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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他来到瓜亚基尔，受到英雄的礼遇。他实质上没有随行的军队，秘鲁的数千名大哥伦比亚驻军被他派去了其他地方。回到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却没有了值得信赖的军团，这想必令他不大自在。“我向你们伸出橄榄枝。”[54]这是他的第一句公开发言。橄榄枝就是他的新宪法，[55]但他没有立即挑明。接下去，他说的都是桑坦德和波哥大的那些善变的立法者们希望听到的：他不想当独裁官，他不关心政党，他只想给大哥伦比亚动荡的海岸带来和谐。“我愿再次为你效力，”他说，“以兄弟的身份。我不想追究谁的责任；我从未忘记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兄弟，是携手并肩的战友。我是来拥抱你的……在这里，我将发自灵魂深处地支持你们，新格拉纳达人和委内瑞拉人，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人，整支解放军和这伟大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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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他向北行进，途经基多和帕斯托时，他行使了曾享有的一切特权。从严格意义上讲，他是一位归国将军，无疑还是位凯旋的将军，但他的总统职务在一年多前就被撤销了；在他到达波哥大，被正式授予总统职位并掌权之前，他不该操心执政的事。[57]尽管如此，他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困扰。“我目之所及，”他向桑坦德写道，“全是痛苦和厌恶。”[58]市民感到与政府脱节，地方机构一片混乱。桑坦德的法律也于事无补，大哥伦比亚的引擎似乎彻底熄火了。就玻利瓦尔而言，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把权力交还人民，重新订立社会契约，给外围的选举团更多的控制权。对他来说，公民权利比任何成文法律都重要得多。[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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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一处，他都试图通过政府职位的任免来安抚不满的公众。他为罪犯减刑，为提出诉求的军官升衔，鼓励心怀不满的市民站出来抗议波哥大的法律。[60]他对副官奥利里支持桑坦德、反对派斯的做法感到气恼。[61]最后，他心里有了数：他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权力。他致信副总统：“一个独裁官将解决一切问题……单凭宪法，你拿派斯毫无办法。有了国家授权，我什么都能做。”[62]尽管他曾公开宣称痛恨“独裁官”一词，但现在却通过私底下的努力在接近这个身份。[63]随着他继续北上，事情如愿发生。[64]瓜亚基尔和基多的人民对波哥大的法律感到失望，对自己的需求遭到无视感到愤怒，非常乐意尊玻利瓦尔为他们的独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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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坦德大发雷霆。在他看来，独裁权无关宏旨；一个靠法律和制度（在严格遵守的前提下）治理的共和国根本无须独裁官。[65]该改变的不是既定的秩序，而是不守秩序的人。是他求玻利瓦尔回来主持和平的，这不假，但他的意思是让解放者来做虚位元首，起象征作用。如果玻利瓦尔要来推行他那套专横的玻利维亚宪法，颠覆过去5年来出台的所有法律，桑坦德无意参与。[66]他已经警告玻利瓦尔不要插手政事，因为执政只会毁掉一个战士的荣耀。[67]他决定赶在玻利瓦尔进首都搞破坏之前，出城会会这位解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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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距离波哥大560公里的波帕扬，玻利瓦尔才了解到自己在桑坦德的国家是多么不受欢迎。正是在那里，他开始看到首都流出的报纸，通篇都是攻击他的恶毒社论。也正是在那里，他开始听说新格拉纳达的大多数人认为1821年宪法是最好的；他们不同意他关于泛美团结和宪法改革的观点；他们都支持桑坦德的法律，支持新格拉纳达人凌驾于委内瑞拉人之上。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似乎不惮与派斯开战。[68]玻利瓦尔几个月前就告诉桑坦德，单凭法律不足以拨乱反正。[69]当初正是他对法律的执念引发派斯反叛的。共和国现在需要的是强有力的军事手腕和对联邦不惜一切的维护。他以更强硬的措辞再度致信桑坦德，谴责他助长了日益膨胀的敌意：“我担心会永失哥伦比亚，”他哀叹道，“旧宪法和法律把这国家变成了撒旦的宫殿，烈火四起。”