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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督重新巩固了在殖民地的权威，并由此开启了一个谨慎的时代。持不同政见者如今要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举行会议，而且只允许信得过的伙伴参会。这些人中几乎没有对现状心怀不满的人，而多为特权人士：身居高位，学识渊博，受人尊敬，来自有着悠久而显赫历史的家族。保王派历史学家何塞·多明戈·迪亚兹（José Domingo Díaz）指出：“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场革命由最可能蒙受损失的人煽动并付诸实施。”[23]组成这个圈子的人有：德尔·托罗侯爵及其兄弟们，世代处于权力顶峰；托瓦尔家族，住在殖民地最豪华的房子里；胡安·比森特和西蒙·玻利瓦尔，坐拥令人垂涎的阿罗阿铜矿等许多贵重的财产；蒙蒂利亚家族，公认的达官贵人，国王宫廷里的熟面孔。他们并不是逐利之人，而是出身名门望族的富人，对政府抱有更高的期望，并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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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玻利瓦尔兄弟变得比大多数曼图亚诺同伴更为激进。德高望重的83岁高龄的托瓦尔伯爵（Count of Tovar）曾代表“全城最有名望的绅士们”起草了一封正式信件，要求集会的权利，并把他的克里奥尔同胞称为“费尔南多七世的封臣”，但玻利瓦尔兄弟坚决拒绝在信上签名。[24]收到这封信后没几天，卡萨斯都督就把老伯爵及其同伙——包括玻利瓦尔的舅舅佩德罗·帕拉西奥斯和姨父何塞·费利克斯·里瓦斯——全部抓起来投进了监狱。但他们在狱里并没待多久。西班牙正在进行的战争使一切陷入混乱，而塞维利亚方面也没有发来任何明确指示，导致都督甚至不能完全确定他的敌人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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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到1809年5月，来了一位新的都督，陆军元帅比森特·恩帕兰（Vicente Emparán）。在法国和西班牙还是盟友的时候，拿破仑曾经举荐过他。[25]恩帕兰的任命也得到了拿破仑最痛恨的敌人塞维利亚洪达的支持，[26]这佐证了当时的混乱和矛盾。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陪同恩帕兰前往加拉加斯赴任的正是玻利瓦尔的大舅子、在欧洲徒步旅行时的老伙伴费尔南多·德尔·托罗，他在军队里一路升迁，当上了恩帕兰的监察长。玻利瓦尔突然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极富战略优势的位置，尽管这个位置也很棘手。他的姻亲德尔·托罗家族，就像许多克里奥尔家族一样，代表了许多彼此冲突的效忠对象。费尔南多是新都督办公室的核心人物，但他也是革命者德尔·托罗侯爵的兄弟。不仅如此，费尔南多还目击过一个“犯罪现场”：当玻利瓦尔发誓要推翻国王时，他就在萨克罗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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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国王早已名存实亡。费尔南多七世的权力一直是虚构的，捏造的。他在巴约讷身陷囹圄，始终在拿破仑的掌心里，无力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尽管拿破仑在西属美洲激起了民愤，尽管他野心勃勃，但谁也不能否认，法兰西皇帝的入侵为美洲解放事业成功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克里奥尔人心知肚明。他们知道自己突然占了上风，需要迅速行动；或许他们也在猜想，向一个阶下囚国王宣誓效忠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手段，一种空洞的姿态，一种掩饰异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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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混乱的时代造就难以驾驭的机遇，尽管克里奥尔人有共同利益，但他们的意见时有分歧。许多与西班牙有着密切家族关系的人坚决反对与母国彻底决裂，他们辩称自己只想多要一些权利，对经济发展多一点控制。一心争取独立的人坚持认为必须彻底决裂，但他们内部的各方策略也大不相同。更为复杂的是，一个新的社会现实摆在眼前。这场革命不能指望得到黑人、帕尔多人和原住民的支持。几乎没有非白人支持独立，因为他们担心没有了西班牙的监督，他们所服务的克里奥尔地主会变得更加残暴。最终，这些种族矛盾将在争取独立的战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即使是现在，在这种不祥之兆初露苗头之际，富有的克里奥尔人就开始察觉到自家田里或厨房里的异样。客厅里的谈话越热烈，就有越多奴隶逃离他们的住所。奴隶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溜走，去开阔的平原上寻找自由。[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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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年年中，恩帕兰刚在加拉加斯的新住处安顿下来，殖民地独立的第一枪就打响了。