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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马拉的妻子人称唐娜潘查（Doña Pancha）或“女元帅”（the Marshalette），既美丽又勇武。她跟着丈夫上战场，无所畏惧，专横跋扈，会在军官们双膝发软时接过指挥权。她骑术精湛，会射击，喜欢精彩的斗鸡比赛。[35]她和派斯一样患有癫痫，战斗中会因极端暴怒而发病倒地，被马蹄踩踏，然后被当成死人运走。[36]但在库斯科和后来的利马的会客厅里，她是耀眼的人物。一位同代人回忆：“她有着长长的、微微上翘的鼻子和宽大而极富表现力的嘴；她的脸很长，颧骨突出；她皮肤黝黑，但充满活力。”[37]她毫不掩饰地利用自己的美貌，略施巧计，“在必要时把握形势”。[38]她经受了革命战火的洗礼，未来将随着加马拉当选总统而成为秘鲁的第一夫人。如果唐娜潘查确实与玻利瓦尔有过短暂恋情，那也是势均力敌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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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玻利瓦尔卷入了一段影响更持久的关系。这次给他戴花环的年轻女子是玛丽亚·华金纳·科斯塔斯（María Joaquina Costas），[39]她的阿根廷丈夫远在智利打仗。她举止优雅，眼眸乌黑，笑容温柔。据说，就在科斯塔斯将花环戴上玻利瓦尔额头时，她警告他，保王派正在酝酿针对他的阴谋。他立刻对她一见倾心，邀她私会。[40]针对他的阴谋并未实施，但他和科斯塔斯开始了一段热恋。[41]在解放者回到利马几个月后，一个孩子出生了。那个叫何塞·安东尼奥·科斯塔斯（José Antonio Costas）的孩子到死都声称自己是玻利瓦尔之子，[42]但解放者从未承认过。不过，在孩子出生两年后的一场密友聚会上，不知是何缘起让他谈到，自己不太可能不育，[43]因为他有活生生的证据。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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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曼努埃拉来说，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她早已习惯了玻利瓦尔的风流。他从不掩饰对女人的兴趣：他会当众赞赏她们，亲吻她们的手，当着她的面和她们跳舞。[44]但他总是会回到曼努埃拉身边。等到他结束库斯科和拉巴斯的旅行后回到利马，他再次与她团聚了。他在路上写给她的短笺就像任何年轻的求爱者一样迫切：“无论如何都要等我，你听到吗？你明白吗？如果不这样，你就是负心鬼，是叛徒，甚至更糟——是敌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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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爱不会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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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曼努埃拉在多次随军的过程中，与玻利瓦尔的许多部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全身心地投入他的战事，关心他士兵的诉求，而且，对他的部队而言最重要的是，曼努埃拉能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表现得勇敢无畏。因此，她赢得了许多将军的尊敬，包括苏克雷、埃雷斯（Heres）和其他人，以及解放者的英国副官。[46]可以说，所有他最在乎的人都尊敬她。据递交美国国务卿亨利·克莱的一份外交报告说，她是一个非常俊美的女人，对军官和士兵“慷慨至极”。[47]她总是乐意把钱包里的最后一块钱给他们，并对病人和伤员表现出“最热心的人道主义”。[48]众所周知，一个绝望的士兵可以通过她去赢得来自玻利瓦尔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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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拉对她情人事业倾注的心力在他离开秘鲁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他留下的一个师的士兵发起了一连串哗变。他们声称没有得到全额军饷，口粮也被削减了，他们想从秘鲁给玻利瓦尔的财富中分一杯羹。很明显，这些叛乱是桑坦德等人在波哥大策划的，意在削弱大哥伦比亚在秘鲁的军事存在，并把消耗巨大的军队撤回国内。[49]1827年1月26日，第三师[50]开除了玻利瓦尔的将军们，控制了利马的政府和卡亚俄的要塞，并开始提出种种要求。曼努埃拉穿上她的军官制服，骑马出去，试图把那些叛乱分子拉回正轨。她向他们施予钱财，恳求他们组建一支新的队伍，不要理会他们领导的教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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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她在马格达莱纳的家中被捕。秘鲁当局于2月7日午夜突袭了她的住所，扣留了她，强令她当晚离开秘鲁。她以疾病为由拒绝了。第二天早晨，她被关进利马女修道院的一间牢房里，院长面露轻蔑地接收了她。[51]她试图抗议，争取自己的权利，但是现在，全秘鲁的刻薄话全都投向了她。