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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鲁公众眼里，玻利瓦尔似乎和阴郁的圣马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刚开始的几天里，他一直在剧院看戏，对着丑角开怀大笑，在长期无人光顾的斗牛场里欣赏斗牛表演。他出席为他举办的各种聚会，欣赏那些女人优雅的身姿和流转的眼波。他在海上漂泊了整整25天后，又找回了大都市的乐趣。[16]“男人们似乎很崇拜我……女人们都很可爱，”他在给桑坦德的信中写道，“一切都很美好。”[17]但在这个宴乐之城里没待几天，他就开始努力工作，向秘鲁统治者发表讲话。要应对的有两位总统、四支爱国军队、数量庞大却意志消沉的原住民，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似乎无法弥合的鸿沟。私下里，他称秘鲁是“恐怖屋”。[18]他最亲近的副官丹尼尔·奥利里称它为“尸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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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特鲁希略的里瓦·阿圭罗写了一封信，敦促他放弃无谓的努力，不要再觊觎总统之位；首都这边有一位总统和一个国会在正常运转。里瓦·阿圭罗解散国会的行为实属闹剧，玻利瓦尔这样告诉他：机构要大过任何个人，是它赋予了里瓦·阿圭罗权力。[20]“停止对你的国家机构宣战。”他斥责道。[21]为达成和解，玻利瓦尔给了他一个挽回颜面的办法：在军队里谋个职位，或者出任外交职务。但与此同时，里瓦·阿圭罗去接触了总督。他向拉塞尔纳献策，打算把玻利瓦尔和苏克雷一起从秘鲁驱逐出去——甚至也不给圣马丁任何可乘之机，如果这位阿根廷将军重新现身的话。里瓦·阿圭罗向西班牙人提出了一项为期18个月的停战协定，在此期间，西班牙和秘鲁将协商达成永久和平。[22]这是公然的叛国。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强行逮捕这位前总统。里瓦·阿圭罗被自己的将军逮捕，关进监狱，流放到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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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目之所及尽是不信任和表里不一的迹象。秘鲁将军圣克鲁斯带领麾下军队向南推进，损失惨重。[23]他对苏克雷的忠诚曾在基多的胜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他却拒绝了来自大哥伦比亚军团的所有援助。事实上，自从大哥伦比亚人抵达秘鲁之后，圣克鲁斯对苏克雷态度大变。他妒忌自己从前的将军，对他的6000名士兵心存芥蒂，怀疑大哥伦比亚人的援助背后藏着更大的邪恶企图。但在这场不信任的旋涡中，就连圣克鲁斯自己也难逃图谋不轨的指责——他不自量力地认为自己的伟大程度不止于此。他的部下担心他是变节的前总统里瓦·阿圭罗的傀儡。一些人甚至声称，圣克鲁斯只想在秘鲁南部的拉巴斯老家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控制那里令人垂涎的波托西银矿。[24]在秘鲁的独立大业里，似乎没人值得信任。政治势力和忠诚似乎都离玻利瓦尔十分遥远。关于社会等级和司法管辖权的问题更难厘清。在玻利瓦尔和圣马丁之间萌芽的嫌隙似乎像传染病一样在利马蔓延开来。在秘鲁上任的头6个月里，解放者和他的前任一样举步维艰。“对这些人来说，我永远是个外国人，”他沮丧地写道，明显感知到秘鲁的仇外氛围，“我已经后悔来这里了。”[25]但在更乐观的时候，他拒绝扮演另一个圣马丁。“如果我们丢了秘鲁，”他私下里透露，“我们不如也告别［大哥伦比亚］吧……我一定要挺过这场风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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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第一时间注意到，利马官邸里并没有挂圣马丁的肖像，[27]他对此提出异议。他被告知，里瓦·阿圭罗在一年前圣马丁离开时就把他的画像取下来了。解放者坚持要再挂起来。他一来便表现出对圣马丁的尊崇不无道理，[28]但他很快抛弃了那位将军的战略：他坚称，美洲绝不会容忍王位或国王。面对强敌，秘鲁同样不能坐以待毙。他明确表示要对殖民者发动全面战争。在他看来，这是一场存亡之战：要想解放加拉加斯和波哥大，只有解放秘鲁；要想解放秘鲁，只有解放拉巴斯，以此类推，牵动着整个大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从委内瑞拉到阿根廷的共和国之链，因为任何一个薄弱环节都可能毁掉整体。这是他革命理论的精髓，可以用“攻”和“合”两个字来概括。[29]他对国会表示：“来自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士兵将不会回到祖国，除非他们是载誉而归的。