月，他把年仅13岁的胡安娜嫁给了她的舅舅迪奥尼西奥·帕拉西奥斯。[95]至于外孙们，唐·费利西亚诺决定把西蒙和胡安·比森特——当时分别是9岁和11岁——留在圣哈辛托街的宅邸里，由玻利瓦尔家的仆人看护。他命人修了一条走廊，连接那座房子和他自己的房子，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和他一起度过白天，晚上再回到自己熟悉的床上。[96]这似乎是个非常合理的解决方案，用永恒和稳定的幻象安抚孩子们。然而，这种脆弱的安慰并没有持续多久。唐·费利西亚诺·帕拉西奥斯次年便撒手人寰，留下外孙们在日渐衰落的家庭世界里再次体会骨肉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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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男孩非常富有，净资产至少相当于如今的4000万美元。[97]正因为如此，他们永远不会被人忽视，但是金钱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幸福。在生命的头10年里，西蒙先后失去了父亲、母亲、（外）祖父母、一个妹妹，以及大多数叔伯和姑婶。玻利瓦尔家那头几乎没有几人活下来争夺家产，这使帕拉西奥斯家族的人确信财产属于他们。唐·费利西亚诺·帕拉西奥斯对这一合法遗产志在必得，他在去世前特别关照此事，确保所有财富最终都能流向他自己的孩子。他立下一份遗嘱，安排自家儿子成为玻利瓦尔兄弟的法定监护人。12岁的胡安·比森特被舅舅胡安·费利克斯·帕拉西奥斯收养，并被移送到80公里外的一座大庄园。[98]10岁的西蒙被委托给舅舅卡洛斯照顾。卡洛斯是个性情乖戾、懒惰、贪婪的单身汉，和姐妹们一起住在长廊那头的唐·费利西亚诺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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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忙于挥霍玻利瓦尔家族的财富，几乎没有时间来监护这个敏感的年轻人。他把孩子托付给姐妹和仆人。打小就固执任性的西蒙开始和街头男孩厮混，学习时兴的粗俗语言，将老师教他的一切抛在脑后。[99]只要有机会，他就一头扎进加拉加斯的后巷，或者从家中畜栏里牵出一匹马，骑去周边的乡村。他逃避学业，而将注意力转向周遭那个极不完美的世界，一个西班牙打造的世界。他对自己看到的事物懵懵懂懂，直到后来长大成人并往返欧洲大陆后，才形成了更深刻的见解。但这种教育将使他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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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的200年间，西班牙缔造的世界一直在与财政破产做斗争。这个以振奋人心的“向更远方！”（Plus Ultra!）为格言的帝国以过量的白银充斥全球市场，阻碍了其殖民地的经济增长，并不止一次地使自己濒临财政崩溃。西班牙误入歧途的财政战略在18世纪晚期的加拉加斯街头体现得最为明显，那里的人们对母国的愤懑正在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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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情况在近代史上没有先例：一个富于生机的殖民经济体被迫屈从一个不发达的母国，有时是通过暴力手段。正如半个世纪前孟德斯鸠所预言的，主人如今成了附庸的奴隶。甚至在英国跨入工业时代时，西班牙也没有试图发展工厂；[100]它无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固守原始的农业根基。但波旁国王及其宫廷无法忽视摆在眼前的压力：西班牙人口在迅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步履维艰，迫切需要增加帝国的财政收入。西班牙的国王们都不去做新尝试，而决定牢牢抓住他们已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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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7年4月1日午夜，西班牙王室把所有耶稣会教士驱逐出西属美洲。5000名神职人员（其中大多数出生于美洲）被押往海岸，送上轮船并遣返欧洲，[101]这便使王室得以不受约束地管理教育和教会遍地的财产。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明确表示学习对美洲是不可取的：如果让殖民地臣民保持愚昧无知，这将对西班牙更有利，也使管理更方便。[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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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统治一直是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标志。从一开始，每位总督和都督就必须直接向西班牙王廷汇报，使国王成为美洲资源的最高监督者。在国王的支持下，西班牙从新大陆榨取了大量金银，并把它们作为原材料卖到了欧洲。它控制了全世界的可可供应，并将其从加的斯的仓库运往全球各地。它对铜、靛蓝、糖、珍珠、绿宝石、棉花、羊毛、番茄、马铃薯和皮革也是类似的操作。为防止殖民地自己交易这些货物，它强加了严苛的宗主制度，禁止一切对外联系，走私可被判处死刑。[103]殖民地之间的一切活动均受到密切监视。但是，随着殖民统治时间渐长，监管变得松懈。1779年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爆发的战争使西班牙的贸易陷入瘫痪，促进了走私贸易的活跃。禁书交易十分猖獗。据说加拉加斯到处都是偷运来的货物。