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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国家解放到共产党人开始执政的这三年间，米兰·昆德拉经历了从青年向成人的转变。这位钢琴家的儿子、诗人的堂弟，一边沉浸于艺术界，一边还在寻找自己的道路。在捷克斯洛伐克，文化还没有被禁锢，极其丰富的艺术和思想潮流——结构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同时存在，有时甚至互相对立。如何在这个大旋涡中辨认方向呢？结束了与格罗斯曼的会面离开时，昆德拉对存在主义愈发好奇。对这种深受西方年轻人欢迎的哲学，他的兴趣也越来越浓。1947年，他在布尔诺的一家剧院观看了让—保罗·萨特的戏剧《禁闭》（Huis clos）。他回忆道：“令人毛骨悚然……那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一部戏剧能带给我如此的震动。在整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强加的隔离期内，萨特为我留下了对一个‘被排斥的世界’最重要而清晰的记忆。我没法跟您说，几年前忽然面对他时，我的心情多么激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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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对文学的一见倾心虽然强烈，但没有对昆德拉的作品产生多少影响，至少表面上如此。数十年后，当1984年昆德拉在《世界报》谈及自己作为作家所受的影响时，他对多位小说家表达了感激之情——从拉伯雷到贡布罗维奇，包括卡夫卡和布洛赫——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三位哲学家：柏拉图、尼采和海德格尔。萨特完全没有被提到，而他对萨特的作品很熟悉，尤其是《存在与虚无》。但不久以后，昆德拉明确对萨特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戏剧和小说中让人物摆脱了心理上的偶然情况，将他们置于揭示其存在的处境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本人也是萨特式的作家。相反地，除了介入艺术的概念外，昆德拉还对萨特把文学作为阐明思想的途径这一说教方式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是小说情境产生思想，而不是相反。捷克伟大的文学理论家瓦茨拉夫·切尔尼曾指出这种根本差异：“在法国人的小说中，生存处境总是在某种先决的人生哲学之后的文学具体化。人们觉得，某个人生故事之所以被想象出来，是为了表明和阐释某个抽象概念。路德维克人生中的重大存在境况[16]由他的命运本身造成，关于人生的哲学思考……事后才来到我们的头脑中，它们诞生，由某种诗学形象的坚定力量而产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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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一生都与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与具有独特性的共产主义体制保持着复杂关系。战后，苏联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将存在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的危险对手，对这位法国哲学家进行猛烈攻击，把他称作“会打字的鬣狗”。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双方关系趋于缓和，萨特首次来到布拉格。后来他又数次重返布拉格，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非常了解。1963年，在西蒙娜·德·波伏瓦陪同访问布拉格期间，萨特通过他的捷克语译者安东宁·J. 利姆结识了米兰·昆德拉。稍后，1964年，萨特成为最早发表昆德拉作品的人之一——比伽利玛早得多，他在《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刊登了昆德拉的短篇小说《谁都笑不出来》的译文。1970年，该译文被收入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好笑的爱》在《现代》杂志刊登前不久，阿拉贡领导的《法国文学》（Les Lettres françaises）杂志首次刊登了昆德拉的短篇小说《永恒欲望的金苹果》的法语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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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布拉格之春”两年后，萨特同意为利姆论述“捷克斯洛伐克文化现象”的著作[18]撰写序言。在这篇长文中，他多次提及昆德拉，以证实幽默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令官僚主义之人与众不同的，是一系列否定性特征。他不笑：‘当权者认为在他们的位置上，笑是不合时宜的。’可以说，他们已经忘记了怎么笑。如果某个人违背了他应有的气质，胆敢开心大笑，他便下了大赌注，还要连累身边的人，利姆笔下的年轻冒失鬼以为可以愚弄奈瓦尔而不受惩罚，他们的不幸遭遇正表明了这一点；我想，《玩笑》就源于这个滑稽可笑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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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表明，昆德拉本人曾经历过这个“滑稽可笑的插曲”。就1948年被捷克共产党开除一事，他简洁地写道：“我说了不该说的话。”[19]正如在《玩笑》中那样，被逐出共产党后，他又被学校开除。关于那个时期，昆德拉在1980年对菲利普·罗斯说道：“那以后，我被学校除名了。我和工人们一起生活。当时，我在外省夜总会的爵士乐队里吹小号。我弹钢琴，也吹小号。后来，我写诗，还画画。”[20]1984年1月27日，他在《世界报》上的叙述略有差异：“我和一群巡回表演的乐手一起，在矿区的咖啡馆里演出，为跳舞的人们伴奏。”