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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Larrazábal,Vida,II,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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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Bolívar to Sucre,Oct.28,1828,O’L,XXXI,2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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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这些判决记录在一份官方备忘录中，Castillo,Vergara,and Córdov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10,1828,Bogotá,O’L,XXVI,4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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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O’L,XXVI,4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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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Lynch,Simón Bolívar,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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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Sáenz to O’Leary,O’Leary,Bolívar y la emancipación;曼努埃拉并不是唯一注意到玻利瓦尔的宽容的人。在其他人中，比大多数人更该死的卡鲁若也给了他同样的赞誉：Carujo to the Sons and Inhabitants of Bogotá,Nov.13,1828,O’L,XXVI,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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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Sáenz to O’Leary,O’Leary,Bolívar y la emancipación.回顾这一点，人们不禁要问，冈萨雷斯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是否是因为他与贝尔纳蒂娜·伊巴涅斯有婚约，解放者曾经关心过她，而她毕竟是玻利瓦尔的一位心腹军官的遗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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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828年11月，卡鲁若躲过了死刑判决，被送入博卡奇卡监狱（桑坦德也在那里待过）。此后，他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冈萨雷斯在博卡奇卡被判处单独监禁，但18个月后被释放。他于1831年回到哥伦比亚，在桑坦德的政府中任职，并与贝尔纳蒂娜·伊巴涅斯结婚。几年后，他竞选共和国总统，但未获成功。后来，他移民到了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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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Restrepo,IV,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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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 第十七章 破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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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不受任何伤害就实现目标；在人生的旅途中，没有人能够逃脱嫉妒的毒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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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玻利瓦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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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里，玻利瓦尔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除了未遂的暗杀令他心碎之外，还有身体上的劳损：在湿冷的夜里蹲在桥下长达3个小时，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也是吃不消的，更何况他本就发着烧。这场磨难严重影响了他的肺，他饱受肺结核之苦，虽然尚未确诊。他回到拉金塔疗养。[2]曼努埃拉身上的瘀伤逐渐消退，她又开始在家里忙忙碌碌，打点各种事务，可玻利瓦尔虚弱依旧，脆弱的一面也逐渐展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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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定留在拉金塔这个给他更多安全感的山坡堡垒，访客们必须去那里才能拜访他。新任法国大使奥古斯特·勒穆瓦纳（Auguste Le Moyne）在阴谋行动被挫败3个月后到来，攀上小丘向总统呈递国书。[3]勒穆瓦纳乘坐一艘由12个近乎裸体的男人划的独木舟，沿马格达莱纳河艰难航行了两个月，见识过鳄鱼、当地醉鬼和五彩缤纷的鹦鹉，[4]但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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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达拉金塔，接待我们的是曼努埃拉·萨恩斯……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出现了，他看起来状态糟透了，脸色蜡黄，头戴一顶棉帽，裹着一件长袍，两条腿几乎完全消失在一条宽大的法兰绒裤子里。一提到他的健康，他便“唉”了一声，指指骨瘦如柴的手臂说：“不是自然把我弄成这样的，而是啃噬我心的痛苦。我的同胞用匕首杀不死我，便想用忘恩负义杀死我。等我不在了，那帮暴徒就会像群狼一样互相厮杀，而我用超人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一切将被叛乱的泥沼吞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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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勉力向前，试图恢复表面上的稳定。