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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弗朗索瓦·里卡尔，《米兰·昆德拉作品集》第一卷序。（François Ricard，préface à Milan Kundera，Œuvre，tome I，Gallimard，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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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路易·阿拉贡，《巴塞尔的钟声》前言。（Louis Aragon，Les Cloches de Bâle，préface，Robert Laffont，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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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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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雅克和他的主人》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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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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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50年6月13日，在一封公开信中，安德烈·布勒东如此指责艾吕雅：“在你心底，你怎么能容忍作为你朋友的那个人被这样摧毁？”艾吕雅回复他道：“对喊冤的无辜者，我有太多事要做，无法再顾及那些喊着有罪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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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东宁·J. 利姆，《米兰·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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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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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菲利普·罗斯，《与米兰·昆德拉在伦敦及康涅狄格州的交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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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7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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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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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阿蒂尔·兰波，《地狱一，疯狂的处女，地狱的丈夫》，《地狱一季》（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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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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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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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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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六章悲剧与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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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20世纪60年代，最初几篇短篇小说的写作让昆德拉明白，从此以后自己将成为小说家。的确，直到那时他只写了一些短的文本，但自那时起他力图写出篇幅更长的作品。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在长度上“支撑到底”的主题。1961年，他来到俄斯特拉发，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他流亡时待过的矿城。在那里，朋友们向他讲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一个年轻女工因为偷墓地里的花送给自己的情人而被逮捕。他写道：“她的形象始终没有离开我，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命运，对她而言，爱情与肉体是相互分离的世界。”[1]同时，或许因为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他想象了一种情色行为，它的基础不是爱，而是恨。最后，对“国王巡游”的模糊记忆又在他脑海中出现，从孩提时代起，这个摩拉维亚的民间仪式就令他着迷。正是从这些散乱的景象出发，他着手构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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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的情节在两个不同时期展开：第一个是1949年，布拉格政变结束后不久；第二个是十五年之后，并不确切，小说开头仅有只言片语写道：“就这样，多年以后，我又回到了家。”在对第一时期的描绘中，昆德拉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捷共掌权的过程，以及实行检举和镇压制度所带来的热情，这样的描写方式使《玩笑》被列入政治书籍一类，也让它的作者出现在持不同政见作家的行列。正如他1979年所解释的那样，这两点都违背了事实：“这是一部探讨人类价值脆弱性的小说，而不是一部想揭露某种政治制度的小说。小说家的抱负要略大于瞄准某种短暂的政治制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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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格之春”的影响下，对《玩笑》的这一错误认识又被强化，直到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及捷克政权再次变更，昆德拉的小说才最终摆脱政治小说的标签。此前，他竭尽全力试图消除误解。1966年，当该书在捷克和法国都还未出版时，他便赶在前面，向安东宁·J. 利姆解释了自己采用的方法：“在我的《玩笑》中……20世纪50年代吸引着我，因为那时，历史带给人们从未有过的经历，并以无法重复的境遇和意想不到的角度表明了这一点，突然，它丰富了我关于人类及其处境的疑惑和观念。”十三年后，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他认为有必要再次明确自己的意图：“我所感兴趣的，不是历史描写，而是形而上的、存在的和人类学的问题……总之，就是由某种具体历史境况的聚光灯所照亮的所谓永恒人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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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昆德拉看来，斯大林时期本应揭露出人类经验的诸多新方面。小说家把这种专制与其他专制区分开来。他着重强调了它在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设立的具有悖论性的差异。“合乎规定的艺术流派是现实主义。然而，它可能与现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流行的是对青春的崇拜。可我们一切真正的青春都被剥夺了……被当众宣布的只有欢乐，我们却丝毫不敢开玩笑。”[4]从这种对悖论的经验中，昆德拉得出不少教训。正是这一经验让他拒绝谎言并由此形成他的反抒情态度，也让他认为必须破除神秘化，这决定了他对于某些小说主题的选择，尤其在《告别圆舞曲》中：“当今天我听到人们谈论孩子的天真、母爱的无私，谈论繁殖后代的道德责任、初恋的美好时，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已经上过课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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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是1961年开始创作，1965年12月完成的。当时，手稿被送到审查委员会，在那里留存了一年后才被批准原封不动地出版。表面来看，这一处理很温和，但昆德拉认为应将其重新置于时代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早在‘布拉格之春’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其整个意识形态已经死气沉沉，只是装装门面而已，任何人都不把它们当回事。”[6]此外，该书谈论的是“过去”时代的暴行，如果它涉及当前形势，那么就会有更大的被查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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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春，《玩笑》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另外两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小说——捷克人路德维克·瓦楚里克的《斧头》[7]和斯洛伐克人拉迪斯拉夫·姆尼亚奇科的《权力的滋味》[8]。《玩笑》一出版，人们便竞相阅读：几个月内销售了十一万七千册，对一个人口不足一千五百万的国家而言，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作者1984年回忆道：“当时我三十八岁，默默无闻。我惊愕地看到，这三部书都是三天内就销售一空。”[9]无论如何，这个想法令人吃惊，要知道，1967年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作家，1963年和1965年出版的《好笑的爱》前两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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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刚出版，拥护者安东宁·J. 利姆便竭力让国外也知晓此书，首先是法国：“1967年，人们的旅行已经不受限制。我把书装在口袋里，在巴黎把它交给了我的朋友阿拉贡。他不懂捷克语，但我向他解释说《玩笑》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他相信了我。在他的安排下，我们与克洛德·伽利玛共进晚餐。我向他们概述了书的内容，他们十分信服。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昆德拉将成为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作家。他始终是位与众不同的作家。而且，书写得非常棒。他的捷克语令人赞叹。这门语言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的特征是反讽。他是位讽刺作家，属于哈谢克、恰佩克，甚至卡夫卡的传统。这非常捷克化。这些作家都擅长反讽，但各不相同。任何伟大的文学都是部分反讽性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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