[70]他威胁说，除非召开国会解决重要问题，否则他将拒任总统。但不可否认的是，非难对他造成了打击。他不似先前那么自信了。他写信给苏克雷和圣克鲁斯，让他们在玻利维亚和秘鲁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甚至可以推翻他的命令，如果那是人民所愿。[71]然而，当他穿过这个辽阔的、不友好的共和国，走着多年前走过的艰难山路，忍受着痔疮发作的痛苦时，[72]他还是难以抑制满腔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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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者最后一次攀上波哥大的平原之前，桑坦德在首都近郊会见了他。桑坦德决心消除玻利瓦尔对他的欺瞒或对政府的不信任。[73]会面在亲切礼貌的气氛中展开，桑坦德亲自出马，竭尽全力安抚他的元首。使尽浑身解数之下，副总统的策略起了作用。他们达成共识，到达波哥大后，玻利瓦尔暂且根据旧宪法恢复总统职位，并享有宪法赋予的在非常时期行使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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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解放者于11月14日真正进入这座城市时，玻利瓦尔和副总统之间的友好关系受到了严峻考验。玻利瓦尔并没有收到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只听到稀稀拉拉的几句为他喊出的“万岁！”。迎接他的人群出奇地冷淡，甚至堪称勉强，其中大都是副总统的支持者。[74]扫兴的是，最响亮的欢呼声献给了古早的1815年宪法，那是新格拉纳达共和国初建时的宪章。没有凯旋门，没有熙熙攘攘的群众。唯一的喝彩出现在宣传标语里，一句刺眼的“宪法万岁！”。[75]当凄冷的细雨开始落下时，玻利瓦尔发现他几乎是单人匹马地进了首都。[76]在城市的边缘，人们为他举办了一场小型的欢迎仪式。主持的官员在发言时抱怨军队违反了共和国法律，听到这里，玻利瓦尔再也无法自持。他打断了发言者的长篇大论，坚称爱国者应该“称颂军队的荣耀，而不是没完没了地抱怨它违反了几条法律”。[77]他脸色铁青。此时天空中降下的倾盆大雨，浇灭了所有凯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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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哥大的朝阳开启了明媚的一天。大哥伦比亚的公民、军队和宗教领袖们齐聚总统府，亲切迎接玻利瓦尔的到来，而他以慷慨的话语回应了他们。桑坦德发表了一篇浮夸的安抚演讲，向解放者表达祝贺，赞扬了军队的丰功伟绩，并自称是总统的忠实伙伴。[78]随着演讲的继续，玻利瓦尔的副总统似乎并不全然反对他的安第斯联邦。[79]尽管没有明确表态，但桑坦德完全赞成将大哥伦比亚划分为几个独立的州，只要新格拉纳达仍归他统治，他愿意接受某种形式的联邦制度。头顶的明亮蓝天似乎昭示着希望。向解放者致敬的“万岁！”声响彻首都，人们纷纷议论着崭新的一天即将到来。会谈结束时，总统和副总统热烈拥抱。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友好交流。[80]玻利瓦尔在波哥大没待多久。到那里仅仅10天之后，也就是获得独裁权力的两天之后，他又踏上了征途。他骑马重走了当年的那片土地。彼时的他气贯长虹冲下安第斯山，在博亚卡战役中荡平了西班牙敌人。那历史性的一刻已经过去了漫长的7年，他早已被掏空了。他筋疲力尽，身体欠佳，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战士。但他决意拉回派斯，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严厉地写信给“阿普雷雄狮”，让他做好会面的准备。“卡斯蒂略将军反对我，失败了。”他警告说，“皮亚尔将军反对我，失败了。马里尼奥将军反对我，失败了。里瓦·阿圭罗将军和托雷·塔格莱将军都反对我，都失败了。看来上帝诅咒我的仇敌下地狱，不管是美洲人还是西班牙人。”但他最后还是向派斯伸出了手：“我相信你，就像相信自己的剑一样，我知道它永远不会对准我的心脏。”[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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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到达卡贝略港后，派斯不敢见他。彼时，这位好斗的大平原人一心要脱离大哥伦比亚。桑坦德剥夺了派斯委内瑞拉最高统帅的头衔，还以军事罪传唤他至波哥大受审，进一步侮辱了他。愤怒的派斯无视命令，明确表示他随时准备发动战争，将自己的国家从波哥大的魔爪下解放出来。毕竟，他是卡拉沃沃战役的英雄，是卡贝略港的解放者，委内瑞拉人民坚定地站在他这边。大哥伦比亚的将军贝穆德斯和乌达内塔曾明确宣布绝不会拿起武器反对他。