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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5年前，在阿亚库乔决定性的胜利后，他曾称美洲为全世界的希望，是渴望已久的应许之地。[85]现在看来，这场革命似乎不过是一场妄想，而它的继承者是一群疯子。[86]在玻利瓦尔看来，所有的殖民地都被他们的幻觉欺骗了，就像一群愚蠢的孩子。“我们用尽了太阳底下的一切办法，”他在给乌达内塔的信中写道，“但无一奏效。墨西哥已经沦陷。危地马拉废墟一片。智利遇上了新麻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杀了总统。在玻利维亚，两天里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位总统，其中两位被谋杀。”[87]他的美洲，就像他的身体一样，弊病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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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了解到自己从神坛跌落到了何种境地：在法国，著名思想家贡斯当公开把玻利瓦尔斥为彻头彻尾的暴君。[88]在英国，驻委内瑞拉的英国军官乔治·弗林特（George Flinter）向英王乔治四世提交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函，警告不要支持西蒙·玻利瓦尔：“他冷血地谋害了上千条生命，诈骗了英国的数百万财产。”[89]在纽约，曾在安戈斯图拉为玻利瓦尔效力的法国雇佣兵路易斯·迪库德雷出版了一本中伤他的回忆录，一位英国评论家由此得出结论，与其说玻利瓦尔是一头自由之狮，不如说他是一条毒蛇。[90]在华盛顿，威廉·亨利·哈里森的责难传到了国会耳中，并通过媒体传播开来。[91]在智利，被驱逐的里瓦·阿圭罗（仍以秘鲁总统自称）[92]声称解放者是一个卑劣的黑人，他早已过世的妻子玛丽亚·特蕾莎·德尔·托罗是个厨子的私生女。[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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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指控犯下一整个地狱的恶行。”[94]玻利瓦尔坦言。走投无路之下，他写信给奥利里将军，坚持由别人担任总统，并让奥利里在波哥大宣传这个想法。[95]玻利瓦尔对他的老副官说，一个解放者的作用充其量是刺激政府机器运转，而不是管理它。他太疲倦了，无法继续引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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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真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精于算计？西班牙人、阿根廷人、秘鲁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反感玻利瓦尔——辩称，玻利瓦尔是一个厚颜无耻的独裁者，一个私底下的君主主义者，他的每次胜利都使他的目标更加扭曲。那些批评者说，他拒绝桂冠，只因他知道它们还会被再度奉上。他拒绝权力，只是为了在危机时刻重新掌权，到那时便可肆意妄为。[96]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指控属实：他多次拒绝担任总统，直接辞职，然后又在劝说下再次就职。他在这件事上颇为可疑。他曾说过他想使人民满意，服务政府，团结国家。但是，自从解放秘鲁以来，他逐渐相信，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就无法做到上述这些。换句话说，为了维护自由，他采取了独裁，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独裁统治下，谈自由是不可能的。[97]现在，在这个意志和意图的古怪循环之下，他的支持者（以及他的政敌）不知他之所以坚持离开是否正因为他想留下来。[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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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停止工作。他起草了一份和秘鲁的条约，尽管尚不清楚条约能否被持续遵守。[99]在他的监督下，出台了一项颇具创造力的计划，通过大量出口委内瑞拉烟草来填补大哥伦比亚严重的财政赤字。[100]他签署了对大学、学校和法院的改进方案。[101]他向巴拿马派出援军，防范在古巴的西班牙势力。[102]他表彰了军队为镇压科尔多瓦叛乱所做的努力。[103]他一如既往地能借助言语的力量向他的军官们口授大量的信件。但他处理的大多是打官腔的信函。他再也没有信得过的副手，能让他放心口述自己最隐秘的想法。“我找不到人替我写信。”[104]他在一封信里哀叹道。而他显然也没有精力自己提笔。更糟的是，几乎没有通信对象向他通报敏感事件——就像从前那些美好日子里桑坦德巧妙地做到的那样。他感到很多事情他够不到，摸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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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厘清头绪的希望，玻利瓦尔发出了一份通知，要求大哥伦比亚人民明确表达他们对政府的要求，[105]但他的敌人回忆说，拿破仑在称帝之前也曾下令举行全民公投。他们坚称，玻利瓦尔并不是调研公众意愿的爱国者，而是密谋加冕的弄权者。玻利瓦尔彻底投降了。“在美洲没有诚信这种东西，”他总结道，“条约的价值并不比印它的纸高多少，宪法只是小册子，选举是战争的借口，自由变成混乱无序，而对我来说，生活成了一种折磨。”[106]如今反对他的力量太强大了。多年来接二连三被曾经忠心耿耿的军官抛弃，譬如桑坦德、帕斯、帕迪利亚、奥万多、科尔多瓦，这产生了累积效应。