最后，在《被背叛的遗嘱》中，他再次谈及自己被迫流亡的生活，指出文学与笑——对命运的报复——更属于人民那一边：“记得二十岁时，在工人宿舍里，我把我的捷克语拉伯雷[21]放在床下。我把故事读给那些对这部厚书感到好奇的工友听，不久，他们就把它记在了心里。虽然他们都带着农民保守的道德观念，但从他们的笑声中可以听出，他们对那个用脏话和狗尿骚扰人的家伙没有丝毫的谴责；他们喜欢巴奴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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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赎罪的阶段之后，昆德拉回到布拉格，希望人们已经忘了他。被文学系开除后，他在1946年建立的布拉格电影电视学院（FAMU）注册。他不得已做了这个选择，但同时也出于某种赎罪的自虐，仿佛他想惩罚自己那受到共产党同志谴责的个人主义倾向：“我记得，在布拉格电影电视学院注册时，我头脑中想着这样的原则：我放弃音乐与诗歌，只是因为它们在我心中占据了过于重要的位置，我要学习电影，因为它并不特别吸引我。以此方式，我更容易摆脱个人喜好，并献身于唯一正确的艺术，那门‘有用’的艺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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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洛斯·福尔曼、阿格涅丝卡·霍兰和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等伟大的电影艺术家都在布拉格电影电视学院授课，昆德拉开始学习导演，后来跟随擅长历史主题的作家、电影编剧米洛什·瓦茨拉夫·克拉托赫维拉学习电影剧本创作。1952年获得电影专业文凭后，他没有离开布拉格电影电视学院，而是在那里讲授世界文学，起初作为助教，1964年起任讲师。同时，他重新开始写诗，在各种宣传性期刊上发表赞颂共产党成就的诗歌，其中一首是关于摩拉维亚的炼钢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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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约瑟夫·斯大林和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在十天内相继去世。两人的离去并没有让文学审查停止。在此一个月前，成立于1949年、由诗人和翻译家拉迪斯拉夫·菲卡尔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米兰·昆德拉的第一部诗集《人，这座广阔的花园》。尽管具有介入特征，该诗集还是引起了论战，官方评论谴责了作者的个人主义及其对共产党的潜藏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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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座广阔的花园》表达了一种对意识形态枷锁的看法，任何想阐述某些个人观点的作家都必须在意识形态的枷锁中行动。这部诗集具有多面性，有时各个方面甚至相互矛盾。年轻的诗人之所以不时地迎合抒情诗的传统，以奔放的情感歌颂苏联共产主义——“在斯大林的国家/我们将获得力量……”——是为了更好地在诗中，就像《这不是爱》（«Ce n’est pas l’amour»）那样，“走私”般地偷偷融入某些不太符合官方教义的观点，比如个人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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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在字里行间暗示，除了克里姆林宫的革命美学之外，还存在另一种革命美学。“从俄罗斯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让我感到不舒服。我竭力让人们了解，社会主义艺术还有其他形象……诗歌有权表达悲伤，诗句不应被强迫押韵，现代艺术不像苏联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它根本不是法西斯主义的胡言乱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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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诗人想与教条保持距离，但《人，这座广阔的花园》仍然是一个关注阶级斗争、关注共产主义胜利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诗人对“更美好的未来”的前景仍抱有幻想，但他不无天真地力图避免介入文学的陈词滥调，将政治主题带回具体的情境中：一个年轻男孩在铁道旁哼唱《国际歌》，一位被共产主义用语弄糊涂的祖母在她的红色先锋孙子那里受到鼓舞。此外，虽然昆德拉对自己遭共产党开除有所影射，但并非为了表明这一事件的荒诞，就像后来在《玩笑》中那样，而是对此表示悔过，向他的同志们允诺，从此以后他将坚决抵抗自我陶醉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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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别了，我的诗歌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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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那些想远离人民而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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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忧愁中慢慢衰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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