它始于1600公里外的西班牙殖民地基多，当地的克里奥尔人驱逐了他们的宗主，把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这些尝试很短命——几个月内就被一系列血腥打击粉碎了，但革命的机器已经开始摇摇晃晃地运转起来了。圣诞节前夕，加拉加斯的克里奥尔人，包括玻利瓦尔在内，准备袭击市政厅，但新上任的都督事先得到了警告，设法制止了这一行动。恩帕兰把玻利瓦尔拉到一边，告诉他不要再和国家的敌人交往，但玻利瓦尔不再试图掩盖他的政治立场。[28]他的回答礼貌而坚决。他平静地回答说，这个警告已经足够清楚了，但他和他的革命队伍早已对西班牙宣战了；届时，全世界都将看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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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玻利瓦尔的人中几乎没有人能在这个节骨眼上预料到他日后会在争取独立的战争中扮演核心角色。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尊敬他的血统、财富和才华，但双方都没有把他看作一位领袖。只有他的哥哥胡安·比森特对此抱有希望。一天晚上，大家在瓜伊雷河畔的玻利瓦尔家密谋时，胡安·比森特提名玻利瓦尔担任这群谋反者的领导人，结果被彻底驳回。西蒙·玻利瓦尔过于年轻了，他的同党们说——他太没经验，太易冲动，太有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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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伊比利亚岛战火四起，一座座西班牙城市相继落入拿破仑手中，中央洪达被迫逃离塞维利亚。其成员最终来到加的斯避难。到1810年1月底，他们重组了政府，并将新的统治机构命名为摄政委员会（Regency）。在摄政委员会颁布的诸多改革法令中，其中一项从根本上转变了西班牙对待其殖民地的方式：西属美洲殖民地将成为这个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其内容听起来很受欢迎，但它们显然并不真实。法令的细节规定，殖民地居民将没有选举权，他们的地区也不被赋予平等的代表权。4月17日，在这一切签署生效为法律的4个月后，摄政委员会代表们抵达加拉加斯，宣布这一既成事实，并在全城贴满了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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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摄政委员会代表中有一位是来自基多的年轻贵族卡洛斯·蒙图法尔，他曾经陪同洪堡探险，并在巴黎与玻利瓦尔和德尔·托罗交情甚笃。三个年轻人当年一起住在薇薇安拱廊街，在范妮的沙龙里度过了许多个晚上，为美洲的未来举杯共饮。玻利瓦尔急忙赶到拉瓜伊拉去见这位朋友，打探最新消息。他得知中央洪达已经解散，拿破仑已使西班牙屈服，摄政委员会正在努力维持对殖民地的控制，这些都是他所需要的情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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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反者们计划在24小时内发动一场政变，推翻都督，控制委内瑞拉。种种迹象已表明，恩帕兰是个软弱的统治者，最擅长和稀泥，每逢关键时刻都优柔寡断。可能由于先前曾为拿破仑效力，他对法国态度尽量友好。甚至对那些构成直接威胁的反叛者，他也表现得很友好，比如对费尔南多·德尔·托罗的家族，以及对西蒙·玻利瓦尔本人。他显然是个软柿子，克里奥尔人有信心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把他赶下台。他们于1810年濯足节[30]（4月19日）的凌晨3点在何塞·安赫尔·阿拉莫（José Angel Alamo）家中碰头。[31]一名目击者称当时他们人数近百。至于玻利瓦尔那天是否在场，这个问题颇具争议。一些当时身在加拉加斯的历史学家声称他在场，尽管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文件上。还有人说，恩帕兰曾警告过他不要露面，否则将遭到监禁或流放。也有一些人声称，玻利瓦尔回避了最后一次会议，因为他很清楚即将主导会议的并非真正寻求独立的人，而是愿意做出让步的隐形保王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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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经过一番持续到黎明的热烈讨论，克里奥尔人来到了市政厅。一路上，他们号召市民聚集到城市广场。他们信心十足地邀都督参加市议会召集的一次特别会议。这显然超出了他们的权限，但恩帕兰中招了。他不到一个小时就露面了，看到一大群披着长斗篷的激进分子在广场上转来转去，[33]他开始警惕起来。他前脚刚迈进市政厅的办公室，后脚克里奥尔人就要求立即成立一个本地洪达。都督听罢他们的诉求，辩称今天是神圣的日子，而这件事有待三思，所以一切讨论都要推迟到清晨弥撒之后。他专横地打断了会议，大步走向广场对面的教堂，但没等走到广场中央，众人就开始高喊：“回市政厅，长官！回市政厅！”一个克里奥尔人当着一众王家警卫的面牢牢抓住恩帕兰的胳膊。“人们在叫您，先生。”他说。[34]他示意都督回去把谈话进行完。按理说，遇到这种对殖民地统治者的公然冒犯，王家警卫早就拔剑出鞘了，但军队督察长费尔南多·德尔·托罗已命令他们退下。大惊失色的恩帕兰焦急地环顾四周，但不得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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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重新启动，克里奥尔人开始阐述关于如何在西班牙国王名义下施行自治的提案。