他们要么取得胜利，离开一个自由的秘鲁，要么死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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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本着这种决心，玻利瓦尔出发去勘察秘鲁的心脏地带——卡哈马卡（Cajamarca）、瓦拉斯（Huaraz），以及东西两条科迪勒拉山脉之间肥沃的谷地。他想挽回任何里瓦·阿圭罗造成的损失，传播他自己的解放理念，并了解潜在的战场。但是，他的链条上已经有一些环节开始松动了。阿根廷悄悄撤出了对秘鲁的投入，不想再消耗更多的部队和资金。一支沿海岸北上来协助解放者的智利船队决定掉头，完全放弃这次行动。玻利瓦尔在秘鲁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最近几个星期，从大哥伦比亚传来的清一色都是好消息，派斯和他的平原大军终于把西班牙人轰出了最后的堡垒卡贝略港；但在这里，这个最重要的革命舞台，却是一片混乱。[31]外国援助无望。他的乐观变成了绝望。他写信给桑坦德，严重怀疑秘鲁人的可靠性：他们缺乏勇气、奉献精神和爱国精神。[32]他原本请求副总统派遣一个精锐骑兵营，即派斯手下的500人小分队；[33]不出一个星期，他的诉求就变成了一支12000人的大军。[34]这位“胜利的宠儿”[35]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光杆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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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鲁希略返航利马的途中，他病倒了。1824年1月1日，他的船停靠在首都以北48公里处的一个叫帕蒂维尔卡（Pativilca）的小村庄。玻利瓦尔被带上岸，浑身战栗，高烧不退。在医疗条件匮乏的荒村里，他不时陷入昏迷，徘徊在生死线上。他被认为患了斑疹伤寒，[36]但也可能是肺结核的早期症状，落下了终生的病根。持续7天的高烧后，脱了相的他终于逃离了病魔。他虚弱不堪，骨瘦如柴，刚能坐起身子就开始口授信件。军官们被带进他的房间开会，但他要求他们隔着巨大的幕帘说话；[37]好几个星期后，他才让他们看见他的脸。“你不可能认出我的，”他在给桑坦德的信中写道，“我完全废了，老了……有时候我甚至会痴呆发作。”[38]几天后，大哥伦比亚派往秘鲁的特使华金·莫斯克拉（Joaquín Mosquera）中途拜访了解放者，并报告了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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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那么憔悴枯槁，我差点哭出来。他坐在一把旧藤椅上，靠在一座小花园的墙边，头上裹着一块白头巾。他的裤子薄到我能看见那戳出来的膝盖和瘦骨嶙峋的双腿。他的声音空洞微弱，脸色惨白。你不由想到圣克鲁斯率领的秘鲁军队刚刚瓦解，从西班牙人手下败逃……这一连串的不幸似乎有意要了结这位半死不活的英雄。我心情沉重，担心我们会全军覆没，就问他：“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他凹陷的双眼亮了起来，毫不犹豫地说：“胜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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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在帕蒂维尔卡逗留了两个月，无法上路，而在这段历尽磨难的日子里，有迹象表明，全世界同样确信他会取得胜利。在法国，可敬的主教兼外交官多米尼克·德·普拉特（Dominique de Pradt）敦促北美人支持玻利瓦尔的革命：他坚持认为，南美洲的独立对美国来说与它自己的独立一样重要。[40]关于解放者，他是这样说的：“只要想想他是如何开始的，他已克服了多少障碍，他的努力取得了怎样的成果，人们便无法不承认他扮演了史上最光辉的角色……后世必尊他的名。”[41]如果普拉特担心詹姆斯·门罗总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么他多虑了。门罗刚刚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警告，美国不会再容忍任何对西班牙语美洲的干涉。任何向西半球强加外部意志的企图都将被视为侵略行为，美国会立即予以干预。门罗主义是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构想，但它最先是由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提出的，坎宁曾公开表示，他的政府不看好西班牙帝国的未来。[42]在这两个世界大国看来，西班牙正在离美洲而去。自由正在到来。