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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玻利瓦尔重返瓜亚基尔，拉马尔已淡出历史视野，科尔多瓦在他的故乡、大哥伦比亚西北部丰饶的绿色山谷逍遥法外。他带着仅有的300多个追随者[68]发起了一场推翻玻利瓦尔统治的运动。他接触了玻利瓦尔的坚定支持者莫斯克拉将军，错误地以为莫斯克拉会接受他的想法；[69]他试图劝奥万多重拾他煽动叛乱的立场。他写信给派斯，歌颂他的分离主义精神，并争取他的支持。[70]科尔多瓦过去的勇敢无人能比；事实上，玻利瓦尔曾用秘鲁在阿亚库乔战役胜利后赠予的宝石王冠中的一顶来褒奖他。[71]但科尔多瓦同样是鲁莽而自负的。科尔多瓦的想法是，他会把这个共和国的领土分配好：委内瑞拉给派斯，厄瓜多尔给弗洛雷斯，新格拉纳达给他自己。他还认为，治理一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支军队。科尔多瓦是军人幻想的缩影，而这种幻想将持续到21世纪。对他来说，靠蛮力统治足矣，不需要人民政府。[72]这是一种愚蠢的、返祖的、殖民式的思维方式，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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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玻利瓦尔几乎没有机会回应这种不敬。6个月前，科尔多瓦在帕斯托见他时，他便感到不适，科尔多瓦也注意到他身体状况的严重恶化。玻利瓦尔一到基多就又病了。他身体虚弱，看到苏克雷时情绪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哭得像个婴孩。[73]尽管如此，玻利瓦尔继续着繁重的工作：一次口述几十封信件，管理这个共和国，与秘鲁谈判，顽强地试图解决一个又一个麻烦。他下定决心要促成稳固的和平。[74]他知道秘鲁人期望他入侵，坐实他们口中的好战分子；他想证明他们是错的。然而，在7月底[75]抵达瓜亚基尔后不久，解放者就染上了一种空前严重的疾病。他瘦骨嶙峋，神志不清，卧床不起，口吐黑痰。[76]他说这是黑胆汁，属于胃的问题，但任谁都看得出，他的身体正在经历殊死搏斗，而症结明显在他的肺部。[77]我们现在知道，最轻微的病弱也可能引起潜伏期的肺结核剧烈发作；疾病的火花一旦点燃，便会像野火一样在人体内肆虐。当疾病开始吞噬玻利瓦尔的时候，连他也不能否认的确有哪里出了大问题。但在尚未与秘鲁达成和平之前，他不允许自己休息。他连续12天发烧卧床，[78]可即便时不时陷入神志不清，他依然坚持口授信件和下达命令。赤道地区酷热难耐，潮湿的、容易滋生瘟疫的气候对他虚弱的身体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害，[79]然而他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瓜亚基尔轻易就被收复了。秘鲁人因自己国内的变故而分身乏术。一场政变导致利马的政府垮台，身戴镣铐的拉马尔总统被用刺刀抵着驱逐到危地马拉。[80]新任国家元首安东尼奥·德·拉富恩特（Antonio de La Fuente）[81]一向对玻利瓦尔抱有好感，很愿意和谈。拉富恩特对秘鲁的统治没持续几个月，便让位于铁腕的阿古斯丁·加马拉将军和他那渴慕权力的好战妻子。但就眼下而言，在瓜亚斯河流域令人发指的暑热中，玻利瓦尔的和平有望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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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到了9月，当玻利瓦尔恢复到足以了解周围形势时，他才弄明白自己被勇敢而受人爱戴的科尔多瓦将军彻底地背叛了。被桑坦德的律师和城里的“自由派”攻击是一回事，被一位信任的将军背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背叛给解放者造成了持久而深刻的创伤，[82]他试图摆脱它，刚从病榻上爬起来，又进入了灵魂的暗夜。[83]此后数月，他在信件中都流露出极度的痛苦，一种近乎病态的挫败感，与一年前开入波哥大的那位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解放者判若两人。玻利瓦尔在给奥利里的信中写道：“我的力量几乎完全消失了。你不会相信我现在的状态……我的精神和身体遭了太多罪，以至于我没有精力完成哪怕最微末的任务，我感到自己无力恢复了。”[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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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5年前，在阿亚库乔决定性的胜利后，他曾称美洲为全世界的希望，是渴望已久的应许之地。[85]现在看来，这场革命似乎不过是一场妄想，而它的继承者是一群疯子。[86]在玻利瓦尔看来，所有的殖民地都被他们的幻觉欺骗了，就像一群愚蠢的孩子。