[82]这正是桑坦德要求玻利瓦尔介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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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斯听说玻利瓦尔已在波哥大上任，便认定他与桑坦德站到了一边，尤其是得知玻利瓦尔带着桑坦德的军队向委内瑞拉挺进之后。[83]玻利瓦尔跋山涉水，在28天的时间行路1100多公里。在此期间，派斯开始战争动员，煽动委内瑞拉反对玻利瓦尔。他散布谣言说玻利瓦尔正前来称王；这是个荒谬的谎言，因为先前派人求玻利瓦尔来当国王的正是派斯本人。他试图说服帕尔多人和黑人（他们的境况自革命以来已经有了大幅改善）相信，玻利瓦尔会像过去的曼图亚诺一样贪婪、残酷、固执地打压有色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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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有两个选择：要么与派斯谈判，要么眼睁睁看着自己苦心建立的共和国堕入内战深渊。他于12月31日抵达卡贝略港，紧接着单方面判决赦免派斯的叛乱罪，重申了由他担任委内瑞拉最高统帅，并邀请他参加谈判。[84]新格拉纳达人和委内瑞拉人都是大哥伦比亚公民，玻利瓦尔低语，他的声音仍然振奋人心，尽管他的身体已孱弱不堪。他告诉他们，大家的关系一如从前：是兄弟、战友，命运与共。他恳求他们要理智，不要怀恨在心。他责备他们是否还嫌敌人不够多，要开始自相残杀了吗？[85]派斯在过去几个月里失去了不少委内瑞拉人的支持。[86]玻利瓦尔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流血和破坏已经够多了……我来是因为你呼唤我。如果你想见我，就来吧。连莫里略也不曾怀疑我，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87]玻利瓦尔向派斯保证，谈判对他有百利而无一害，他只需要承认解放者的权威就好。派斯立即接受了。1827年1月4日，派斯骑马去巴伦西亚见玻利瓦尔。但他带了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卫，以防有诈。[88]玻利瓦尔只身而来。当他看到为他的美洲独立大业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个魁梧男人时，他大步上前，把派斯搂在怀里。派斯后来写到，这是一个难舍难分的拥抱：他们的剑紧紧卡在一起，让两人无法分开。[89]“是个好兆头。”玻利瓦尔戏称，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90]但当他们费力地分开彼此的武器时，派斯不禁打了个寒战。[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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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用一个拥抱拯救了共和国。他一向知道如何驾驭他的将军们。他在战争中的随机应变，他对真挚与强力恰到好处的运用，他对士兵自然流露的同理心，使他在军人中颇受欢迎。只有与政客打交道才会考验他的耐心。许多年前的1821年，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今看来再贴切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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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灾难迫使我拿起武器，历史召唤我解放祖国时，我领导了一场军事冒险，一干就是11年多，可我从未想过会被要求领导政府。我坚决发誓永远不会这么做。我全心全意地保证，我只是一名士兵，我只会在战场拼杀；等和平最终降临，我的角色将转换为公民。我时刻准备着为了公共利益牺牲我的财产、鲜血、名誉，但没有准备牺牲我的良心。我深信自己没有管理哥伦比亚的能力。我对统治一窍不通。我不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共和国需要的那种仲裁者。形势所迫和内心所趋使我成为战士，我的命运从来都在战场上，在军营里。[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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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由不得他选择。他的事业继续了下去，他用自己唯一懂得的方法实施管理，即一种自上而下的军事手段。每到一处，他都得到了充分的鼓励：每一个被他解放的共和国都开始相信，甚至是不情愿地相信，玻利瓦尔有不可思议的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如果他现身，如果他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他就能驯服一场旋风，而许多人都担心，如果没有解放者掌舵，旋风就会横扫全境。