这正是玻利瓦尔需要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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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利马的路上，病倒之前的玻利瓦尔曾急切地期待着与曼努埃拉·萨恩斯重聚。几个月前，她从基多回来，他们得以重修旧好。毫无疑问，解放者有一双不安分的眼睛，但他们之间的爱是深厚而持久的，因几个月的分离变得更加炽烈。曼努埃拉向来不是个在社会责难面前退缩的人，现在，她的生活更加令世人侧目。她的圈子里大多是艺术家、自由派，甚至有浪荡子——有人看到她陪总督的一位高级妓女去剧院。[43]还有人私下里说，曼努埃拉的闺蜜、女演员罗莎·德·坎普萨诺曾与圣马丁共度春宵。出于礼节的考虑，曼努埃拉继续住在丈夫的房子里，但到了晚上，她就迫不及待地去往情人家，度过漫长而快乐的私密时光。那时，玻利瓦尔已经住进了圣马丁在马格达莱纳河畔的别墅，位于远离城市喧嚣的安静郊区。这是一幢用灰泥粉刷的房子，有宽敞舒适的房间，敞亮的窗户，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在一棵无花果树、一棵大番荔枝树和一簇簇马鞭草的环绕下，空气中似乎永远香气弥漫。[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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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曼努埃拉已经说服玻利瓦尔允许她随行。可以确定，到12月他北上的时候，她已经是他班子里的一员了，负责保管他的私密档案。这样的安排显然不同寻常。女人常常陪同丈夫和情人上战场，她们甚至可能拿起武器，扮成男人，在军事法庭上伸张正义，[45]但她们很少获准进入官僚系统，也很少有薪水。[46]但是，曼努埃拉·萨恩斯成了解放军的正式成员——一名骑兵或轻骑兵。[47]这一官方角色将方便她与情人保持联络，与他的秘书和助手交流，最重要的是，可以追踪他的行踪。她就是这样得知他正在帕蒂维尔卡疗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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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份例行报告中得知此事后，[48]她真想马上飞到他身边，照顾他恢复健康，全然不顾自己丈夫的名誉。机缘巧合下，战争把她送向了北方的玻利瓦尔。事情发生得出人意料。玻利瓦尔一边与疾病做斗争，一边争取时间重建军队，他要求总统托雷·塔格莱与西班牙总督协商停战。[49]但是托雷·塔格莱彻底厌倦了玻利瓦尔。尽管他同意接触总督，但他决定利用这次对话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他告诉西班牙人，他准备完全改变效忠对象，为他们工作。这是故技重施，就像他的许多亲信那样，在西班牙和秘鲁之间摇摆不定；政客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倒戈，只要另一方看起来占据了上风。托雷·塔格莱的战略开始于2月5日，当时守卫卡亚俄的阿根廷人士气低落，决定叛变，将要塞移交给了西班牙。在一片恐慌中，国会宣布玻利瓦尔为秘鲁的独裁官——玻利瓦尔觉得这个头衔令人作呕，[50]尽管这个词在当时仍披着共和的光环。[51]托雷·塔格莱被共和国领导层完全抛弃，于是着手落实他的叛逃计划。2月27日，他和手下高级幕僚，连同近350名秘鲁军队的军官，宣布站在国王一边。西班牙人发出最后通牒，宣布他们将夺回利马。[52]首都已经习惯了反复无常，准备好再次迎接他们。经过一场生死战，包括曼努埃拉·萨恩斯在内[53]的共和人士撤离了这座城市，沿着沙丘向北逃往帕蒂维尔卡和特鲁希略。两天后，保王分子重新入主利马，“众王之城”又回到了西班牙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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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一听说阿根廷人在卡亚俄的兵变，便毫不怀疑保王派会夺回首都。他心灰意冷至极，写信给他在利马的副手，让他们把所有财物都送去特鲁希略。他写信给基多的将军们和波哥大的副总统，警告他们准备好迎接一场恶战：秘鲁无可挽回地陷落了；西班牙势力会顺着海岸复辟，通过陆路扩张，并威胁到大哥伦比亚本身的安全。他写信给托雷·塔格莱总统，警告他有些秘鲁人窃取了政府资金，其他人则在无耻地追逐权力；他不知道总统就是公款盗用者，很可能还参与了兵变。过了好几个星期，他才了解到托雷·塔格莱的背叛以及许多秘鲁精英的变节。[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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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的历史学家为本国辩护，称圣马丁和他的外国民兵为期4年的统治让利马的贵族们深感忧虑；他们从这段经历中认识到，他们与西班牙的纽带比与南美的更强大。[55]比起智利和阿根廷军队的混血暴徒，[56]他们自然会认为自己与殖民地主子有更多的共同点。但总的来说，情况是这样的：利马的克里奥尔人中，大多数希望不经过斗争就获得独立。