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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欢迎我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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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所有的狗都发出响亮的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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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钟声在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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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五年后，这个摩拉维亚在《玩笑》中无处不在。小说由主人公路德维克回归故乡开始，虽然他的故乡在书中从未被命名，但那矗立在山顶之上的教堂钟楼无疑使人想起布尔诺。远处是摩拉维亚东部的矿城俄斯特拉发，毗邻波兰，正是路德维克的流亡地。这个既工业化又弥漫着乡村气息的市郊小城，在他心中激起了一种略带悲伤的忧郁：“这条无穷无尽的环城大道，周围奇怪地混杂着工厂和自然景致、田野和垃圾场、树丛和废石堆、高楼大厦和乡间小屋，它吸引着我，又以奇特的方式搅得我心绪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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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方面来看，《玩笑》都是一首歌颂摩拉维亚及其民俗与音乐的赞歌，同时，通过俄斯特拉发这座城市，小说也揭露出摩拉维亚阴暗的一面，俄斯特拉发的丑陋经常在叙述者的脑海里出现：“我一眼就看到了俄斯特拉发，这座矿工之城就像一个巨大的临时宿舍，到处都是废弃的楼房和通向空旷之地的肮脏街道。”昆德拉之所以用如此内在的方式展现了路德维克挥之不去的可怕印象，或许是因为他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也曾生活在那里。很可能就是在这座城市，被大学开除的昆德拉被迫不停地做小工，艰难地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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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痛苦的记忆之外，作家看待故土的目光总是温柔而深情的。每当在书和访谈中提及自己出生的城市时，他总是为它被轻视而感到遗憾。对昆德拉来说，布尔诺拥有一个真正的文明中心应有的一切：艺术学校、大学和祖先的文化传统在那里与在布拉格扮演着相同的角色。然而，对这座城市的偏见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头脑中，人们对它形成的印象如此带有轻蔑意味，以致任何艺术家、任何知识分子都从未能在那里充分发展，也无法让自己应有的价值在国家的其他地方得到承认。昆德拉说道：“在布尔诺，文学史家、画家、作曲家、小提琴家可以奉献一生……只不过，他们的工作无论多么出色，也丝毫不可能受到全国的关注，布拉格才是被关注的中心。布尔诺可以作为永恒的不幸者被人们提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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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是昆德拉文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刚刚重新加入共产党，还没有被捷克当局用毒眼看过的这个人，却毫不迟疑地明显背离了官方文学教义。他利用解冻时期，抛弃一切矫饰，坚定地专注于他在《人，这座广阔的花园》中已经畏畏缩缩地开始做的事情：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诗人的第三部诗集《独白》（Monologues）出版于1957年。诚然，作品没有被当局查禁，但因所谓的犬儒主义而遭到彼时国家正统观念的猛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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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中的三十六首诗是各种各样关于爱情经历的描写，在斯大林时期，这是一个因其个人主义臭气而被排斥的主题。昆德拉把整部诗集都用来抨击这一禁忌，借用的手法是存在主义的，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在作者看来，理论家们称为犬儒主义的东西，恰恰证明了某种意识清醒的愿望。以昆虫学家般的精确，昆德拉解剖、分析并揭示了爱情机缘中的种种误解，这种精确成为他后来的小说的特点之一。其中，欲望以多面的形式呈现，包括最相互矛盾的形式。于是，当情人突然对同伴的身体感到厌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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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他身边，充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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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肌肤、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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