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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唯一的支持来自库拉索的一位富有荷兰人。他就是路易斯·布里翁（Luis Brion），一个渴望冒险的年轻犹太商人。布里翁在费城接受过教育，拥有多重国籍，还有一艘24炮的英国双桅横帆船。他是加勒比地区自由商人网络中的一员，玻利瓦尔从他们那里购置武器和弹药。布里翁是自由贸易的热心支持者，希望西班牙退出美洲，因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玻利瓦尔。他向玻利瓦尔提供了自己的战舰。[147]玻利瓦尔十分感激，称他为“美洲最好的朋友”，然后派手下一位可靠的上校米格尔·卡拉瓦尼奥（Miguel Carabaño）前往库拉索，敦促布里翁发起全面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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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玻利瓦尔撰写社论、备忘录，给他能想到的任何人写信，其中一封恭敬地回绝了接管围困中的卡塔赫纳要塞的邀请。[148]他不知道，就在他写下这些话时，卡塔赫纳已是尸横遍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正在策划一场疯狂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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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玻利瓦尔这一时期的众多文书中，有一封信显示出惊人的先见之明。[149]收信人是一位在牙买加的英国人，此人对他的独立斗争表现出兴趣。[150]这不仅是一封友好的信函，更是一份高明的时局综述。显然，玻利瓦尔有意让它广泛传播。这封信以生动的散文写成，反映了他对殖民遗留问题的深入把握。起初它只在英国人的小圈子里传播，那是它最开始的目标读者。重译成西班牙语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了。但这封信是玻利瓦尔政治思想的蓝图，其中的理念将体现在那段思想形成期的无数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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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牙买加来信》明确宣布，美洲和西班牙之间的纽带已经永久切断，再也无法修复。虽然“邪恶的继母”竭尽全力想重新套回枷锁，但为时已晚。殖民地已经尝到了自由的滋味。“西班牙给我们留下的仇恨，”他宣称，“比两地之间相隔的海洋还深。”[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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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的信既是对这片大美无言的土地的颂歌，又是对其所受剥削的愤怒呐喊，更是对拉丁美洲政治现实的精彩提炼。他解释说，他的人民不是印第安人，不是帕尔多人，也不是欧洲人，而是一个全新的种族，显然不适用于欧洲式的政府。对这些美洲人来说，君主制从根本上就是可憎的；而费城式的民主制则不适合被300年的奴役所胁迫和操控的人民。“鉴于我们不具备北方兄弟的政治美德，”他辩称，“民主制度非但救不了我们，反而会招致毁灭……我们这片地区充斥着从西班牙那里学到的恶习，纵观历史，西班牙是个狼子野心、卑鄙贪婪的主人。”玻利瓦尔坚持认为，对这些羽翼未丰的共和国而言，最大的福祉就是有一位强有力的终身执政者，能够施展智慧，伸张正义，奉行仁政。他的美洲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一个能改善人民悲惨境况的政府，而不是某个遥远海岸的理想主义者空想出来的一个概念化、理论化的完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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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来信》不仅仅是政治宣传，还是灵验的预言书。在文中，玻利瓦尔预测，饱受革命摧残的墨西哥将临时选择君主制，事实也的确如此。他设想的松散国家联盟后来成了中美洲联邦。考虑到巴拿马“地处两大洋之间的重要位置”，他构想了开凿一条运河。关于阿根廷，他预见了军事独裁；关于智利，他预言“最有希望建立一个有公正和温和法律的共和国”。关于秘鲁，他预测将会出现一种两难局面，享有特权的白人不会容忍真正的民主，广大有色种族不会容忍贵族的统治，叛乱的威胁不断出现。所有这些都将成为现实。在一些国家，甚至可以说玻利瓦尔的前瞻判断至今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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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当时，玻利瓦尔只能提出革命学说，他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和从前的同志一起，用能讨到的一切资金资助一连串进出牙买加的革命冒险活动。他的大部分经济援助来自在加拉加斯认识的英国人马克斯韦尔·希斯洛普（Maxwell Hyslop），后者是一位商人，与布里翁一样积极倡导自由贸易。玻利瓦尔用希斯洛普的贷款租下两个小房间，[152]购置了一张吊床，雇用了一个叫皮奥（Pio）的黑人男仆。“我，”他在库拉索向布里翁报告说，“生活在不确定和痛苦之中。”