“我们用尽了太阳底下的一切办法，”他在给乌达内塔的信中写道，“但无一奏效。墨西哥已经沦陷。危地马拉废墟一片。智利遇上了新麻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杀了总统。在玻利维亚，两天里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位总统，其中两位被谋杀。”[87]他的美洲，就像他的身体一样，弊病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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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了解到自己从神坛跌落到了何种境地：在法国，著名思想家贡斯当公开把玻利瓦尔斥为彻头彻尾的暴君。[88]在英国，驻委内瑞拉的英国军官乔治·弗林特（George Flinter）向英王乔治四世提交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函，警告不要支持西蒙·玻利瓦尔：“他冷血地谋害了上千条生命，诈骗了英国的数百万财产。”[89]在纽约，曾在安戈斯图拉为玻利瓦尔效力的法国雇佣兵路易斯·迪库德雷出版了一本中伤他的回忆录，一位英国评论家由此得出结论，与其说玻利瓦尔是一头自由之狮，不如说他是一条毒蛇。[90]在华盛顿，威廉·亨利·哈里森的责难传到了国会耳中，并通过媒体传播开来。[91]在智利，被驱逐的里瓦·阿圭罗（仍以秘鲁总统自称）[92]声称解放者是一个卑劣的黑人，他早已过世的妻子玛丽亚·特蕾莎·德尔·托罗是个厨子的私生女。[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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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指控犯下一整个地狱的恶行。”[94]玻利瓦尔坦言。走投无路之下，他写信给奥利里将军，坚持由别人担任总统，并让奥利里在波哥大宣传这个想法。[95]玻利瓦尔对他的老副官说，一个解放者的作用充其量是刺激政府机器运转，而不是管理它。他太疲倦了，无法继续引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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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真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精于算计？西班牙人、阿根廷人、秘鲁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反感玻利瓦尔——辩称，玻利瓦尔是一个厚颜无耻的独裁者，一个私底下的君主主义者，他的每次胜利都使他的目标更加扭曲。那些批评者说，他拒绝桂冠，只因他知道它们还会被再度奉上。他拒绝权力，只是为了在危机时刻重新掌权，到那时便可肆意妄为。[96]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指控属实：他多次拒绝担任总统，直接辞职，然后又在劝说下再次就职。他在这件事上颇为可疑。他曾说过他想使人民满意，服务政府，团结国家。但是，自从解放秘鲁以来，他逐渐相信，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就无法做到上述这些。换句话说，为了维护自由，他采取了独裁，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独裁统治下，谈自由是不可能的。[97]现在，在这个意志和意图的古怪循环之下，他的支持者（以及他的政敌）不知他之所以坚持离开是否正因为他想留下来。[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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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停止工作。他起草了一份和秘鲁的条约，尽管尚不清楚条约能否被持续遵守。[99]在他的监督下，出台了一项颇具创造力的计划，通过大量出口委内瑞拉烟草来填补大哥伦比亚严重的财政赤字。[100]他签署了对大学、学校和法院的改进方案。[101]他向巴拿马派出援军，防范在古巴的西班牙势力。[102]他表彰了军队为镇压科尔多瓦叛乱所做的努力。[103]他一如既往地能借助言语的力量向他的军官们口授大量的信件。但他处理的大多是打官腔的信函。他再也没有信得过的副手，能让他放心口述自己最隐秘的想法。“我找不到人替我写信。”[104]他在一封信里哀叹道。而他显然也没有精力自己提笔。更糟的是，几乎没有通信对象向他通报敏感事件——就像从前那些美好日子里桑坦德巧妙地做到的那样。