他们从未想过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联系，只是想要更多的经济自由。他们当然不打算在此过程中丧失原有的特权。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每当西班牙似乎要输掉的时候，他们就学着成为爱国者；而当爱国者败退的时候，他们就学着成为保王派。[57]但秘鲁不只是利马。在帕蒂维尔卡休养并康复后，玻利瓦尔开始意识到，要想赢得秘鲁，唯一的方法就是牢牢控制边远地区，然后再稳步重返首都。这就是他在加拉加斯用过的战略，在基多也行之有效。还有一件事。玻利瓦尔的战斗口号不再是“解放！”而是“胜利！”。从帕斯托一路奋斗而来，他的革命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屠杀使他变得冷酷无情。这与其说是一场独立战争，不如说是一场十字军运动；战斗口号从呼吁自由到呼吁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根本性的巨变。在痛失卡亚俄的消沉期，他写信给桑坦德：“我再不做承诺了……我没办法强迫他们自救。”[58]但没过两天，他又告诉桑坦德，他将在特鲁希略建立一个“流动政府”。[59]不出三天，他就为苏克雷将军起草了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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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3月，与疾病相伴的严重抑郁症状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也许是因为有情人的陪伴。也许是因为世界对他斗争的认可使他重拾信心。渐渐地，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精力也恢复了。那是夏天，阳光普照的日子和温和的海风使他振奋。他把指挥部设在城市的主广场，组织工作班子，费心建立一个司法系统，并为一所大学打下地基。但他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军队，他知道保王派一天不进攻，他就多一天用来加强战备。他命令苏克雷暂时不要与敌交战，后者已经将他的部队从利马北部转移到山城瓦拉斯。他没完没了地敲打桑坦德：“派兵来吧，我们会赢的。”[61]几乎在一夜之间，他把特鲁希略变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军工厂。每个公民都成了工人，每一件金属物品都成了潜在的武器。特鲁希略的男人们被分配到临时的锻造厂和工厂；而女人们则负责做针线活。出身名门的夫人小姐和她们的仆人一起收集织物，组成缝纫小组，制作制服、旗子和帐篷；谁也不能例外，不管她的手多么娇嫩。附近村庄的印第安人奉命生产厚重的斗篷和毯子。所有能搜罗到的金属都被充公，熔化之后做成水壶、马镫、马蹄铁。[62]他们从教堂的祭坛上缴获了银器，用来熔化、铸币，以便支付军需和军饷。[63]为了筹措粮草，官方还征税。通过武力、劝说或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直接占用，玻利瓦尔让北边的公民也为战争掏了腰包。仅皮乌拉（Piura）一地的教会就提供了超过10万比索的银子。特鲁希略为国库贡献了30万比索税款，然后继续每月向玻利瓦尔上缴10万比索，支持他的解放军。[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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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任务中，巨细靡遗。他命令女裁缝用节省布料的方法裁剪，操心山地地形需要的特殊马蹄铁，还监督铁匠锻造武器。[65]有一天，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被钉子勾破了裤子，受此启发，他从特鲁希略的家具上收集所有的钉子用于焊接。他发布过关于制作火药、肥皂、食用油、绳子的指令，甚至亲自过问供养军队需要多少头牛，饲养牛需要多少玉米。[66]兰巴耶克（Lambayeque）和皮乌拉生产靴子，瓦马丘科（Huamachuco）生产皮带和马鞍。特鲁希略做制衬衫用的亚麻布，卡哈马卡织做裤子用的绒面呢。[67]他派士兵每天行军近50公里：跟着苏克雷沿山路攀登，跟着拉腊（Lara）将军在沙滩跋涉。几个星期过去，越来越多受桑坦德和派斯派遣的士兵从大哥伦比亚来到这里。不出多久，他又迎来了巴拿马、大危地马拉[68]和墨西哥的增兵。[69]到4月中旬，他的战争机器焕然一新。正如一位副官所言，这就像朱庇特长出了玛尔斯的头，[70]不过全副武装的战神不是一位，而是一整支8000人的军队。[71]行伍上下绝大多数是大哥伦比亚人，辅以秘鲁农村地区征募的新兵；他们的军队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支由巴塔哥尼亚（Patagonia）或瓜亚纳远道而来的骑手组成的精锐骑兵部队；以及高昂的士气，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军饷的发放。