外交部部长曼努埃尔·比道雷（Manuel Vidaurre）是玻利瓦尔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指责她放荡、可耻，“损害了公共荣誉和道德”。[52]4月11日，她和12名大哥伦比亚军官以及130名伤病员一起被拖上了卡亚俄港的一艘船。他们被马不停蹄地运往瓜亚基尔。等到她靠岸的时候，玻利瓦尔已经远走，去了他新世界里更加混乱的角落。[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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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年9月3日，玻利瓦尔从利马起航，打算回国。事实上，他希望安顿好他的安第斯联邦之后，还能定期回访，监督这个国家的命运。可他再也不会见到秘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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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他来到瓜亚基尔，受到英雄的礼遇。他实质上没有随行的军队，秘鲁的数千名大哥伦比亚驻军被他派去了其他地方。回到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却没有了值得信赖的军团，这想必令他不大自在。“我向你们伸出橄榄枝。”[54]这是他的第一句公开发言。橄榄枝就是他的新宪法，[55]但他没有立即挑明。接下去，他说的都是桑坦德和波哥大的那些善变的立法者们希望听到的：他不想当独裁官，他不关心政党，他只想给大哥伦比亚动荡的海岸带来和谐。“我愿再次为你效力，”他说，“以兄弟的身份。我不想追究谁的责任；我从未忘记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兄弟，是携手并肩的战友。我是来拥抱你的……在这里，我将发自灵魂深处地支持你们，新格拉纳达人和委内瑞拉人，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人，整支解放军和这伟大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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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他向北行进，途经基多和帕斯托时，他行使了曾享有的一切特权。从严格意义上讲，他是一位归国将军，无疑还是位凯旋的将军，但他的总统职务在一年多前就被撤销了；在他到达波哥大，被正式授予总统职位并掌权之前，他不该操心执政的事。[57]尽管如此，他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困扰。“我目之所及，”他向桑坦德写道，“全是痛苦和厌恶。”[58]市民感到与政府脱节，地方机构一片混乱。桑坦德的法律也于事无补，大哥伦比亚的引擎似乎彻底熄火了。就玻利瓦尔而言，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把权力交还人民，重新订立社会契约，给外围的选举团更多的控制权。对他来说，公民权利比任何成文法律都重要得多。[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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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一处，他都试图通过政府职位的任免来安抚不满的公众。他为罪犯减刑，为提出诉求的军官升衔，鼓励心怀不满的市民站出来抗议波哥大的法律。[60]他对副官奥利里支持桑坦德、反对派斯的做法感到气恼。[61]最后，他心里有了数：他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权力。他致信副总统：“一个独裁官将解决一切问题……单凭宪法，你拿派斯毫无办法。有了国家授权，我什么都能做。”[62]尽管他曾公开宣称痛恨“独裁官”一词，但现在却通过私底下的努力在接近这个身份。[63]随着他继续北上，事情如愿发生。[64]瓜亚基尔和基多的人民对波哥大的法律感到失望，对自己的需求遭到无视感到愤怒，非常乐意尊玻利瓦尔为他们的独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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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坦德大发雷霆。在他看来，独裁权无关宏旨；一个靠法律和制度（在严格遵守的前提下）治理的共和国根本无须独裁官。[65]该改变的不是既定的秩序，而是不守秩序的人。是他求玻利瓦尔回来主持和平的，这不假，但他的意思是让解放者来做虚位元首，起象征作用。如果玻利瓦尔要来推行他那套专横的玻利维亚宪法，颠覆过去5年来出台的所有法律，桑坦德无意参与。[66]他已经警告玻利瓦尔不要插手政事，因为执政只会毁掉一个战士的荣耀。[67]他决定赶在玻利瓦尔进首都搞破坏之前，出城会会这位解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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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距离波哥大560公里的波帕扬，玻利瓦尔才了解到自己在桑坦德的国家是多么不受欢迎。正是在那里，他开始看到首都流出的报纸，通篇都是攻击他的恶毒社论。也正是在那里，他开始听说新格拉纳达的大多数人认为1821年宪法是最好的；他们不同意他关于泛美团结和宪法改革的观点；他们都支持桑坦德的法律，支持新格拉纳达人凌驾于委内瑞拉人之上。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似乎不惮与派斯开战。[68]玻利瓦尔几个月前就告诉桑坦德，单凭法律不足以拨乱反正。