“我希望你没有忘记我交代的事。”[107]他给奥利里写信道。他在莫斯克拉面前则没有那么委婉，后者曾到瓜亚基尔南面的一个翡翠岛上探望过他，那是他的疗养地。他直白地告诉他的老朋友，他想走，去欧洲旅行，平静地度过余生，除了记忆什么也不从美洲带走。他最终下定决心辞职。[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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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7月，桑坦德，这个玻利瓦尔既不能容忍也不能顺利消灭的人，从博卡奇卡（Bocachica）地牢获释，踏上了他最终结束于汉堡的流放之旅。[109]他的第一站是委内瑞拉，他会被收押在那里，直到获准登上卡贝略港停靠的一艘外国船只。听到这个消息时，玻利瓦尔想必清醒了一些。桑坦德既是朋友又是敌人，既是合作者又是破坏者。玻利瓦尔一直以来都清楚，让一个新格拉纳达人担任副总统有利于凝聚共和国；这是让波哥大接受由委内瑞拉人担任总统的唯一办法。桑坦德工作勤奋，雄心勃勃，注重细节，效忠玻利瓦尔多年。但是，从一开始，新格拉纳达人和委内瑞拉人之间就存在着根本的不信任，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去克服，却还是无法摆脱疑心病的萌芽。[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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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早早就埋下了，早在年轻的他们在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边境上对峙时，在“惊人的战役”伊始。联军首领玻利瓦尔命桑坦德继续向委内瑞拉进军，桑坦德拒绝了，他不愿为别人而战。“立刻进军！”玻利瓦尔对他吼道，“这件事上你没的选！进军！要么你毙了我，要么我向上帝发誓，我一定毙了你。”[111]最终，桑坦德照做了；事实上，随着革命的展开，他无条件服从了解放者的命令。玻利瓦尔完全有理由把他当作可信赖的同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通信勾勒出南美洲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盟友关系。如今，多年积怨过后，桑坦德被逐出了他奉献毕生的祖国，这充分揭露了大哥伦比亚内在的裂痕。一种深刻的、骨肉相残的冲动悄悄攫住了西班牙那些心怀不满的孩子。这一点最明显也最极端地反映在这两人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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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玻利瓦尔将桑坦德从行刑队手中救下，将其减刑为流放，这位前副总统还是在博卡奇卡潮湿污秽的地牢里遭了7个月的罪。[112]这并非毫无逻辑：玻利瓦尔的部长会议担心桑坦德会寻求复仇，投靠秘鲁，向解放者发起进攻。[113]曼努埃拉·萨恩斯也对这个男人抱有根深蒂固的、不可动摇的怀疑，她甚至雇用了一个间谍去多方打听桑坦德的图谋。[114]但桑坦德迫不及待地想从痛苦的关押中解脱出来，竭力否认自己怀有任何报复的想法。他给玻利瓦尔写了一封恳切的申辩信，承诺他不会为此目的去投奔秘鲁或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他发誓，他曾含泪反对那些预谋刺杀他的人，恳求过卡鲁若不要实施针对解放者的邪恶阴谋。[115]桑坦德甚至还向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共济会同侪安德鲁·杰克逊乞求庇护；他告诉杰克逊，他也曾是国家元首，现在沦为命运的阶下囚。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声援者为他辩护。[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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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总统从未回应过桑坦德的请求。但事实证明，前副总统在大哥伦比亚国内有许多声援者。玻利瓦尔最忠诚的心腹苏克雷和莫斯克拉一向对桑坦德敬重有加，两人都曾与监狱里的他通信。[117]现在他们恳求玻利瓦尔给他自由。即使是桑坦德的头号敌人派斯，似乎也对他心有戚戚焉。[118]当那位饱受疾病和恐惧折磨的博卡奇卡俘虏最终被从地牢提出，运往卡贝略港时，他远远望见了米兰达踏上死亡之旅的那个海湾，此刻，他发自内心地恳求派斯手下留情。“阿普雷雄狮”向桑坦德保证，他将安全通行。[119]他说到做到，这是有原因的——没人比弗朗西斯科·桑坦德更懂派斯了。尽管他们之间曾多次上演唇枪舌剑和钩心斗角，派斯和桑坦德在一件事上却立场一致：脱离联邦。他们都试图解散共和国，都渴望将自己的国家缩小到可以自由掌控的范围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他们要的是自己青睐的封地，[120]桑坦德的昆迪纳马卡[121]也好，派斯的阿普雷也好，都是些在更广的世界范围内没什么影响力的地区。派斯允许桑坦德驶向加勒比海并非缘于他的宽宏大量，而是他无节制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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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坦德漂洋过海之际，玻利瓦尔继续北上向波哥大进发。折磨他的不仅是疾病，还有将军们的狭隘短视；那些人准备瓜分共和国，就像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们在他弥留之际所做的那样。玻利瓦尔在基多暂作喘息，发表了那篇极为悲观的《西属美洲一瞥》。在文章中，他描述了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猖獗的无法无天行径。