这是玻利瓦尔再三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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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他们显然迎来了第三个优势。西班牙人因为他们的一位将军佩德罗·奥拉涅塔（Pedro Olañeta）的叛逃而陷入混乱，这位顽固的保守派在秘鲁南部建立了自己的地盘。奥拉涅塔指责拉塞尔纳总督过于信奉自由主义；他拒不从命，率部队南下，并宣称自己是“唯一真正捍卫王权的人”。总部设在库斯科的拉塞尔纳别无选择，只好派出三分之一的兵力去封他的口。奥拉涅塔的叛逃发生在1月15日，当时玻利瓦尔刚刚从高烧中苏醒过来，但这个消息过了3个月才传到他的耳朵里。那时，拉塞尔纳与奥拉涅塔之间的麻烦有增无减。总督手下最有能耐的将军赫罗尼莫·巴尔德斯（Jerónimo Valdés）深陷与叛变者的一系列血腥战斗中。[72]国王的军队本应剑指北方，讨伐玻利瓦尔，如今却锁定了南方的自己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王军队在玻利瓦尔最虚弱的时候没有发动进攻。奥拉涅塔的叛乱正是玻利瓦尔需要的对保王军的牵制。混乱给了他第二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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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最终尝试写信劝说奥拉涅塔加入共和国阵营，[73]但眼下速度是关键，他需要迅速行动以赢得战略优势。他指示苏克雷在特鲁希略正东、坐落在安第斯山脉边缘的古镇瓦马丘科与他会合。离开特鲁希略时，他要求这座城市给他送去更多的锻工、更多的铁匠和更多的钉子。人们必须交出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军需品：针、线、纸、每一块碎铅，包括从城市雕像上能获得的任何东西，以及每一件家庭首饰。“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一切，一切，一切！”[74]他恳求他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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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马丘科一幢有许多拱门的房子里安顿完毕，他争分夺秒地开始工作。他把握先机，召集了军事会议，摊开一幅秘鲁地图，摆出当前的战略问题：敌人处于混乱状态。[75]奥拉涅塔在逃，拉塞尔纳总督派了赫罗尼莫·巴尔德斯将军和5000人去对付他。[76]爱国军应该进攻还是等待增援？玻利瓦尔环视屋里的军官们，除了爱尔兰上校弗朗西斯·伯德特·奥康纳（Francis Burdett O’Connor）之外，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久经沙场的将领。他先问了奥康纳。年轻的军官站起身来，指了指总督的位置，然后又指了指他大部分军队所去的方向。“在我看来，”奥康纳说，“我们必须立即开战。”[77]玻利瓦尔迅速把地图折好。“这个年轻人给我们上了一堂有价值的兵法课，”他说，“没什么可说的了，没什么可听的了。明天，我们开拔。”[78]他早已下了决心。他们将顺着安第斯山脉向南，沿着山脚的肥沃山谷前进。在瓦努科，他们将开始攀山，越过寒冷的帕斯科山（Cerro de Pasco），挑衅西班牙人在他们驻军密集、防守坚固的地方战斗，确保他们对库斯科的控制。玻利瓦尔立即调遣军队。5月中旬的某个时候，玻利瓦尔进入了高耸入云的布兰卡山脉（Cordillera Blanca）脚下被称为瓦伊拉斯走廊（Callejón de Huaylas）的绿色长廊。四周是肥沃的田野，甘蔗、玉米、小麦、大麦像丰饶的地毯铺满山丘。道路两旁的土屋周围是挂满橘子、番石榴和番荔枝的果园。[79]曼努埃拉·萨恩斯不在玻利瓦尔身边，但她离玻利瓦尔只有一天的路程，[80]而且她的路线总是保密的。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段地狱般的旅程——穿过沼泽，越过岩石，夜宿在冰天雪地的山区——与粗野的战士和她无所畏惧的黑人女仆若纳塔斯（Jonatás）和纳坦（Natán）并肩骑行。作为一名卓越的女骑手，曼努埃拉迎难而上，据说，她从未抱怨过个中艰辛。这说明陪伴在玻利瓦尔左右对她而言是多么重要。但是，在他走进瓦伊拉斯的小村庄时，她并没有跟他在一起；迎接他的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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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莉塔·马德罗尼奥（Manuelita Madroño）美得令人神魂颠倒，当时的一位作家这样描述她：“芳龄十八、新鲜诱人的俏美人儿。”[81]瓦伊拉斯镇议会指派她拿着花冠欢迎解放者。玻利瓦尔显然被迷住了。他兴致正高，为战争的前景而亢奋，因军队的焕然一新而振作，于是以他惯有的热情去追求那姑娘。