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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雅克和他的主人》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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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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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50年6月13日，在一封公开信中，安德烈·布勒东如此指责艾吕雅：“在你心底，你怎么能容忍作为你朋友的那个人被这样摧毁？”艾吕雅回复他道：“对喊冤的无辜者，我有太多事要做，无法再顾及那些喊着有罪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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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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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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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菲利普·罗斯，《与米兰·昆德拉在伦敦及康涅狄格州的交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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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7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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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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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阿蒂尔·兰波，《地狱一，疯狂的处女，地狱的丈夫》，《地狱一季》（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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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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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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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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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六章悲剧与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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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20世纪60年代，最初几篇短篇小说的写作让昆德拉明白，从此以后自己将成为小说家。的确，直到那时他只写了一些短的文本，但自那时起他力图写出篇幅更长的作品。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在长度上“支撑到底”的主题。1961年，他来到俄斯特拉发，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他流亡时待过的矿城。在那里，朋友们向他讲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一个年轻女工因为偷墓地里的花送给自己的情人而被逮捕。他写道：“她的形象始终没有离开我，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命运，对她而言，爱情与肉体是相互分离的世界。”[1]同时，或许因为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他想象了一种情色行为，它的基础不是爱，而是恨。最后，对“国王巡游”的模糊记忆又在他脑海中出现，从孩提时代起，这个摩拉维亚的民间仪式就令他着迷。正是从这些散乱的景象出发，他着手构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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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的情节在两个不同时期展开：第一个是1949年，布拉格政变结束后不久；第二个是十五年之后，并不确切，小说开头仅有只言片语写道：“就这样，多年以后，我又回到了家。”在对第一时期的描绘中，昆德拉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捷共掌权的过程，以及实行检举和镇压制度所带来的热情，这样的描写方式使《玩笑》被列入政治书籍一类，也让它的作者出现在持不同政见作家的行列。正如他1979年所解释的那样，这两点都违背了事实：“这是一部探讨人类价值脆弱性的小说，而不是一部想揭露某种政治制度的小说。小说家的抱负要略大于瞄准某种短暂的政治制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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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格之春”的影响下，对《玩笑》的这一错误认识又被强化，直到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及捷克政权再次变更，昆德拉的小说才最终摆脱政治小说的标签。此前，他竭尽全力试图消除误解。1966年，当该书在捷克和法国都还未出版时，他便赶在前面，向安东宁·J. 利姆解释了自己采用的方法：“在我的《玩笑》中……20世纪50年代吸引着我，因为那时，历史带给人们从未有过的经历，并以无法重复的境遇和意想不到的角度表明了这一点，突然，它丰富了我关于人类及其处境的疑惑和观念。”十三年后，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他认为有必要再次明确自己的意图：“我所感兴趣的，不是历史描写，而是形而上的、存在的和人类学的问题……总之，就是由某种具体历史境况的聚光灯所照亮的所谓永恒人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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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昆德拉看来，斯大林时期本应揭露出人类经验的诸多新方面。小说家把这种专制与其他专制区分开来。他着重强调了它在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设立的具有悖论性的差异。“合乎规定的艺术流派是现实主义。然而，它可能与现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流行的是对青春的崇拜。可我们一切真正的青春都被剥夺了……被当众宣布的只有欢乐，我们却丝毫不敢开玩笑。”[4]从这种对悖论的经验中，昆德拉得出不少教训。