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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城，玻利瓦尔看到的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在赢得独立后的短短23年里已成为世界上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127]北方人热衷于工作，他们的态度与玻利瓦尔在查尔斯顿看到的悠闲的蓄奴贵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他去过的国家中，没有哪个如此推崇商业和利润。[128]在他旅行过的那么多国家中，星期天也从未像这里的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没有音乐，没有饮酒，没有喧闹的狂欢：美利坚合众国正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合乎福音精神的基督教国家。[129]玻利瓦尔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不能不感到震惊；他知道自己的美洲同胞在种族、精神和历史上与北方邻居完全不同，他在整个革命生涯中经常这么说，但毫无疑问，自由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民主。“在我对美国的短暂访问期间，”他后来写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理性的自由。”[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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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动荡的历史时刻，对玻利瓦尔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北美人对待他们南方邻居的态度。那是一种满腹狐疑的态度，而且并非毫无依据。这个国家刚刚结束对威廉·斯蒂芬斯·史密斯充满敌意的审判。[131]史密斯被控叛国罪，在审讯过程中，他因与米兰达有牵连而遭到公开抨击。在被告席上，史密斯讲述了总统杰斐逊和国务卿麦迪逊如何与米兰达共进晚餐，如何公开讨论米兰达解放委内瑞拉的计划。[132]事实上，史密斯发誓他们已经批准了米兰达计划。因此，史密斯认为向米兰达提供人员、弹药和军舰是完全正当的，而这些行动在检方看来明显违反了1794年的《中立法案》。[133]这一事件最终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到事件结束时，讨论的真正主题变为美国总统的权力、赋予国会的宣战权力、向外国叛乱分子提供武器的生意，以及法庭给犯罪适当量刑的能力。在审判过程中，控方试图抹黑亚当斯家族、杰斐逊和麦迪逊，以及未来任何胆敢向美国寻求军事支持的南美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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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玻利瓦尔在这个国家旅行时，无论身在何处，无论遇见何人，无论何时亮明自己委内瑞拉人的身份，他都受到米兰达名声的影响。不管他对米兰达持什么样的看法，也不管他怎样批评米兰达采取行动的时机，米兰达与世界强国建立起的非凡联系都不容忽视。至少在美国，对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物而言，米兰达这个名字是西属美洲人争取独立的同义词。毫无疑问，这对任何团结美洲的希望而言都是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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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宣言》发表后仅仅25年，拉丁美洲就已经成为美国全球外交这场更大游戏中的一个毽子，被随意踢来踢去。1786年，托马斯·杰斐逊暗示美国可能想把西属美洲据为己有。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杰斐逊透露，西班牙的殖民地已经成熟，可以采摘了。“我担心的是，”他说，“［西班牙］力量太弱，对它的控制持续不了多久，等不到我们有足够的人口去从他们手中一点点夺取它。”[134]仅仅6个月后，杰斐逊的政治对手约翰·亚当斯致信外交国务秘书约翰·杰伊，称伦敦错误地幻想南美洲的革命会“得到美国的认可”，以为北美人不仅不会阻止，还会“尽一切可能推动它”。[135]然而，亚当斯一经当选总统，就开始对该地区发表不同言论：“要想在西属美洲人中建立民主，就如同希望在飞禽、走兽和游鱼中建立民主一样。”[136]亚当斯的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附议此观点并补充评判道：那些人“腐败且异乎寻常地娘娘腔”。[137]他指的可能就是米兰达本人。而在谈及欧洲的自由之梦时，国父们的言辞就要友善得多。“这符合我们的原则，”杰斐逊在担任国务卿时这样评价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但凡是遵循本民族意志而组建的政府，我们均承认其合法性。”[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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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一个民族独立的意愿或许符合美国的原则，但一个更为紧迫的政治现实开始在羽翼未丰的美利坚合众国扎根。就在玻利瓦尔凛冬踏入费城的几周之前，杰斐逊总统发表了一份再明确不过的声明：任何公民，只要密谋参与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战争，计划反抗马德里的合法政权，都将受到严厉的起诉和惩罚。[139]或许他在试图表明对干预主权国家政府的态度，或许他在试图化解米兰达—史密斯事件造成的尴尬局面。不管怎样，经济现实决定了北美对同半球邻国的看法——或者说根本没有看法。1807年春天，当西蒙·玻利瓦尔渡过加勒比海返回故乡时，他的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在解放南美洲之前，美利坚合众国将是他踏足的最后一片外国土地。此后，他将视其为一次开阔眼界的经历，一种不可否认的启迪。但美国不是可供效仿的模板，也不是可以依靠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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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B to Fanny du Villars,Paris,1804,SBO,I,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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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cuna,Catálogo,I,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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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jares,The Liberator,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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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L,I,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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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osquer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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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B to Pedro Palacios,Sept.30,1800,SBC,I,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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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erú de Lacroix,Diario,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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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B to the Captain-General,Caracas,Jan.31,1803,SB,Escritos,II,1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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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B to Carlos Palacios,Oct.13,1803,SBO,I,20.Also SB to Pedro Palacios,Aug.28,1803,SBO,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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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B to Déhollain,March 10,1803,in Polanco Alcántara,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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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ancini,Bolívar y la emancipación,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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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SB to Jaén,Cádiz,Jan.29,1804,SBO,I,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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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Larrazábal,Vida,I,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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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osquer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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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ando(oficial order),Madrid,March 25,1804,JC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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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S.M.,“Spring Flowers of the South of Europe,”Phytologist,IV(Oct.1860),2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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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ecuna,Catálogo,I,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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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Boussingault,Memorias,III,11.佩鲁·德·拉克鲁瓦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只不过在他的版本中，这个故事发生在1805年的蒙特基亚罗（Montechiaro），拿破仑在意大利加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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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O’Leary,Bolívar y la emancipación,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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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Aexandre Dratwicki,“La réorganisation de l’orchestre de l’Opéra de Paris en 1799,”Revue de Musicologie,88(Paris,2002),297–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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