[69]当初正是他对法律的执念引发派斯反叛的。共和国现在需要的是强有力的军事手腕和对联邦不惜一切的维护。他以更强硬的措辞再度致信桑坦德，谴责他助长了日益膨胀的敌意：“我担心会永失哥伦比亚，”他哀叹道，“旧宪法和法律把这国家变成了撒旦的宫殿，烈火四起。”[70]他威胁说，除非召开国会解决重要问题，否则他将拒任总统。但不可否认的是，非难对他造成了打击。他不似先前那么自信了。他写信给苏克雷和圣克鲁斯，让他们在玻利维亚和秘鲁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甚至可以推翻他的命令，如果那是人民所愿。[71]然而，当他穿过这个辽阔的、不友好的共和国，走着多年前走过的艰难山路，忍受着痔疮发作的痛苦时，[72]他还是难以抑制满腔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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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者最后一次攀上波哥大的平原之前，桑坦德在首都近郊会见了他。桑坦德决心消除玻利瓦尔对他的欺瞒或对政府的不信任。[73]会面在亲切礼貌的气氛中展开，桑坦德亲自出马，竭尽全力安抚他的元首。使尽浑身解数之下，副总统的策略起了作用。他们达成共识，到达波哥大后，玻利瓦尔暂且根据旧宪法恢复总统职位，并享有宪法赋予的在非常时期行使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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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解放者于11月14日真正进入这座城市时，玻利瓦尔和副总统之间的友好关系受到了严峻考验。玻利瓦尔并没有收到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只听到稀稀拉拉的几句为他喊出的“万岁！”。迎接他的人群出奇地冷淡，甚至堪称勉强，其中大都是副总统的支持者。[74]扫兴的是，最响亮的欢呼声献给了古早的1815年宪法，那是新格拉纳达共和国初建时的宪章。没有凯旋门，没有熙熙攘攘的群众。唯一的喝彩出现在宣传标语里，一句刺眼的“宪法万岁！”。[75]当凄冷的细雨开始落下时，玻利瓦尔发现他几乎是单人匹马地进了首都。[76]在城市的边缘，人们为他举办了一场小型的欢迎仪式。主持的官员在发言时抱怨军队违反了共和国法律，听到这里，玻利瓦尔再也无法自持。他打断了发言者的长篇大论，坚称爱国者应该“称颂军队的荣耀，而不是没完没了地抱怨它违反了几条法律”。[77]他脸色铁青。此时天空中降下的倾盆大雨，浇灭了所有凯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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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哥大的朝阳开启了明媚的一天。大哥伦比亚的公民、军队和宗教领袖们齐聚总统府，亲切迎接玻利瓦尔的到来，而他以慷慨的话语回应了他们。桑坦德发表了一篇浮夸的安抚演讲，向解放者表达祝贺，赞扬了军队的丰功伟绩，并自称是总统的忠实伙伴。[78]随着演讲的继续，玻利瓦尔的副总统似乎并不全然反对他的安第斯联邦。[79]尽管没有明确表态，但桑坦德完全赞成将大哥伦比亚划分为几个独立的州，只要新格拉纳达仍归他统治，他愿意接受某种形式的联邦制度。头顶的明亮蓝天似乎昭示着希望。向解放者致敬的“万岁！”声响彻首都，人们纷纷议论着崭新的一天即将到来。会谈结束时，总统和副总统热烈拥抱。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友好交流。[80]玻利瓦尔在波哥大没待多久。到那里仅仅10天之后，也就是获得独裁权力的两天之后，他又踏上了征途。他骑马重走了当年的那片土地。彼时的他气贯长虹冲下安第斯山，在博亚卡战役中荡平了西班牙敌人。那历史性的一刻已经过去了漫长的7年，他早已被掏空了。他筋疲力尽，身体欠佳，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战士。但他决意拉回派斯，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严厉地写信给“阿普雷雄狮”，让他做好会面的准备。“卡斯蒂略将军反对我，失败了。”他警告说，“皮亚尔将军反对我，失败了。马里尼奥将军反对我，失败了。里瓦·阿圭罗将军和托雷·塔格莱将军都反对我，都失败了。看来上帝诅咒我的仇敌下地狱，不管是美洲人还是西班牙人。”但他最后还是向派斯伸出了手：“我相信你，就像相信自己的剑一样，我知道它永远不会对准我的心脏。”[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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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到达卡贝略港后，派斯不敢见他。彼时，这位好斗的大平原人一心要脱离大哥伦比亚。桑坦德剥夺了派斯委内瑞拉最高统帅的头衔，还以军事罪传唤他至波哥大受审，进一步侮辱了他。愤怒的派斯无视命令，明确表示他随时准备发动战争，将自己的国家从波哥大的魔爪下解放出来。毕竟，他是卡拉沃沃战役的英雄，是卡贝略港的解放者，委内瑞拉人民坚定地站在他这边。大哥伦比亚的将军贝穆德斯和乌达内塔曾明确宣布绝不会拿起武器反对他。[82]这正是桑坦德要求玻利瓦尔介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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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斯听说玻利瓦尔已在波哥大上任，便认定他与桑坦德站到了一边，尤其是得知玻利瓦尔带着桑坦德的军队向委内瑞拉挺进之后。[83]玻利瓦尔跋山涉水，在28天的时间行路1100多公里。在此期间，派斯开始战争动员，煽动委内瑞拉反对玻利瓦尔。