但他最挂念的还是自己的这片土地，而他的绝望感溢于言表；他声称自己不啻被刺死。“哥伦比亚人！”他悲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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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二把手暗杀了一把手，第三师进犯南方，帕斯托起来反抗共和国，秘鲁入侵了其解放者的祖国，几乎没有一个地区不滥用权力和特权。在这个命运多舛的时代，除了流血、混乱和破坏，别无其他。你们别无选择，只有集中你们全部的精神力量，建立一个强健到足以遏制野心和捍卫自由的政府。否则，你们将成为世人的笑柄和自我毁灭的受害者。[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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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原定下一年1月举行的制宪会议只剩两个月的时间了，而玻利瓦尔早已迫不及待。他试图唤起大哥伦比亚人的良知，为此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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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斯很清楚，他需要在国会召开之前采取行动。趁着桑坦德不再碍事，他通过私人信使给玻利瓦尔送了一封信。11月初，玻利瓦尔在波帕扬收到了信。派斯的信言辞恭敬，询问了玻利瓦尔关于君主制计划、共和国运转状况和接班人问题。但他字里行间的意思昭然若揭：他维护这个联邦的前提是由他来统治。他受够了桑坦德带来的侮辱，他已经眼睁睁看着他的对手掌管大哥伦比亚近10年了。现在该轮到他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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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尽可能选用最得体又能最明确表达意思的措辞回复了派斯：君主政体是不可能的；他从前一直反对，现在也在同它做斗争。此外，他将永久放弃总统职位。“我向你发誓，”他对他的老战友说，“如果你当选为我们的国家元首，我会很乐意听命于你。如果当选领袖的另有其人，我也希望你做出同样的承诺。”[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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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波帕扬，他毫不含糊地给他的部长会议回信，斥责他们在君主制的闹剧上走得太远。此前，他所听到的还只是传言和暗示，但在波帕扬，他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看到了助他成为国王的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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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现在必须全面中止与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所有谈判。”[125]他火冒三丈地回复。对乌达内塔，他的态度比较温和。“让国会做他们该做的事吧，”他敦促乌达内塔，“对他们来说，任命一位总统要比挑选一位王公容易得多。”[126]这样的痛斥在波哥大引起了大震动。部长们递交了辞呈，声称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127]然而玻利瓦尔的命令并不含糊：他指示他的外交官去寻求欧洲的庇护，在他看来这对羽翼未丰的共和国至关重要；他绝不是想让他们去找什么欧洲王公。他一直在四处奔波，饱受疾病折磨，忙着与混乱的九头蛇缠斗，以至于无暇顾及君主主义的诽谤可能给他带来的伤害。尽管派斯和桑坦德是死对头，却都在称王的问题上抹黑过玻利瓦尔。[128]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更加果决——从一开始就打消猜疑——历史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129]但我们都明白，历史是无法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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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承认，作为为南美洲四处奔波的自由捍卫者，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30]他被授予了那么多桂冠和独裁职位，却谈不上有什么权力。他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把它抛在身后，把控制权让渡给了那些根本不理解或不认可他的愿景的二把手。事实证明，在一个城市与城市之间隔着丛林、稀树草原和高耸山脉的共和国里，远程统治是行不通的。治国理政的相关消息匮乏而滞后，等消息传来时，政治格局早已改变，国民心态也发生了转变。即兴发挥在指挥作战中至关重要，在管理政府方面却是致命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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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到达波帕扬时，除了一堆急件之外，还有更多事情在等他处理。在新格拉纳达，一场叛乱掀起又被平定，就像搭起又倒塌的纸牌一样迅疾。科尔多瓦的叛乱曾一度达到狂热的程度，或许声势比规模更大。但它的溃败与它的兴起同样快，然后以其可怕的终局震惊了每一个人。