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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来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军官对卡拉沃沃战役的描述，引自Charles Dickens’s magazine,All the Year Round,XIX,March 28,1868(London
:Chapman,1868),368。这种解释也出现在Mulhall,Explorers in the New World,23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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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Lecuna,Crónica,III,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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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Ibi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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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SB to Santander,Valencia,June 25,1821,SBO,II,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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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Dickens,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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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关于这场战斗的详细描述，请参阅Duarte-Level在Unamuno的Simón Bolívar一书中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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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Prago,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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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Lecuna,Crónica,III,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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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由500人组成的两至四排的紧凑正方形或长方形阵型，装备毛瑟枪、来复枪或刺刀，本质上是一种用于对付冲锋的敌人的防御战术。“空心方阵”里的士兵会等敌人冲到30米开外的地方才开始射击，击倒大批进攻者，形成尸体堆，充当抵御敌人进一步进攻的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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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Prago,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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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Lecuna,Crónica,III,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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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Mulhall,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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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Mosquera,420;also Lecuna,Crónica,III,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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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Lecuna,Crónica,III,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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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Mijares,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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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Mulhall,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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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Lynch,Simón Bolívar,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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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 第十一章 天选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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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共和国需要的统治者；形势所迫和内心所趋使我成为士兵，我命定的归宿在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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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玻利瓦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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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最艰难的战争之路，似乎是通往和平的那条。对玻利瓦尔来说尤为如此。“我是一名士兵。”[2]他喜欢这么说，即使别人恳求他承担起更多的角色。尽管他深谙社会正义之道，有传播民主理念的天赋，但政府的日常事务令他感到麻木。他擅长的是手持利剑，而不是执掌权杖。但是，当他于1821年6月29日，也就是取得卡拉沃沃大捷的5天后凯旋进入加拉加斯时，人们把权杖递到了他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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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晚间抵达城市，并直奔大教堂广场上的住所，但狂热的人群还是包围了他，迫不及待想拥抱他们的英雄。直到天亮，他才得以避开他们的关注。[3]这份荣耀是诱人的，也是醉人的。但他非常清楚，在这份热闹的狂喜之外，还有一个人心涣散的国家需要治理，而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去执行这项任务。[4]几个月前，在筹备与西班牙人的最后一战期间，他写信向安东尼奥·纳里尼奥坦白了自己的这份担忧。[5]纳里尼奥刚刚被任命为昆迪纳马卡（新格拉纳达）的临时副总统，昆迪纳马卡与委内瑞拉和基多同为大哥伦比亚的组成部分。纳里尼奥是知识分子，也是军人，刚刚从加的斯的监狱出来；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曾不止一次被囚禁在那里。正是他把法国的《人权宣言》翻译成了西班牙文，也是他发起了新格拉纳达革命。就在出征前，玻利瓦尔写信请他组织召开新的大哥伦比亚国会大会，并在信中承认了对自己执政才能的强烈怀疑。他告诉纳里尼奥，大哥伦比亚是个军营，而不是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6]他孤身一人与政府中的权力滥用做斗争，他看到了贪腐至极的政客，却无力控制他们。在他看来，似乎所有好人都不见了，只有坏人在成倍增加。[7]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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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坚信军队的指挥权和共和国的控制权必须分开，我将提出卸任……朋友，请相信我，在统治共和国的8年中，我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对治理的艺术一窍不通。我不能也不想治理国家，而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对此怀有意愿，最好是一种无法抑制的热情。就我而言，我对统治的反感与日俱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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