他感到很多事情他够不到，摸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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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厘清头绪的希望，玻利瓦尔发出了一份通知，要求大哥伦比亚人民明确表达他们对政府的要求，[105]但他的敌人回忆说，拿破仑在称帝之前也曾下令举行全民公投。他们坚称，玻利瓦尔并不是调研公众意愿的爱国者，而是密谋加冕的弄权者。玻利瓦尔彻底投降了。“在美洲没有诚信这种东西，”他总结道，“条约的价值并不比印它的纸高多少，宪法只是小册子，选举是战争的借口，自由变成混乱无序，而对我来说，生活成了一种折磨。”[106]如今反对他的力量太强大了。多年来接二连三被曾经忠心耿耿的军官抛弃，譬如桑坦德、帕斯、帕迪利亚、奥万多、科尔多瓦，这产生了累积效应。“我希望你没有忘记我交代的事。”[107]他给奥利里写信道。他在莫斯克拉面前则没有那么委婉，后者曾到瓜亚基尔南面的一个翡翠岛上探望过他，那是他的疗养地。他直白地告诉他的老朋友，他想走，去欧洲旅行，平静地度过余生，除了记忆什么也不从美洲带走。他最终下定决心辞职。[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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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7月，桑坦德，这个玻利瓦尔既不能容忍也不能顺利消灭的人，从博卡奇卡（Bocachica）地牢获释，踏上了他最终结束于汉堡的流放之旅。[109]他的第一站是委内瑞拉，他会被收押在那里，直到获准登上卡贝略港停靠的一艘外国船只。听到这个消息时，玻利瓦尔想必清醒了一些。桑坦德既是朋友又是敌人，既是合作者又是破坏者。玻利瓦尔一直以来都清楚，让一个新格拉纳达人担任副总统有利于凝聚共和国；这是让波哥大接受由委内瑞拉人担任总统的唯一办法。桑坦德工作勤奋，雄心勃勃，注重细节，效忠玻利瓦尔多年。但是，从一开始，新格拉纳达人和委内瑞拉人之间就存在着根本的不信任，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去克服，却还是无法摆脱疑心病的萌芽。[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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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早早就埋下了，早在年轻的他们在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边境上对峙时，在“惊人的战役”伊始。联军首领玻利瓦尔命桑坦德继续向委内瑞拉进军，桑坦德拒绝了，他不愿为别人而战。“立刻进军！”玻利瓦尔对他吼道，“这件事上你没的选！进军！要么你毙了我，要么我向上帝发誓，我一定毙了你。”[111]最终，桑坦德照做了；事实上，随着革命的展开，他无条件服从了解放者的命令。玻利瓦尔完全有理由把他当作可信赖的同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通信勾勒出南美洲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盟友关系。如今，多年积怨过后，桑坦德被逐出了他奉献毕生的祖国，这充分揭露了大哥伦比亚内在的裂痕。一种深刻的、骨肉相残的冲动悄悄攫住了西班牙那些心怀不满的孩子。这一点最明显也最极端地反映在这两人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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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玻利瓦尔将桑坦德从行刑队手中救下，将其减刑为流放，这位前副总统还是在博卡奇卡潮湿污秽的地牢里遭了7个月的罪。[112]这并非毫无逻辑：玻利瓦尔的部长会议担心桑坦德会寻求复仇，投靠秘鲁，向解放者发起进攻。[113]曼努埃拉·萨恩斯也对这个男人抱有根深蒂固的、不可动摇的怀疑，她甚至雇用了一个间谍去多方打听桑坦德的图谋。[114]但桑坦德迫不及待地想从痛苦的关押中解脱出来，竭力否认自己怀有任何报复的想法。他给玻利瓦尔写了一封恳切的申辩信，承诺他不会为此目的去投奔秘鲁或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他发誓，他曾含泪反对那些预谋刺杀他的人，恳求过卡鲁若不要实施针对解放者的邪恶阴谋。[115]桑坦德甚至还向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共济会同侪安德鲁·杰克逊乞求庇护；他告诉杰克逊，他也曾是国家元首，现在沦为命运的阶下囚。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声援者为他辩护。[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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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总统从未回应过桑坦德的请求。