他散布谣言说玻利瓦尔正前来称王；这是个荒谬的谎言，因为先前派人求玻利瓦尔来当国王的正是派斯本人。他试图说服帕尔多人和黑人（他们的境况自革命以来已经有了大幅改善）相信，玻利瓦尔会像过去的曼图亚诺一样贪婪、残酷、固执地打压有色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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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有两个选择：要么与派斯谈判，要么眼睁睁看着自己苦心建立的共和国堕入内战深渊。他于12月31日抵达卡贝略港，紧接着单方面判决赦免派斯的叛乱罪，重申了由他担任委内瑞拉最高统帅，并邀请他参加谈判。[84]新格拉纳达人和委内瑞拉人都是大哥伦比亚公民，玻利瓦尔低语，他的声音仍然振奋人心，尽管他的身体已孱弱不堪。他告诉他们，大家的关系一如从前：是兄弟、战友，命运与共。他恳求他们要理智，不要怀恨在心。他责备他们是否还嫌敌人不够多，要开始自相残杀了吗？[85]派斯在过去几个月里失去了不少委内瑞拉人的支持。[86]玻利瓦尔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流血和破坏已经够多了……我来是因为你呼唤我。如果你想见我，就来吧。连莫里略也不曾怀疑我，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87]玻利瓦尔向派斯保证，谈判对他有百利而无一害，他只需要承认解放者的权威就好。派斯立即接受了。1827年1月4日，派斯骑马去巴伦西亚见玻利瓦尔。但他带了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卫，以防有诈。[88]玻利瓦尔只身而来。当他看到为他的美洲独立大业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个魁梧男人时，他大步上前，把派斯搂在怀里。派斯后来写到，这是一个难舍难分的拥抱：他们的剑紧紧卡在一起，让两人无法分开。[89]“是个好兆头。”玻利瓦尔戏称，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90]但当他们费力地分开彼此的武器时，派斯不禁打了个寒战。[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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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用一个拥抱拯救了共和国。他一向知道如何驾驭他的将军们。他在战争中的随机应变，他对真挚与强力恰到好处的运用，他对士兵自然流露的同理心，使他在军人中颇受欢迎。只有与政客打交道才会考验他的耐心。许多年前的1821年，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今看来再贴切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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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灾难迫使我拿起武器，历史召唤我解放祖国时，我领导了一场军事冒险，一干就是11年多，可我从未想过会被要求领导政府。我坚决发誓永远不会这么做。我全心全意地保证，我只是一名士兵，我只会在战场拼杀；等和平最终降临，我的角色将转换为公民。我时刻准备着为了公共利益牺牲我的财产、鲜血、名誉，但没有准备牺牲我的良心。我深信自己没有管理哥伦比亚的能力。我对统治一窍不通。我不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共和国需要的那种仲裁者。形势所迫和内心所趋使我成为战士，我的命运从来都在战场上，在军营里。[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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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由不得他选择。他的事业继续了下去，他用自己唯一懂得的方法实施管理，即一种自上而下的军事手段。每到一处，他都得到了充分的鼓励：每一个被他解放的共和国都开始相信，甚至是不情愿地相信，玻利瓦尔有不可思议的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如果他现身，如果他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他就能驯服一场旋风，而许多人都担心，如果没有解放者掌舵，旋风就会横扫全境。在这种看法的影响下，玻利瓦尔也开始相信只有他才能扭转局面。“我也应该耍耍政治手段。”[93]他对桑坦德说，然后便着手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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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年1月12日，他在派斯的陪同下荣归加拉加斯。这是他自1821年的辉煌岁月以来第一次回来。他们坐着敞篷马车穿街过巷，陶醉在崇拜之中。这是一次愉快的返乡之旅，他期待看一看家人、童年常去的地方、出生的城市，以及为之牺牲了一切的祖国。水泄不通的人群骚动着，马车几乎动弹不得。街道上高耸着凯旋拱门，空气中飘荡着节庆的音乐。当他们到达广场时，两个身穿白衣的漂亮女人走上前来为他戴上花环：一个为的是打败了西班牙人，另一个为的是避免了内战。[94]他把桂冠拿在手里并宣布：“我打心眼里珍惜这些胜利的象征，但请允许我把它们递给真正的胜利者。”[95]他把其中一个戴在派斯的头上，把第二个抛向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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