[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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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尔多瓦驰骋在麦德林（Medellín）郁郁葱葱的山谷时，派斯意识到这可能正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情况再理想不过。桑坦德远在海上，退出了竞争，科尔多瓦的好战似乎正中派斯的下怀。与派斯一样，这位躁动的年轻将军也不愿臣服于一位欧洲王公，也想把委内瑞拉从大哥伦比亚分裂出去。但正是玻利瓦尔本人给了派斯最恰当的机会；他发起全民公决，要求公民们站出来，说出自己对政府的真正需求。[132]狡猾的平原牛仔双拳出击，抓住了这个良机。甚至在收到玻利瓦尔的回信之前，派斯就开始召集政界人士响应玻利瓦尔的号召。他派专员前往各地，[133]坚持让民众联名上书三项要求：全面拒绝与新格拉纳达以任何形式结成联邦，派斯升任独立后的国家总统，“唐·西蒙下台。每个人都必须提出这些，否则将被视为敌人”。[134]很快，派斯拉拢了一些玻利瓦尔最忠诚的将军，他们都是一腔热血的委内瑞拉人：阿里斯门迪，从革命初期就参与进来；贝穆德斯，库马纳战役的无畏英雄；索夫莱特，自“惊人的战役”以来一直与解放者并肩作战；马里尼奥，在与玻利瓦尔争夺东部控制权多年后成了他忠实的捍卫者。11月25日，在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16年前，玻利瓦尔就是在这里的古老而庄严的教堂被授予了“解放者”的称号），派斯宣布了委内瑞拉公民的要求。完全的独立。脱离玻利瓦尔，脱离大哥伦比亚，脱离统一的拉丁美洲这个虚无缥缈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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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派斯宣布脱离联邦时，波哥大方面刚处理完科尔多瓦的叛乱。乌达内塔派奥利里和1000名经验丰富的老兵到麦德林城外的山区去搜捕科尔多瓦。[135]他们在桑图阿里奥（Santuario）找到了他，连同一支300人的杂牌军——一个由工匠、学生和农民仓促组成的民兵小队。科尔多瓦明白，他东拼西凑起来的队伍根本不是大哥伦比亚军团的对手。当军队逼近时，他向奥利里喊话，讲述他们之前的友谊，希望能说服老战友加入他的阵营。奥利里看穿了他的计谋，下令发起全面进攻。科尔多瓦奋起迎战，但要对付一架久经沙场的战争机器是毫无胜算的。他的叛乱同伙惊慌四散。科尔多瓦身受重伤，勉强爬到附近的一间小屋。奥利里闻讯后迅速行动，[136]命手下最无畏的雇佣兵——一个名叫鲁珀特·汉德（Rupert Hand）的臭名昭著的爱尔兰酒鬼[137]——突袭那叛徒的藏身之处，将其消灭。鲁珀特冲进小木屋，发现科尔多瓦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奄奄一息，于是用剑轻而易举地结果了他。[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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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短命的叛乱很能说明问题。像科尔多瓦这样傲慢、一心想独立的战士，曾经是革命的命根子，现在却成了玻利瓦尔的共和国的毒瘤。20年的战争使他们伤痕累累，他们似乎对和平毫无准备，而战场成了他们的最高法庭。事到如今，一位深受爱戴的将军命丧黄泉，在世人眼里，大哥伦比亚正吞噬着自己的英雄，就像农神吞下自己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甚至他们在现身时还威胁要推翻自己的父亲。[139]对玻利瓦尔来说，这是个残酷的事实。他的爱国者们正在自相残杀，一个死于另一个之手。这个国家的政客们被煽动起来反对彼此。最终，这一切罪责都将由他承担。[140]奥利里对科尔多瓦的惩治挽救了联邦，却毒害了整个国家的灵魂。这样的现实反复折磨着玻利瓦尔，直到他得出一个无可回避的结论：大哥伦比亚不再值得为之牺牲。[141]他写信给他的内政部长，建议将共和国划分为三个独立的国家：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他补充说，1830年1月的制宪会议结束后，他将动身去往海外。[142]几乎没有人犹豫不前。在波哥大，政治的齿轮在自由转动，人们似乎对玻利瓦尔越来越没耐心了。在加拉加斯，人们明目张胆地表达对他的愤怒，挑头的正是他的老友派斯。墙上满是涂鸦，指责解放者是伪君子，是暴君，是同胞的叛徒。[143]他要登上王位的谎言——这个由他的政敌捏造的幻象，却诡异地受到他的追随者的拥护——使反对情绪达到了白热化。就在派斯宣布如果有必要，他将与玻利瓦尔开战时，市议会开始禁止玻利瓦尔再次踏足委内瑞拉。[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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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事态迅速发展。美国外交官威廉·亨利·哈里森因试图干涉大哥伦比亚内政的丑闻而被粗鲁地驱逐。法国代表团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英国代表团也一样。1830年1月15日，解放者最后一次进入首都，没听见一句欢迎的声音。[145]街道上挂满了节日的彩旗，4000名士兵夹道而立，可人们出奇地安静，仿佛灾难临头。[146]炮声隆隆，乐声齐鸣，但空气中唯独没有欢笑声。终于，玻利瓦尔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他矮小枯槁，两眼无光，颓然如幽灵，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147]人人都明白，解放者将不久于人世。他的悲伤写在脸上。他疲惫不堪，陷入沉思，最后一次骑马前往总统府。[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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