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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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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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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米里埃尔·布莱夫，《一种失败的去斯大林化：捷克斯洛伐克1956》。（Muriel Blaive，in Une déstalinisation manquée：Tchécoslovaquie 1956，Éditions Complexe，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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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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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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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让—巴蒂斯特·阿朗，《美丽的摩拉维亚》，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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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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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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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丁·里泽克引用，参见《如何变成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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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扬·楚力克，《米兰·昆德拉》。［Jan Čulik，«Milan Kundera»，2000（www.blisty. cz/video/Slavonic/Kunder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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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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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波希米亚的奇迹》。（Josef Škvorecký，Miracle en Bohême，Gallimard，novembre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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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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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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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剧本被译为法语，1969年1月在亚眠文化馆上演，由安德烈·雷巴导演，1974年4月在东巴黎剧院上演，由乔治·沃勒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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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自由》杂志“米兰·昆德拉”专号，1979年1—2月第1期。（Entretien avec Normand Biron pour la revue Liberté，numéro«Spécial Milan Kundera»，vol. 21，n°1，janvier-février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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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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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五章反抒情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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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电影学院关于世界文学的课程与讲座的过程中，昆德拉对小说进行了深入研究。因而，他阅读了格奥尔格·卢卡奇1920年撰写的《小说理论》（La Théorie du roman）一书。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位匈牙利哲学家因加入1956年纳吉·伊姆雷的反苏联政府而被禁止引用，从他那里，昆德拉借鉴了史诗的概念并用于自己的第一部随笔集《小说的艺术：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走向伟大史诗之旅》，该书1960年出版，没有被译为法语。在卢卡奇看来，就像昆德拉后来也同样认为的那样，小说的主人公都在寻找，例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不再按照骑士制度的规则生活，而是为一个上帝缺席的世界赋予意义；这种徒劳的寻找证明，这个内在的世界毫无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意义必须被构建：这就是现代小说的史诗。从这一观点来看，塞万提斯就是现代小说的创造者，一种存在小说，与反讽的笔调无法分离，而唯有此笔调能让我们承受人类处境的荒诞与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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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把这种阅读框架[1]用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最伟大的捷克小说家：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作为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共产党人，万楚拉在其全部作品中都力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学手段，把自主权还给那些被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主人公。昆德拉将万楚拉的马克思主义提问法重新用在自己的书中，很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他后来放弃了这本书。为了抹去它的存在，他又用《小说的艺术》为题命名了另一部没有意识形态思考的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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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万楚拉的作品时，昆德拉还没有开始写小说，但将其随笔称为“一个实践者的理论思考”，并练习自己的小说创作。他效法1942年被纳粹暗杀的小说家万楚拉及卢卡奇，从欧洲小说的历史中寻找美学基础。正因为万楚拉，他懂得了节奏变换的重要性，明白了对于叙述者而言，不仅要观察，而且要对其人物的活动进行评论。昆德拉尤其把吁请读者的方法化为己有，狄德罗在《宿命论者雅克》（Jacques le Fataliste）中已经使用了该方法（“读者，您在此停下了阅读。怎么回事？啊！我想我理解您了，您想看到这封信”），万楚拉也经常把这种方法用于作品中：“现在请您了解关于他性格的几个细节，然后您可以自由地发表观点。”同样，昆德拉也把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对某个人物说话这一权力赋予自己。于是，在《扬·马尔胡尔》（Jan Marhoul）中，万楚拉写道：“还有什么好说的，否则，就让你消失？你是劳动者，这份荣誉应该归还给你，可你的报酬到哪儿去了……你会对约瑟菲娜说什么呢？”[2]而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写道：“莱蒙托夫，你的生命比可笑的荣誉磷火更珍贵！什么？有某种比荣誉更珍贵的东西？是的，莱蒙托夫，那就是你的生命、你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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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放弃诗歌时，将近三十岁。正如他后来所解释的，这一选择远远超出文学范围：“离开诗歌而选择散文，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从一种文体到另一种文体的简单转变。我不是离开诗歌，我背叛了它。对我而言，抒情诗不仅是一种文学体裁，而且首先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对世界的态度。我离开这种态度，就像人们离开宗教一般。”[3]令人惊奇的是，此等决裂远非深思熟虑的决定，而几乎是一种偶然顿悟的结果。就在一边撰写关于万楚拉的理论书，一边努力完成剧本《钥匙的主人们》时，作为消遣，昆德拉只用两天便写出了一个短篇小说。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练习，他自己也为从中体会到的轻快与乐趣感到吃惊。这为他打开了未曾预料的前景，在1991年出版的《好笑的爱》首个捷克语版本中的一个注释里，他写道：“我找到了自己的调子，相对于世界和我自己的人生的反讽距离，简单地说，我的小说家之路。”这个重要转折点将决定他今后的人生，昆德拉多次提及，特别是1993年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写道：“当时我深深渴望得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一种清晰而醒悟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里找到了它。正因为如此，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意味着实践‘文学体裁’中的一种；它是一种态度、一种智慧、一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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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短篇小说名为《我，可怜的上帝》（Moi Dieu pitoyable），它与同时代写成的《哦，我妹妹的妹妹》（Oh petites sœurs de mes petites sœurs）都叙述了发生在布尔诺的故事。这两篇小说中，主人公都在城中漫步，往往是在皇家区的街道，昆德拉就在那里长大。读者会在那里发现他青年时代常去的地方：贝尔维咖啡馆、歌剧院、音乐学院、艺术博物馆。奇怪的是，或许由于故事发生的地点过于确切，最终出版的《好笑的爱》中删去了这两个短篇，在这本汇集了昆德拉所有短篇小说的书中，布尔诺被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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