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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出版三个月后，1967年6月27日至29日，在铁路员工文化宫的马雅可夫斯基厅里，召开了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该文化宫坐落于布拉格维诺赫拉迪宫的中心。米兰·昆德拉负责做首场报告。在开场白中，小说家援引了预备会期间由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哲学家卡雷尔·科西克等几位作家撰写的一份工作报告。他指出：“请不要在理论观点上等待某种矫揉造作的东西。我们的想法更简朴，也更有抱负，也就是力求就某些基本观点形成共识，我们认为，这些基本观点能够为文学今后的发展做出贡献。”接着，他对近四年来的文学与艺术生产进行了总结：“我不希望为这个主题提供一份名录。我们对出版的作品都一清二楚，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最重要的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作品——高质量作品占大多数，而且电影（它在本质上属于文学，因此也与我们相关）等某些领域得到了充分发展，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对捷克和斯洛伐克文学，甚至很可能对整个捷克艺术而言，这些年是1948年，或1938年以来最好的几年。因此就是三十年来最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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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长篇开场报告中，昆德拉详细回顾了捷克民族的历史及“其存在的非显著性”，也回顾了复兴派知识分子的作用，他们在过去做出了选择，要让“一种被半遗忘的语言”和“一个半垂死的民族”重获新生。随后，他引入一个主题：小背景和大背景，二十五年后他在其随笔中再次探讨该主题。在他看来，为了生存，捷克文学应登上欧洲大文学的高度，而非满足于一种狭隘的、“外省方言”的特殊性。紧接着，他提到两次世界大战间的黄金年代，那时，“仍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捷克文学与大民族的文学平起平坐。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阻断了它的光辉，“这出悲剧极有可能再次把捷克民族降至欧洲文化的边缘位置，而这一次是持久性的”。最后，昆德拉谈到当前时代，强调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发展对国家而言，是唯一一次重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机会。条件是：创作者拥有自我表达的充分自由。他借机顺带对审查者说了句带刺的话：“显然，一旦谈到自由，有些人就会枯草热发作，提出反对意见，说在社会主义文学中，自由有其局限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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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发言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捷共中央委员会成员、意识形态理论家伊日·亨德里赫愤怒地起身离开大厅。三天会议期间，记者安东宁·J. 利姆、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等发言人依次登台，发表针对捷克体制的批评性讲话。最尖锐的是小说家路德维克·瓦楚里克。大约四十年后，瓦楚里克回忆自己当时的发言，说道：“对我而言，这就仿佛我个人与历史结清冤仇。我必须说出自己的想法，否则我无法走得更远。”正如记者雅罗斯拉夫·福尔曼内克后来所写的那样：“他的话明确指向彼时捷克当局治下制度的核心，指向它的绝对统治，它的犬儒主义，它对任何异己思想的极端不宽容，代表着捷克1948年以来最大胆的公开表态。至于瓦茨拉夫·哈维尔、兹德涅克·乌尔班内克等党派外作家，他们在发言中揭露了艺术家遭受的迫害，对‘新浪潮’电影艺术家表示支持，并向作家联盟发出呼吁，要求把因意识形态而被捷克当局驱逐的知识分子重新纳入其行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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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得到了伊凡·克里玛的赞同：“审查的经历实在太恐怖。而且，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一个由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政党不可能实现走向社会主义——一个公正而自由的社会——之路的理想。”[17]诗人亚历山大·克里门特认为，这股反抗之风非常猛烈，尤其因为每个人都意识到捷共政权内部正在瓦解：“党内作家得到了来自捷共中央委员会的信息：他们知道委员会不再保持一致，而是分裂为改良主义一派和教条主义一派。由于灾难性的经济形势，后者逐步失去地盘。改变正在酝酿之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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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反抗使捷克当局非常尴尬，不知该采取何种态度，特别是因为这种抗议大大超出政府的文化政治范围。1967年秋，斯洛伐克人、受捷克当局青睐的作家拉迪斯拉夫·姆尼亚奇科前往以色列，揭露捷克斯洛伐克政权在几个月前爆发的“六日战争”[19]期间的反以色列立场。几周的犹豫不决后，捷共中央委员会将利姆、瓦楚里克和克里玛开除出党。昆德拉幸免于此，仅受到纪律处分。在利姆看来，这相对的宽恕并不奇怪：“我们都赞成由昆德拉做一个可以被接受的报告。这份报告很大胆，没有丝毫让步，但它也不会招致绞刑。再说，他已经非常有名，开除他可能会引起公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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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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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兰·昆德拉1978年为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的《波希米亚的奇迹》所作序言的节选。文章全文收入三十余年后出版的《相遇》（Une rencontre，Gallimard，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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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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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布拉格，正在消失的诗》，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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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贝尔纳·米歇尔，《布拉格美好时代》，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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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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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ww.milosforman.com/fr/movies/konk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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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埃马努埃莱·卢瓦耶，《简明欧洲文化史》。（Emmanuelle Loyer，Une brève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Europe，Flammarion，«Champs Histoire»，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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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米兰·昆德拉为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成人和高水平学生舞蹈课》（1964）所作序言。（Milan Kundera，préface à Bohumil Hrabal，Cours de danse pour adultes et élèves avancés，Gallimard，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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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看电影《底层的珍珠》（Les Petites Perles au fond de l’eau），1965年由维拉·希蒂洛娃、亚罗米尔·伊雷什、伊利·曼佐、扬·涅梅茨和埃瓦尔德·朔尔姆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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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东宁·J.利姆，《一九四五年至今的东方电影》。（Antonín J. Liehm，Le Cinéma de l’Est de 1945 à nos jours，Cerf，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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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68年的采访，未发表，捷克文学国家博物馆，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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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的朋友伊雷什》，《新观察家》，1990年11月29日。（«Mon ami Jireš»，Le Nouvel Observateur，29 novembr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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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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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观察家》，1990年。弗朗索瓦·里卡尔引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出版说明，《米兰·昆德拉作品集》，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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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www.pwf.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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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雅罗斯拉夫·福尔曼内克，《打倒审查，同志们！》，《尊重/国际通讯》2007年12月19日。（Jaroslav Formánek，«À bas la censure，camarades！»，Respekt/Courrier international，19 décembr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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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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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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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67年6月发生在以色列和毗邻的埃及、叙利亚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方面称为“六日战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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