在这种看法的影响下，玻利瓦尔也开始相信只有他才能扭转局面。“我也应该耍耍政治手段。”[93]他对桑坦德说，然后便着手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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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年1月12日，他在派斯的陪同下荣归加拉加斯。这是他自1821年的辉煌岁月以来第一次回来。他们坐着敞篷马车穿街过巷，陶醉在崇拜之中。这是一次愉快的返乡之旅，他期待看一看家人、童年常去的地方、出生的城市，以及为之牺牲了一切的祖国。水泄不通的人群骚动着，马车几乎动弹不得。街道上高耸着凯旋拱门，空气中飘荡着节庆的音乐。当他们到达广场时，两个身穿白衣的漂亮女人走上前来为他戴上花环：一个为的是打败了西班牙人，另一个为的是避免了内战。[94]他把桂冠拿在手里并宣布：“我打心眼里珍惜这些胜利的象征，但请允许我把它们递给真正的胜利者。”[95]他把其中一个戴在派斯的头上，把第二个抛向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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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的返乡是一段艰难旅程的最后一站，这段旅程4个月前始于利马，大部分时间都在马背上进行，已经行过了6400多公里。[96]在终点等着他的是家人，或者说仅存的家人。其中有他的姐姐玛丽亚·安东尼娅，她在整个革命期间都是保王主义者，在战争结束后成为玻利瓦尔最忠实的捍卫者；他最喜欢的舅舅埃斯特万，他在离开30年后[97]从欧洲回来了；[98]他亲爱的希波莉塔，被他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奶妈。他参观了老房子，巡视了他的各处财产，在熟悉的房间里安坐，听到了关于其他人的消息。他的爱国者姐姐胡安娜[99]的女儿嫁给了玻利瓦尔的一位将军，远在山城巴里纳斯。他的侄子费尔南多·玻利瓦尔——他已故哥哥的17岁儿子——刚刚从学校毕业，[100]现在住在费城。费尔南多的全部学费由玻利瓦尔承担。当美国权贵得知解放者的侄子就在他们国家时，他们找到了他。拉斐德将军来看过这孩子；托马斯·杰斐逊曾与他通信；在去弗吉尼亚州杰斐逊新建的大学的路上，费尔南多顺便去了一趟华盛顿，拜见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亨利·克莱和詹姆斯·门罗。[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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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玻利瓦尔管理着委内瑞拉，给予派斯充分的信任，甚至称他为“国家的救世主”。[102]但他这是在耍政治手段。私下里，他的观点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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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斯将军是世界上最有野心、最虚荣的人：他不想服从，只想发号施令；看我在哥伦比亚的政治序列中处于他之上，他就不痛快；他认识不到自己的无能，被骄傲和无知蒙蔽了双眼。他永远只是顾问们的工具。在我看来，他是哥伦比亚最危险的人物。[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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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向很少的人透露过这些。[104]解放者和派斯住在同一屋檐下，很快安抚了这个破坏分子头目，并保证委内瑞拉将成为大安第斯联邦下的一个独立州。对派斯的骄纵会让玻利瓦尔付出沉痛的代价：过度吹捧一名违反共和国法律的叛乱者，就是在侮辱那些努力遵守宪法的人。[105]但是对玻利瓦尔来说，桑坦德和派斯的决裂成了他重新定义共和国的契机。[106]首先，他打算在委内瑞拉推行他的宪法，然后推动波哥大的国会通过宪法。即便玻利瓦尔已经确认了派斯的至高权威，他还是呼吁召开一次制宪会议，在会上决定所有这些问题。但这是在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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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个月里，玻利瓦尔竭尽全力为委内瑞拉做事，他四处走动，鼓舞公众的士气，[107]但从一开始就不难看出，加拉加斯陷入了令人心碎的混乱。独立留给它一片废墟。农业全部陷入停滞，进出口贸易萎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麻痹状态。他先前在大哥伦比亚的边远地区见到过类似的衰败。