[153]最后他写信告诉希斯洛普，他受不了泼妇房东，离开了她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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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的12月10日，玻利瓦尔部队从前的军需官费利克斯·阿梅斯托伊（Félix Amestoy）去那个地址找他时，玻利瓦尔已经不在那儿了。当天他刚找好新的住处。但是阿梅斯托伊并不知道。看到角落里的吊床，他决定打个盹儿，等玻利瓦尔回来。玻利瓦尔的男仆皮奥也不知道自己的主人已经搬走。[154]趁着黑夜，他蹑手蹑脚进屋，袭击了躺在吊床上的人，用刀刺了他好几下。[155]杀戮结束后，皮奥迅速从窗口逃走，但他喝醉了，动静很大，而且被害者在谋杀过程中大喊出声：“一个黑人要杀我！”[156]没过多久，皮奥就被捉拿归案。他承认，为了让他刺杀玻利瓦尔，几个外国人供他喝酒，并付给他2000比索——难以想象的巨款。[157]法庭没有确定是谁指使了这起谋杀，也没有查明动机。几个星期后，皮奥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他的头被砍下来，固定到木桩上，在金斯敦的春道上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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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个致命夜晚有许多传说。一些历史学家声称，玻利瓦尔之所以得救，是因为当时待在朱莉娅·科比尔（Julia Cobier）的床上，这位以美貌和智慧而闻名的富有寡妇是他那段时间的约会对象。[158]还有人说他去希斯洛普家吃晚饭了。[159]甚至有传言称，莫里略将军本人授意了这起暗杀，酬金从西班牙人手中移交给金斯敦的一位波兰犹太人，后者最终雇用了皮奥来执行暗杀。[160]不管怎样，这一事件足以使玻利瓦尔心力交瘁。他于12月18日离开牙买加，在当局处决皮奥之前。在布里翁和希斯洛普的帮助下，他带着食物和补给航向被围城的卡塔赫纳。[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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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海上时，玻利瓦尔从相向而来的海盗那里震惊地得知卡塔赫纳已经沦陷。船首间的喊话传来了沉痛的消息：派出的可靠中间人卡拉瓦尼奥上校已经死了，他和布里翁的战舰都没能到达卡塔赫纳。半座城都毁了。那些虚弱到无力逃跑的可怜人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了。保王派甚至在夺取卡塔赫纳之后继续悬挂革命军的旗帜，目的正是伏击像玻利瓦尔这样的援兵。最后，成功逃脱的爱国者都去了海地。玻利瓦尔立即下令改变航向，追随同志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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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去海地有充分的理由。在牙买加逗留的4个月里，玻利瓦尔结识了希斯洛普富有的同行罗伯特·萨瑟兰（Robert Sutherland），[162]这位英国人在海地经营利润丰厚的船运生意。萨瑟兰贩卖棉花和咖啡，实际控制着该岛的进出口贸易，是海地事实意义上的商务和财政部长。[163]但同时他也是一位热忱的自由主义者和活跃的军火走私商，向革命者出售武器和弹药。[164]靠着海地的萨瑟兰、牙买加的希斯洛普和库拉索的布里翁，玻利瓦尔很快拥有了这一带最具影响力的船运商和生意人组成的坚实网络。从萨瑟兰那里，他还有其他收获：萨瑟兰与海地革命英雄、总统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re Pétion）私交甚笃。佩蒂翁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非裔。他是一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为人慷慨大方，他向整个加勒比海地区表明，他的国家欢迎所有追求自由的人。萨瑟兰曾对玻利瓦尔谈到与佩蒂翁建立关系的重要性，为此，他敦促玻利瓦尔以私人访客的身份访问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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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夕，玻利瓦尔在奥凯港（Aux Cayes）登陆，许多来自卡塔赫纳的流亡者都在这里避难。到了元旦那天，他舒舒服服地在首都太子港住下。萨瑟兰接待了他，亲自护送他到洁白闪光的总统府会见大人物佩蒂翁。[165]海地总统热烈欢迎了玻利瓦尔。“我立刻就被他吸引住了，”佩蒂翁后来在一封信中吐露，“我能感受到他的伟大。”[166]不久，他便向解放者提供了全力支持。玻利瓦尔提出报答，打算日后授予他西属美洲独立运动赞助人的称谓，但总统回答说：“不，别提我的名字；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看到那些在奴隶制枷锁下颤抖的人获得自由。解放我的兄弟们，那就是最好的报答。”[167]这是个大胆的要求：废除奴隶制将改变南美洲的社会结构。但玻利瓦尔已经意识到，他需要拉拢有色人种阶层站在自己一方。他欣然同意。几天之内，玻利瓦尔就得到了发动新一轮入侵所需要的一切：1000支枪、约14吨火药、一支由7艘船组成的舰队，以及驭船所需的船长和水手。[168]虽然这不是玻利瓦尔预期的来自英国或美国的强大支持，但足以让他尝试重返委内瑞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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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马上召集在海地的同僚们开会，他们中既有朋友，也不乏竞争对手：圣地亚哥·马里尼奥、曼努埃尔·皮亚尔、何塞·弗朗西斯科·贝穆德斯、卡洛斯·索夫莱特、弗朗西斯科·塞亚（Francisco Zea）、马里亚诺·蒙蒂利亚、法国雇佣兵路易斯·迪库德雷和风度翩翩的苏格兰上校格雷戈尔·麦格雷戈（Gregor McGregor），他在革命之初娶了玻利瓦尔的一位表亲。