但还没等他们说完，忽听得大厅里一阵喧嚣，各会议厅的门猛然敞开，大教堂的执事、伟大探险家科尔特斯的后裔、仪表堂堂的何塞·科尔特斯·德·马达里亚加（José Cortés deMadariaga）堂而皇之地走了进来。这位教士坐下旁听，听到克里奥尔人礼貌地邀请恩帕兰领导他们的洪达时，科尔特斯再也无法自持。市政厅难道不了解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吗？他大发雷霆。他们难道不知道委内瑞拉人憎恨恩帕兰吗？为什么还要在这个人面前卑躬屈膝？他们怎么能邀请一位西班牙都督来领导他们的起义？如果克里奥尔人真的想独立，他们就会把他赶走，彻底终结西班牙的统治，把国王班底全部送上离开拉瓜伊拉的第一班船。会场里一阵哗然，半是激烈的反对，半是热烈的赞同。但神父说到了点子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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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帕兰提出抗议。他坚称，人民站在他这一边。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走上阳台，询问下方聚集的群众对他的看法。他们认可他的领导吗？他们欢迎摄政委员会的统治吗？科尔特斯就站在后面，夸张地打着手势，力劝他们说“不”。人们收到了他的暗示。“不！”他们喊道。接着喊声越发洪亮：“不！不！我们不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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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督一阵错愕。“那我也不要了。”他吼道，然后回到屋内。这意味着公开明确的放弃。他的表态被适时记录在会议纪要中。[37]西班牙的统治结束了。两天之内，恩帕兰和副手们就登上了一艘开往费城的船。[38]一个新的政府成立了。他们称其为“加拉加斯最高洪达，效忠于费尔南多七世国王”。他们发表的最引人瞩目的宣言有：殖民地可以进行自由贸易，印第安人不必再缴纳惩罚性贡品，奴隶市场将成为历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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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哥大、基多和墨西哥殖民地就像挨个倒下的骨牌一般，纷纷宣示主权，建立洪达，将西班牙执政官发配到公海之上。到年底，除利马外，美洲大陆上的主要城市都摆脱了西班牙驻军。这是一种奇怪又魔幻的分离：费尔南多国王的美洲帝国竟以他的名义宣布自治。然而，尽管人们大谈自由，却很少有人提及民主的另外两大支柱：博爱和平等。这两个曾引领法国和北美革命的口号不会很快在西属美洲叫响。阶级问题太过微妙，种族问题堪称一触即爆的火药桶，这片地区的族群和联盟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还有一个问题：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有色人种看来，独立运动由贵族发起是一项硬伤。在某些地区，如委内瑞拉的科罗和马拉开波（Maracaibo），新格拉纳达的帕斯托（Pasto），以及秘鲁的所有地区，美洲人将发现自己对西班牙的忠诚度远远超过对脚下土地的忠诚度。达成任何统一的目标都将耗费数年时间，围绕这一目标还将上演一场内战。争取解放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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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脆弱的加拉加斯洪达来说，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联盟。有太多的不利因素——战争、封锁、禁运——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这个羽翼未丰的政府。必须站稳脚跟，以便发展独立的统治。洪达派了三名代表前往科罗，同属委内瑞拉的该地区一直自认与加拉加斯平起平坐，这些特使在当地受到了公然的蔑视。在马拉开波，他们遭到监禁后被驱逐出境。很明显，要赢得紧张的民众的支持需要时间，甚至可能需要军事干预，而成功很可能取决于世界强国的认可。到了5月，洪达着手组织外交使团前往伦敦、华盛顿和加勒比地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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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对4月19日政变的成功感到惊讶。作为一个坚定的激进分子，他不相信克制是对抗压迫的有效策略，但他不得不承认，温和派赢得了胜利——不是通过交战，而是通过谈判。他从图伊山谷的庄园骑马前往加拉加斯毛遂自荐。谨慎的市议会成员们——现在已是洪达的统治者——对玻利瓦尔毫不妥协的立场十分警惕，但当他提出为前往伦敦的外交使团支付所有费用时，[40]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因为他们的国库已经耗尽了——把恩帕兰及其随从送去费城，花费了该市相当一部分的资金。他们勉强同意了玻利瓦尔的条件，任命他为伦敦代表团团长，并授予他上校军衔，以使他的名字更有威望。为了弥补玻利瓦尔相对匮乏的经验，他们坚持为他配备了一名寄托着他们无限信任的副手，此人便是加拉加斯前市长路易斯·洛佩斯·门德斯（Luis López Méndez）；此外，安德烈斯·贝略被任命为秘书。