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听说国库的悲惨状况，即便两年前英国还向大哥伦比亚提供了3000万美元的贷款。[108]钱都到哪儿去了？许多大哥伦比亚人（尤其是委内瑞拉人）指责波哥大政权不负责任地将其挥霍，甚至据为己有。[109]当然，比起加拉加斯或基多的惨状，波哥大居民的生活还是要舒服得多。英国大使愤愤不平地抱怨说，桑坦德以签订商业合同为幌子，把钱抽走给了他的朋友，犯下了“最可耻的恶行”。[110]玻利瓦尔毫不避讳地询问起这些指控。他记得很清楚，不久前与桑坦德通信时，他还强调国家首脑不得以权谋私。他的副总统似乎对这一原则缺乏认识。[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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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桑坦德得知解放者公开诋毁他的名誉时，他大发雷霆。“先不提你在公共场合说的那些话，”他在信中斥责玻利瓦尔，“派斯被称为他国家的救世主，而我，作为这个国家以及国会的管理者，被怀疑是罪犯、渎职者，还得就这些指控为自己辩护！”[112]他感到被欺骗了，被出卖了。他喊来玻利瓦尔为的是管束派斯，而不是美化他；他给解放者配备军队是为了威吓“阿普雷雄狮”，而不是在加拉加斯列队游行，称颂这个人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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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坦德之前那般小心克制，不直白表露出他和他的圈子对玻利瓦尔的强烈敌意，包括对玻利瓦尔的宪法、总统终身制、独裁权以及他对桑坦德精心打造的体制的公然蔑视。[113]结果到头来，桑坦德还要为大哥伦比亚灾难性的财政状况负责，简直令人愤怒。[114]他写了一份长长的申辩报告。但那时玻利瓦尔已经受够了他。玻利瓦尔不客气地告诉桑坦德，他不会再写信给他了——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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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英国贷款问题的错综复杂远超时人想象。麻烦始于1822年，当时大哥伦比亚前副总统弗朗西斯科·塞亚被派往伦敦为革命筹集资金，此人花起钱来就像他写漂亮文章一样不加节制。英国花了两年时间才做出回应，但等到1824年，一笔3000万美元的贷款获批时，塞亚已经通过随意花销、不计后果的谈判和大肆举债挥霍掉了其中的三分之一。[116]其余的2000万美元被军方巨大的赤字迅速吞噬。连续5年，大哥伦比亚实质上肩负起了6个国家的解放事业。税收每年为政府带来500万至600万美元的收入，但陆军和海军的支出是这一数字的两倍还多，高达1300万至14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花在了海外。不断扩大的独立战争已经变成了一个填不满的黑洞。[117]桑坦德再明白不过了，这就是他总抱怨军费开支的原因。毫无疑问，政府腐败是地方通病：税务员、中间商、官方会计全都在做手脚，助长了职务欺诈和公款私用；副总统不得不对其中最无耻的人处以死刑。[118]但事实无可辩驳：贷款已经耗尽，共和国只得乞求英国再借一笔，而共和国的经济陷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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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被国家财政状况搞得焦头烂额，玻利瓦尔还是得继续平息委内瑞拉严重的不满情绪。他已经遏止了内战，但暴动像野火一样在全境蔓延。他命令派斯将军和他在东委内瑞拉的得力干将马里尼奥将军去镇压叛乱。他觉得解决委内瑞拉的问题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长期以来忽视了委内瑞拉。但到了4月，在处理财政和军事难题时，他发现有证据显示桑坦德在另一件事上欺瞒了他：玻利瓦尔留在利马的大哥伦比亚军队发动了叛乱。他过了3个月的时间才得知1月份发生的叛乱。第三师的叛乱是否由桑坦德本人煽动，这一点从未得到证实——苏克雷将军认为就是他，[119]玻利瓦尔也这样认为[120]——但毫无疑问，桑坦德和他在波哥大幕僚们视之为天赐良机，因为他们早已厌倦了为利马的防御买单。听说驻扎在利马军营的大哥伦比亚士兵推翻了上头的将军并拒斥玻利瓦尔的宪法，波哥大的人民涌上街头庆祝。叛乱本身并没有把桑坦德卷进来。但他的反应显示他与此事有牵连。他深夜溜达出去听音乐，参加狂欢，[121]这种行为与他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几天后，他写信给叛乱头目何塞·布斯塔曼特表示祝贺。[122]副总统宣布，布斯塔曼特的行动值得高度赞扬，共和国深深感激他们的爱国本能。几天后，桑坦德签署命令，擢升布斯塔曼特为上校。[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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