[169]在这些人中，路易斯·布里翁是玻利瓦尔最坚定的支持者，他此时推举玻利瓦尔领导远征，但蒙蒂利亚、贝穆德斯和其他一些人反对。蒙蒂利亚甚至向玻利瓦尔提出决斗；[170]贝穆德斯则延续了对玻利瓦尔的不服从，[171]这一态度从第二共和国末期二人并肩与“地狱军团”作战时就开始了。最后，蒙蒂利亚和贝穆德斯被远征军除名。东部解放者马里尼奥被任命为参谋长，辅佐他的是暴脾气的法国人迪库德雷。但随着计划的推进，玻利瓦尔掌握了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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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忙碌地投入了远征的筹备，鼓舞他的有新赞助人佩蒂翁的信任，至关重要的欧洲商人网络，以及热忱的共和派合作伙伴。饶是如此，这几个月里，他还是抽出时间和年轻的伊莎贝尔·索夫莱特重修旧好。[172]伊莎贝尔·索夫莱特和哥哥卡洛斯一起从卡塔赫纳逃到了这里。这段转瞬即逝的罗曼史很快就被革命的风暴吹熄，但就像在海地的宾至如归一样，这给了他短暂的家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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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oltaire,Oe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Droit,www.voltaire-integral.com/Html/18/droi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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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il Fortoul,Historia,I,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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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ecuna,Crónica,I,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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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B to Mariño,Dec.16,1813,SBC,I,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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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eneral Monteverde,quoted in A.Walker,Colombia,II(London
:Baldwin,Cradock,and Joy,182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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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alacio Fajardo,Bosquejo,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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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arrazábal,Vida,I,2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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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linter,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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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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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N.M.,Escuelas Cristianas,Historia de Venezuela(1927),127,quoted in Cunninghame Graham,José Antonio Páez,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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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O’L,XXVII,Part I,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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