正是这一经验让他拒绝谎言并由此形成他的反抒情态度，也让他认为必须破除神秘化，这决定了他对于某些小说主题的选择，尤其在《告别圆舞曲》中：“当今天我听到人们谈论孩子的天真、母爱的无私，谈论繁殖后代的道德责任、初恋的美好时，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已经上过课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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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是1961年开始创作，1965年12月完成的。当时，手稿被送到审查委员会，在那里留存了一年后才被批准原封不动地出版。表面来看，这一处理很温和，但昆德拉认为应将其重新置于时代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早在‘布拉格之春’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其整个意识形态已经死气沉沉，只是装装门面而已，任何人都不把它们当回事。”[6]此外，该书谈论的是“过去”时代的暴行，如果它涉及当前形势，那么就会有更大的被查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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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春，《玩笑》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另外两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小说——捷克人路德维克·瓦楚里克的《斧头》[7]和斯洛伐克人拉迪斯拉夫·姆尼亚奇科的《权力的滋味》[8]。《玩笑》一出版，人们便竞相阅读：几个月内销售了十一万七千册，对一个人口不足一千五百万的国家而言，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作者1984年回忆道：“当时我三十八岁，默默无闻。我惊愕地看到，这三部书都是三天内就销售一空。”[9]无论如何，这个想法令人吃惊，要知道，1967年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作家，1963年和1965年出版的《好笑的爱》前两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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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刚出版，拥护者安东宁·J. 利姆便竭力让国外也知晓此书，首先是法国：“1967年，人们的旅行已经不受限制。我把书装在口袋里，在巴黎把它交给了我的朋友阿拉贡。他不懂捷克语，但我向他解释说《玩笑》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他相信了我。在他的安排下，我们与克洛德·伽利玛共进晚餐。我向他们概述了书的内容，他们十分信服。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昆德拉将成为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作家。他始终是位与众不同的作家。而且，书写得非常棒。他的捷克语令人赞叹。这门语言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的特征是反讽。他是位讽刺作家，属于哈谢克、恰佩克，甚至卡夫卡的传统。这非常捷克化。这些作家都擅长反讽，但各不相同。任何伟大的文学都是部分反讽性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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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将书译为法语所需的时间，《玩笑》计划于1968年9月在法国出版，商定由阿拉贡撰写序言。然而，8月份，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拉贡被迫在最后时刻修改他的文章，以便根据各种事件来阐明小说。于是，小说在朝夕之间便声名鹊起，代价却是对作者意图的违背。昆德拉就误解进行了如下解释：“（在捷克斯洛伐克，）文学批评不太关注书的政治层面，而更喜欢强调其中关于存在的内容。就像人们可以看到的那样，在我的小说家生涯开始时，我感觉自己在捷克得到了非常充分的理解……在法国，书被接受的方式很特别。1968年9月的几个星期里，除了布拉格的俄国坦克之外，报纸几乎很少谈及其他方面，于是捷克小说自动受到了读者和著名评论家的喜爱。对所有人来说，我首先是登上坦克的士兵，大家都赞许我反对极权制的勇气。可当我写《玩笑》时，我从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我的挑战不是政治的，而仅仅是美学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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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秋，昆德拉赴巴黎推广自己的书。10月31日，在法国电视广播台（ORTF）回答罗杰·格勒尼耶的提问时，昆德拉对书名的选择进行了解释：“《玩笑》，那是一个具体的玩笑——明信片——同时它也指历史悲惨可笑的特性。我们经历了历史的一个巨大玩笑。”接着，他又谈到个人历史与集体历史之间的关系：“我始终认为自己写了一部爱情小说。不幸的是，尤其在国外，这本书却被视为政治小说。这完全不对。当然，这种爱情由历史条件所决定，而在我看来，当时的境况是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并且这些历史条件提出了新的问题。”10月22日，在法国文化电台（France Culture）与罗杰·弗里尼的谈话中，昆德拉承认小说具有文化和地域的背景：“‘玩笑’这个词或许也有某种捷克特色的东西。因为，捷克人性格中最给人好感的特征就是幽默感。如果可以说某种捷克‘天赋’，那就是幽默的天赋。它是哈谢克的天赋，也是士兵帅克[12]的天赋。（幽默）同样是最强大的武器，可以用来对抗官僚主义、狂热及当时的宗教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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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叙述五个主要人物——路德维克、科斯特卡、埃莱娜、露茜和雅洛斯拉夫——之间的交叉故事，《玩笑》表明无论就个体还是人类整体而言，人都根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个核心观点贯穿于昆德拉的全部作品，他在《好笑的爱》中已做了说明：“我们被蒙着双眼经历当下，最多能预感和猜测我们的处境。直到后来，当我们解下蒙眼的布条，审视过去时，才意识到我们曾经历了什么，才理解它的意义。”然而，在《玩笑》中，甚至“事后”理解也完全不可能。但昆德拉就人的异化提出了一种解释。人之所以不能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事，甚至不能理解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是因为他落入了历史之网。知道这部压抑人性的机器拥有自身的合理性，或许可以带来微薄的慰藉，可哪怕这一点在他那里也遭到拒绝。昆德拉提出，历史最终不过是个阴郁而荒谬的玩笑。路德维克的生活被写在明信片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玩笑搅乱，在书的最后，他忽然清醒地自问：“可要是历史在开玩笑呢？此时此刻，我明白了，我根本无法撤回自己的玩笑，我和我的一生都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已超越了我）、完全无法改变的玩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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