[104]为了制止这种情况，西班牙着手全面修订法律，使之更为严厉，甚至禁止美洲人享有最基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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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0年，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为了稳固帝国统治而建立的宗教裁判所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种种要求施加死刑、酷刑的法律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没有西班牙西印度院的许可，不得出版或销售书籍和报纸。[105]殖民地居民被禁止拥有印刷机。每一份文件的执行，每一个项目的批准，每一封信的投递，都是需要获得政府批准的耗时耗钱的事情。没有国王允许，任何外来人，甚至西班牙人，都不能访问这些殖民地。在美洲近海的所有非西班牙船只都被视为敌舰并遭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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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还极力压制美洲的创业精神。只有在西班牙出生的人才获准拥有自己的商店或在街上卖东西。[106]任何美洲人不得种植葡萄、拥有葡萄园、种植烟草、酿酒或种植橄榄树——西班牙不允许竞争。毕竟，它通过向殖民地出售商品，每年能赚取6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亿美元）。[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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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次奇怪的自毁行动中，西班牙对其殖民地的生产力和自主权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克里奥尔人被征收惩罚性税收；印第安人或梅斯蒂索人只能从事卑微的劳动；黑奴只能在田里劳动，或者在家里做用人。不允许任何美洲人拥有矿山，也不能在不向殖民当局报备的情况下开采矿脉。禁止开办工厂，除非是注册的制糖厂。[108]巴斯克企业控制了所有的航运。制造业被严格禁止，即便西班牙并没有与之匹敌的制造业。最令人恼火的是，新征的高税收——每年4600万美元[109]——没有用于改善殖民地的条件。这笔钱被原封不动运回了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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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人对此十分抗拒。“大自然用无边无际的浩瀚海洋将我们与西班牙隔开，”遭放逐的秘鲁耶稣会会士维斯卡尔多—古斯曼在1791年写道，“一个儿子如果发现自己与父亲如此遥远，在处理自己的事务时还总是等着父亲做决定，那他就是一个傻瓜。”[110]就像托马斯·杰斐逊的《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一样，这是对殖民主义固有缺陷的有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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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游荡在加拉加斯街道上的富有孤儿理解不了周遭暗涌的经济动荡，但是他不可能看不到人的动荡。目之所及，街道上处处都是黑人和穆拉托人。这片殖民地上的帕尔多人太多了，[111]他们是黑奴的混血后裔。欧洲的奴隶船刚刚将2.6万非洲人卖到加拉加斯，这是这个殖民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奴隶输入。[112]每十个委内瑞拉人中就有一个黑奴，一半的人口是黑奴的后代。尽管西班牙已禁止种族通婚，但这些法律遭到无视的证据在他身边比比皆是。在西蒙·玻利瓦尔的早年生活时期，加拉加斯的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一以上，种族阶层也前所未有地增多，呈现出名副其实的肤色“光谱”。其中有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几乎都是私生子。也有纯血统的印第安人，但人数不多，他们的群体数量已锐减至原先的三分之一。[113]那些没有死于疾病的人被逼入偏远乡村，以原始部落的形式生活在那里。另一边，白人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其中绝大多数是贫穷的加那利群岛人（克里奥尔人认为他们血统不纯，明显比自己低贱）；要么是浅肤色的梅斯蒂索人，冒充白人。即使是一个在这个拥挤城市的后巷里踢石子的孩子，也能看到一个严密的、用肤色编码的等级制度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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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问题一直是西属美洲的一大症结。以法律强迫印第安人向国王进贡，无论是通过强迫劳动还是税收，都激起了强烈的种族仇恨。几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有色人种的增多，确定“白人”的制度变得空前腐败，滋生了越来越多的敌意。西班牙开始出售“血统净化证明书”（Cédulas de Gracias al Sacar），这种证书向浅肤色的人授予每个白人自动拥有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受雇从事更好工作的权利、担任神职的权利、担任公职的权利、与白人结婚的权利、继承财富的权利。[114]出售证明书为马德里创造了新的收入，也不失为一个精明的社会策略。从西班牙的角度来看，可购买的“白人”身份将提升有色人种的希望，并防止克里奥尔主人们变得自大。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西属美洲的种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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