但事实证明，前副总统在大哥伦比亚国内有许多声援者。玻利瓦尔最忠诚的心腹苏克雷和莫斯克拉一向对桑坦德敬重有加，两人都曾与监狱里的他通信。[117]现在他们恳求玻利瓦尔给他自由。即使是桑坦德的头号敌人派斯，似乎也对他心有戚戚焉。[118]当那位饱受疾病和恐惧折磨的博卡奇卡俘虏最终被从地牢提出，运往卡贝略港时，他远远望见了米兰达踏上死亡之旅的那个海湾，此刻，他发自内心地恳求派斯手下留情。“阿普雷雄狮”向桑坦德保证，他将安全通行。[119]他说到做到，这是有原因的——没人比弗朗西斯科·桑坦德更懂派斯了。尽管他们之间曾多次上演唇枪舌剑和钩心斗角，派斯和桑坦德在一件事上却立场一致：脱离联邦。他们都试图解散共和国，都渴望将自己的国家缩小到可以自由掌控的范围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他们要的是自己青睐的封地，[120]桑坦德的昆迪纳马卡[121]也好，派斯的阿普雷也好，都是些在更广的世界范围内没什么影响力的地区。派斯允许桑坦德驶向加勒比海并非缘于他的宽宏大量，而是他无节制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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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坦德漂洋过海之际，玻利瓦尔继续北上向波哥大进发。折磨他的不仅是疾病，还有将军们的狭隘短视；那些人准备瓜分共和国，就像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们在他弥留之际所做的那样。玻利瓦尔在基多暂作喘息，发表了那篇极为悲观的《西属美洲一瞥》。在文章中，他描述了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猖獗的无法无天行径。但他最挂念的还是自己的这片土地，而他的绝望感溢于言表；他声称自己不啻被刺死。“哥伦比亚人！”他悲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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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二把手暗杀了一把手，第三师进犯南方，帕斯托起来反抗共和国，秘鲁入侵了其解放者的祖国，几乎没有一个地区不滥用权力和特权。在这个命运多舛的时代，除了流血、混乱和破坏，别无其他。你们别无选择，只有集中你们全部的精神力量，建立一个强健到足以遏制野心和捍卫自由的政府。否则，你们将成为世人的笑柄和自我毁灭的受害者。[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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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原定下一年1月举行的制宪会议只剩两个月的时间了，而玻利瓦尔早已迫不及待。他试图唤起大哥伦比亚人的良知，为此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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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斯很清楚，他需要在国会召开之前采取行动。趁着桑坦德不再碍事，他通过私人信使给玻利瓦尔送了一封信。11月初，玻利瓦尔在波帕扬收到了信。派斯的信言辞恭敬，询问了玻利瓦尔关于君主制计划、共和国运转状况和接班人问题。但他字里行间的意思昭然若揭：他维护这个联邦的前提是由他来统治。他受够了桑坦德带来的侮辱，他已经眼睁睁看着他的对手掌管大哥伦比亚近10年了。现在该轮到他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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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尽可能选用最得体又能最明确表达意思的措辞回复了派斯：君主政体是不可能的；他从前一直反对，现在也在同它做斗争。此外，他将永久放弃总统职位。“我向你发誓，”他对他的老战友说，“如果你当选为我们的国家元首，我会很乐意听命于你。如果当选领袖的另有其人，我也希望你做出同样的承诺。”[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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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波帕扬，他毫不含糊地给他的部长会议回信，斥责他们在君主制的闹剧上走得太远。