据说不到48小时，他们就形影不离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她和他的部队一起行军，用少女的热情点亮了他的日子。从瓦伊拉斯到卡鲁阿斯（Caruaz）再到瓦拉斯，当爱国军穿过白雪覆顶的安第斯山脉沿线的树丛时，当玻利瓦尔为长矛、马蹄铁、燧石和枪支而烦恼时，曼努埃莉塔·马德罗尼奥无疑是一剂强心剂。“你会注意到，尽管我在乞求，”他在给桑坦德的信中写道，“我并不悲伤。”[82]他大胆地请副总统向难得一见的贝尔纳蒂娜致以亲切问候。[83]总的说来，玻利瓦尔的愉快心情通过当时的许多信件可见一斑，那是他一生中最风趣、最富有人情味的信件。[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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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鉴于人们的多嘴饶舌，又鉴于解放者放浪的名声，他出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曼努埃拉·萨恩斯的耳中。她致信玻利瓦尔的私人秘书胡安·何塞·桑塔纳（Juan José Santana），这名年轻的士兵也是她的朋友。“将军19天里只给我写过两次信。”她抱怨道，然后陷入自怜，“他不再想我了。”她要求秘书做出解释，指责他隐瞒真相。将军是不是沉溺于一段新恋情了？“你的沉默是犯罪，”她生气地说，“真让我发疯。”[85]她对玻利瓦尔的言辞更加谨慎：“我的先生……你总是提到和朋友们亲切通信，却不给我写一行字，真叫我痛苦万分……给我一点爱吧，哪怕只是对革命同志的爱。”[86]他是否回了那封信，没人能确定。但很有可能的是，在6月底他抵达瓦努科的时候，二人重新会合了，[87]当时他的军队还没有翻过帕斯科山最高峰与另一边的西班牙人交战。他对留在山谷中的那个姓马德罗尼奥的姑娘的记忆很快被历史冲淡了，而历史只会把她记作解放者的又一个漂亮的战利品。但她永远不会忘记他，她没有再找男人，直到74年后垂老死去。[88]“玻利瓦尔的老夫人近来如何呀？”村民们会问这个亮眼睛的老太婆。“像小姑娘一样精神。”她总是这样回答。[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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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里的地质景象比瓦拉斯和瓦努科之间的更加壮观和无情了。瓦斯卡兰（Huascarán）和耶鲁帕哈（Yerupajá）的巨峰直插云霄，融化的雪水滋养了世界上最大的水道——亚马孙河。安第斯山脉仿佛一根巨大的脊柱穿过秘鲁的心脏地带，在那里，就像依附着骨骼的脏腑一样，坐落着撑起整个帝国的帕斯科山银矿。截至1800年，其丰富的银矿脉为西班牙提供了相当于120亿美元的资金；[90]大量的原住民被奴役去挖矿。革命和封锁阻碍令镇子陷于停摆，但它依旧把守着通往拉塞尔纳在阿亚库乔（Ayacucho）和库斯科的山区要塞的大门。玻利瓦尔打算取道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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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4200多米的地方，道路既不好找，也不易走。悬崖深壑组成了折磨人的迷宫。空气稀薄，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苏克雷已经开好了路。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部队一直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四处探索，寻找最佳路线，开辟步道，沿途修建营房——甚至为军官们贮藏起一箱箱甜食。他不知疲倦地攀登和再次攀登山脉，其间似乎没有什么是他没考虑到的。他在战略要地设了号兵，帮助掉队的士兵坚持到底；他还在路边储存了柴火，以便士兵们在零下气温的夜晚取暖。他把手下最有经验的军官之一、拿破仑战争老兵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安排在高寒的帕斯科山一带。他还在山那边建起了装满粮食的仓库。[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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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玻利瓦尔的军队向那片不毛之地挺进时，危险和不适是无法避免的。有时，贴着峭壁的通道非常狭窄，一次只容一人通过；士兵们常常会被高原反应、晒伤和辐射折磨得虚弱不堪。在刺骨的暴风雪中行军可能导致暂时失明，打滑的路面可能会让士兵掉进深渊。遇到有峡谷或瀑布的更险恶的地形时，往往还没等部队到达安全地带，夜幕就降临了。有些人可能会偏离大部队，在夜色中迷失方向；当人和牲畜在黑暗和酷寒中摸索游荡时，听到焦虑的喊叫声并不奇怪。[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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