自博亚卡的光辉岁月开始追随他的一位士兵画下了他的样子。[6]尽管画家竭力想表现出他的高贵仪态，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记录下了那个幽灵：稀疏的头发，凹陷的脸颊，光彩尽失的眼睛。[7]解放者再也不是拉巴斯和利马庆祝胜利的油画中那个昂扬的战士了。他的肌肉萎缩了，皮肤松弛，脸上布满了皱纹。他的下颌曾是那么俊朗刚毅，如今却因无数次的怀疑而变得疲软。自信大胆的神态被犹豫不决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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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发愁该如何惩罚那些阴谋分子，他的主意变来变去，不知应从轻还是从重。他很乐意听苏克雷、曼努埃拉和桑坦德的情妇尼科拉萨·伊巴涅斯轮番为桑坦德求情。[8]乌达内塔的陪审团认为副总统铁定有罪。根据他们的说法，桑坦德清楚这个阴谋，给过阴谋分子建议，并从未试图通知当局。但是，尽管法庭努力寻找他与罪行直接相关的证据，却一无所获。玻利瓦尔确信桑坦德就是幕后主使，但他也担心处决一个如此受欢迎、如此有名望的人会带来的后果。最后，他听从了部长会议的建议：宽大处理。玻利瓦尔将判决结果减为流放，桑坦德经海路被运到卡塔赫纳地牢，关在一间臭气熏天的牢房里等待判决生效。这个决定还是令玻利瓦尔担忧。同样是通敌叛国，给予一个白人宽大处理，却处决了一个黑人——帕迪利亚，这样做对吗？[9]大哥伦比亚会原谅它的解放者处死了它最伟大的黑人英雄帕迪利亚和皮亚尔吗？他向一位朋友坦言，这么多人的鲜血一直困扰着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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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对正义的强烈挂怀现在影响了他的所有决定。他迟疑了，动摇了。他的敌人自称“自由派”，以“自由”和“正义”这类概念来自我标榜，[11]而这些词恰恰是他在革命各个阶段反复重申的，这让他备受折磨。难道他没有承诺过平等、自由和人权吗？难道他没有带来独立吗？但在和平时期，这一切似乎都成了连篇的空话。“自由”的含义被扭曲了，为敌人所用，然后被拿来折磨他。他越发对那些劝他做回原来的自己，重新焕发活力的人感到恼火；难道他们看不出他已经精疲力竭、能量耗尽了吗？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正是在他意识到自己作为政治家的失败而痛苦不堪的日子里，他作为个人达到了伟大的巅峰。[12]现在，他以罕见的清醒明白了拥有无限权力意味着什么；他也明白了，一个统治者应当拒斥它。“要当心由一个人统治的国家，”他曾告诉他的爱国者同侪，“因为那是一个奴隶的国家。”[13]他并非有意陷入那样的境地。他之所以揽过独裁权力，是因为国家处于混乱之中，他需要做成一些事情；他把制宪会议的日期定在1830年1月2日，那也是他打算交出权力的日子。但是9月25日的那一夜让他看到，他的目标原来是那么地不切实际，针对他的敌意是那么地强烈。就这样，全世界最激进、最冲动的革命者[14]被致命的犹豫攫住了。[15]玻利瓦尔成了一个时时遭受良心谴责的人，这使他几乎无法迈出下一步，他清楚地看出了其中的悲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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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往常一样，是他的将军和朋友们推着他往前。他们知道，凡是玻利瓦尔所到之处，都能形成表面上的秩序；凡是他缺席之地，都注定滑向衰败。[16]现在支持他，让他继续掌权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个越发不稳定的共和国里，他似乎是唯一的确定性。每一次政治进步、每一项制度、获得世界认可的每一步都是靠解放者的声望取得的。桑坦德本人就说过：“你是我们所有希望的支柱，我们生命力的精髓……在这危难时刻，只有你能救我们。”[17]奥利里恰如其分地指出：人们相信只要玻利瓦尔现身，靠着“他的威望的魔力”[18]就能平息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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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比谁都清楚工作中存在多少不足。独立已经实现，开明的政府架构已提上日程，但胜利者们没有统一的目标，没有共同执政的精神。各路军阀仍然想统治自己的一方领地，他们的理想与能力同样渺小。无论在玻利维亚还是在委内瑞拉都是如此：一个更大的联盟的概念似乎是虚浮的、外来的，隐约还带着一丝威胁。虽然殖民地不复存在，但殖民心态依然根深蒂固。这些新生共和国孤立又排外，正如西班牙原来鼓励其美洲殖民地的那样。委内瑞拉人认为秘鲁人是傲慢的保王分子。沿海居民认为山地居民是愚昧的印第安人。南方人认为北方人是古怪的黑人。“再见了，桑博人！”[19]苏克雷将军撤离拉巴斯时有人喊道。似乎没人期待一个团结一致的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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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深知，自由的代价远比美国付出的代价大得多。拉丁美洲广大的人口聚居区遭到摧毁。一场由上流社会发起、本指望轻松取胜的革命，却陷入了20年的灾难性损失之中，其血腥程度堪比武装程度更高的20世纪冲突。人口减半，[20]区域经济陷入停滞。事实上，玻利瓦尔解放的几个共和国的经济状况比西班牙统治时期糟糕得多，（连年征战使）各地经济全面崩溃。银矿遭到废弃，农田化为灰烬，纺织业停产。[21]新美洲创造一个强大的跨区域市场的机会因为持续不休的边界纷争而化为泡影。虽然军队中首次出现原住民和黑人将军，这一现象将改变南美的面貌，但大量有色人种的境遇在革命后并未改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会比在西班牙的高压法律下过得更糟。玻利瓦尔千辛万苦铲除的奴隶制被其他控制形式所取代：克里奥尔人接手了西班牙人的统治。玻利瓦尔惊恐地看着美洲正在变成的可怕模样：它封建、分裂、穷兵黩武、种族主义，被力图蒙蔽无知群众以牢牢控制他们的军阀所割据。[22]这一切最终会改变。毕竟，在奴役和自由之间、在机遇与闭关锁国之间、在投票选举和极权统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些根本性的转变需要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才能在整片大陆上完成。此刻，拉丁美洲的财政和社会躺在一片废墟中，其城市濒临无政府状态。这与解放者预想中的开明世界相去甚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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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需要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排遣他的悲伤。[24]他决定离开令人窒息的波哥大，去乡下长期休养。但在离开之前，他希望卸下至少一部分领导人的重担。他写信给他最爱的将军安东尼奥·苏克雷，后者刚刚抵达瓜亚基尔。“你会在附件中看到，”玻利瓦尔告诉苏克雷，“我任命你为哥伦比亚南部的绝对统治者。我的所有权力，不论好坏，现在都让渡予你。发动战争，缔造和平，拯救或失去南方；你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承载了我的全部希望……请弗洛雷斯和奥利里也读一读这封信，好让他们知道我把西蒙·玻利瓦尔的精髓都赠给了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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