此前，他所听到的还只是传言和暗示，但在波帕扬，他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看到了助他成为国王的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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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现在必须全面中止与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所有谈判。”[125]他火冒三丈地回复。对乌达内塔，他的态度比较温和。“让国会做他们该做的事吧，”他敦促乌达内塔，“对他们来说，任命一位总统要比挑选一位王公容易得多。”[126]这样的痛斥在波哥大引起了大震动。部长们递交了辞呈，声称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127]然而玻利瓦尔的命令并不含糊：他指示他的外交官去寻求欧洲的庇护，在他看来这对羽翼未丰的共和国至关重要；他绝不是想让他们去找什么欧洲王公。他一直在四处奔波，饱受疾病折磨，忙着与混乱的九头蛇缠斗，以至于无暇顾及君主主义的诽谤可能给他带来的伤害。尽管派斯和桑坦德是死对头，却都在称王的问题上抹黑过玻利瓦尔。[128]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更加果决——从一开始就打消猜疑——历史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129]但我们都明白，历史是无法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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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承认，作为为南美洲四处奔波的自由捍卫者，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30]他被授予了那么多桂冠和独裁职位，却谈不上有什么权力。他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把它抛在身后，把控制权让渡给了那些根本不理解或不认可他的愿景的二把手。事实证明，在一个城市与城市之间隔着丛林、稀树草原和高耸山脉的共和国里，远程统治是行不通的。治国理政的相关消息匮乏而滞后，等消息传来时，政治格局早已改变，国民心态也发生了转变。即兴发挥在指挥作战中至关重要，在管理政府方面却是致命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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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到达波帕扬时，除了一堆急件之外，还有更多事情在等他处理。在新格拉纳达，一场叛乱掀起又被平定，就像搭起又倒塌的纸牌一样迅疾。科尔多瓦的叛乱曾一度达到狂热的程度，或许声势比规模更大。但它的溃败与它的兴起同样快，然后以其可怕的终局震惊了每一个人。[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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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尔多瓦驰骋在麦德林（Medellín）郁郁葱葱的山谷时，派斯意识到这可能正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情况再理想不过。桑坦德远在海上，退出了竞争，科尔多瓦的好战似乎正中派斯的下怀。与派斯一样，这位躁动的年轻将军也不愿臣服于一位欧洲王公，也想把委内瑞拉从大哥伦比亚分裂出去。但正是玻利瓦尔本人给了派斯最恰当的机会；他发起全民公决，要求公民们站出来，说出自己对政府的真正需求。[132]狡猾的平原牛仔双拳出击，抓住了这个良机。甚至在收到玻利瓦尔的回信之前，派斯就开始召集政界人士响应玻利瓦尔的号召。他派专员前往各地，[133]坚持让民众联名上书三项要求：全面拒绝与新格拉纳达以任何形式结成联邦，派斯升任独立后的国家总统，“唐·西蒙下台。每个人都必须提出这些，否则将被视为敌人”。[134]很快，派斯拉拢了一些玻利瓦尔最忠诚的将军，他们都是一腔热血的委内瑞拉人：阿里斯门迪，从革命初期就参与进来；贝穆德斯，库马纳战役的无畏英雄；索夫莱特，自“惊人的战役”以来一直与解放者并肩作战；马里尼奥，在与玻利瓦尔争夺东部控制权多年后成了他忠实的捍卫者。11月25日，在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16年前，玻利瓦尔就是在这里的古老而庄严的教堂被授予了“解放者”的称号），派斯宣布了委内瑞拉公民的要求。完全的独立。脱离玻利瓦尔，脱离大哥伦比亚，脱离统一的拉丁美洲这个虚无缥缈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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