出于同样的考虑，洪达派玻利瓦尔的哥哥胡安·比森特前往美国，派头十足的科尔特斯执事前往新格拉纳达，以及另两个代表团前往加勒比地区的英属诸岛——库拉索、特立尼达和牙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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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玻利瓦尔、洛佩斯·门德斯和贝略乘坐英国双桅横帆战舰“威灵顿将军号”起航，这艘战舰是海军指挥官科克伦勋爵（Lord Cochrane）特意派来的。[41]7月10日，“威灵顿将军号”在西班牙战舰“卡斯蒂利亚号”的护卫下，到达英国的朴次茅斯（Portsmouth）。“卡斯蒂利亚号”船长并不知道，他保护的这艘船载有反对派政府的代表。这三名加拉加斯人在护送下迅速通过海关并被签发护照；他们于7月13日抵达伦敦，在杜克大街的莫林酒店安顿下来，住进了舒适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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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法国、西班牙、俄国和加勒比地区的多条战线上均有战事，英国看上去正蓬勃发展。虽然英国国王被绑在椅子上，堵住嘴，饱受精神错乱的折磨，但他强悍的帝国正在崛起。这个小小的岛国单是人口就有美国的两倍、委内瑞拉的12倍。[42]在制造业和工业方面，它领先世界。一种忙碌而富足的氛围在伦敦随处可见，新崛起的银行家给几位南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贸易呈爆炸式增长。它是那般熙攘繁华，那般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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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立即着手安排与英国外交大臣韦尔斯利侯爵理查德·科利（Richard Colley）的会晤。事实上，韦尔斯利侯爵曾表达过与委内瑞拉代表团会晤的迫切愿望。[43]尽管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中立派，但他有意利用这次访问来迫使西班牙摄政委员会接受英国的商业诉求。[44]几十年来，由于敏锐地意识到西属美洲拥有丰富的原材料，英国一直试图强行打入。但西班牙对其殖民地贸易实行惩罚式垄断，挫败了英国的野心。1806年和1807年，在列强旷日持久的战争期间，英国人曾两次入侵布宜诺斯艾利斯，但两次都被击退。由于无法在大陆上取得军事进展，英国将目光投向控制公海贸易，尤其趁着现在西班牙毫无防御能力。但在这点上，拿破仑再度改写了历史。英国和西班牙做了两个多世纪针锋相对的敌人，如今却迅速结成对抗法国的盟友。英国想保持这种联结，但也想利用西班牙的弱势在商业上占得优势。韦尔斯利侯爵需要谨慎对待来自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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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晤于7月16日举行，鉴于几位加拉加斯人代表的不是获得普遍承认的国家，所以会晤地点不在外交部，而在韦尔斯利的家——位于海德公园旁边的富丽堂皇的阿普斯利宅邸。[45]到了约定的时间，玻利瓦尔、洛佩斯·门德斯和贝略被领着穿过宅邸巨大而华丽的大厅，上了楼，经过饰有金银细丝的墙面和精致的大理石壁炉，进入灯火通明的会客厅，韦尔斯利和下属正等在那里。窗子开着，从花园飘来夏日的暖风。一阵礼节性的寒暄确立了法语为双方的交流语言，之后外交大臣毫不迟疑地发表了讲话。他的法语极好（他妻子是巴黎人），[46]而且，他曾经担任过驻西班牙大使，掌握基本的西班牙语。他直截了当地宣布，委内瑞拉人对母国采取的行动是不明智的：西班牙的国家大业尚未失败。恰恰相反，在英国的帮助下，西班牙很有可能赶走拿破仑。他表示，首先他需要知道加拉加斯洪达派代表团来是要报告殖民地的不端行为，还是要寻求彻底脱离西班牙。这种先发制人的谈话方式，意在表明英国的联盟立场，并把来客引向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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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率先开口，滔滔不绝讲起流利的法语。他向韦尔斯利生动阐述了导致这场革命（“革命”一词正是他的原话）的前因后果，描述了克里奥尔人的挫败、都督的昏庸、激进分子的秘密会议、对贸易的压制、在殖民地的恶劣行径，以及委内瑞拉人拒绝屈从于一个不合法的政府引发的最终冲突。[47]玻利瓦尔解释说，西班牙的摄政委员会代表了一种武断的安排，委内瑞拉人“渴望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摆脱这种无法忍受的枷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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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他是在极力主张彻底的自由，尽管他从加拉加斯得到的指示禁止他这样做：他得到的指示是表达对费尔南多七世国王的效忠，任何情况下拒不承认西班牙摄政委员会的合法性，绝口不提独立。韦尔斯利侯爵神情冷漠地听完了玻利瓦尔的讲述，他那张强硬的面孔并未流露出对这番呼吁的同情，随后，他干脆利落地回答说，由于英国是西班牙的盟友，他既不能阻止也不能支持其殖民地争取独立。这场谈话到这里似乎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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