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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ww.milosforman.com/fr/movies/konk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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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埃马努埃莱·卢瓦耶，《简明欧洲文化史》。（Emmanuelle Loyer，Une brève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Europe，Flammarion，«Champs Histoire»，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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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米兰·昆德拉为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成人和高水平学生舞蹈课》（1964）所作序言。（Milan Kundera，préface à Bohumil Hrabal，Cours de danse pour adultes et élèves avancés，Gallimard，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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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看电影《底层的珍珠》（Les Petites Perles au fond de l’eau），1965年由维拉·希蒂洛娃、亚罗米尔·伊雷什、伊利·曼佐、扬·涅梅茨和埃瓦尔德·朔尔姆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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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东宁·J.利姆，《一九四五年至今的东方电影》。（Antonín J. Liehm，Le Cinéma de l’Est de 1945 à nos jours，Cerf，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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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68年的采访，未发表，捷克文学国家博物馆，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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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的朋友伊雷什》，《新观察家》，1990年11月29日。（«Mon ami Jireš»，Le Nouvel Observateur，29 novembr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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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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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观察家》，1990年。弗朗索瓦·里卡尔引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出版说明，《米兰·昆德拉作品集》，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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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www.pwf.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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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雅罗斯拉夫·福尔曼内克，《打倒审查，同志们！》，《尊重/国际通讯》2007年12月19日。（Jaroslav Formánek，«À bas la censure，camarades！»，Respekt/Courrier international，19 décembr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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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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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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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67年6月发生在以色列和毗邻的埃及、叙利亚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方面称为“六日战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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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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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八章平静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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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二十八天，自1968年1月5日至8月21日：这是“布拉格之春”持续的时间。在一种欢欣而充满希望，同时也夹杂着焦虑的氛围中度过了近八个月，没有动乱，没有暴力，没有内战。安东宁·J. 利姆认为，这八个月是数年前开始的一种进程的结果：“1968年之前，大约自斯大林去世起，‘布拉格之春’就缓慢地开始了，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末。1968年不是‘布拉格之春’的开始，那是它的结束。”[1]此观点得到了米兰·昆德拉的赞同，在他看来，“布拉格之春”远非自发的革命爆发，而是20世纪60年代初，甚至自1948年共产党人掌权起就产生的剧烈动荡突然显露出来。他认为，一种典型的捷克批判传统长期在暗中发挥了削弱政权的作用：“这种批判精神逐渐瓦解了捷克当局的所有教条，以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以理性反对意识形态的疯狂……它不断地嘲笑体制，使其为自身感到羞愧……在占压倒性的多数民众的支持下，它缓慢却不可逆转地令体制产生犯罪感，越来越无法信任自身，无法信任其真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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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春”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大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支持下的一种尝试，力图建立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就像它本该呈现的那样，以取代那个偏离其最初目标的伪共产主义。与反对它的新斯大林主义派所说的相反，它并非一种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而是一个希望，想通过对历史的某种修正，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昆德拉把这个乌托邦总结为“一首为所有人谱写的正义牧歌”，对他而言，它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促使分歧和解的古老之梦：“一直以来，人类都向往牧歌般的生活，向往那个有夜莺歌唱的花园，那个和谐的王国，在那里，世界不会作为外来敌人反抗人类，人与人之间也不会相互对立，相反，世界和所有人都被糅合在唯一的、同样的物质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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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春”的大部分主角——杜布切克等政治家、斯沃博达将军等军人、安东宁·J. 利姆等知识分子，以及瓦楚里克和昆德拉等作家——有一个特点，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是曾参加过牧歌计划的真诚的共产主义者。直到一天，他们“奇怪地感觉到，在广阔世界中展开的行动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与他们最初的行动想法背道而驰，也不理会那些赋予其生命的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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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己的理想被专政制度背叛、被外界远距离操纵，这苦涩的事实使昆德拉摒弃了他的“抒情年代”，那个与斯大林时期最糟糕的时刻相连的“抒情时代”。然而，这丝毫没有令他放弃一种牧歌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充分代表着“布拉格之春”的一代。“依我看，在波希米亚，历史完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实验。在那里，并非依照古老的习俗，由一群人（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奋起反抗另一群人，而是某些人（同一代人）起来反抗自己的青春。他们竭力抓住并驯服自己的行动，差一点就成功了。20世纪60年代，他们的威信越来越高，1968年初，他们的势力几乎无与伦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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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春，在领导捷克斯洛伐克十五年之后，安东宁·诺沃提尼被迫辞职。他的一个邻居叙述道：“失去工作后，他搬回自家别墅，当时我在场。他用黑色的太脱拉（Tatra）卡车运回所有藏书，把书紧抱在胸口，一摞摞地亲自搬进去。在捷克人的记忆里，人们从没见他读过其中任何一本……或许，他试图弄明白那帮作家，那些他曾如此蔑视的、可怜的抄写员，是如何做到将他从宝座上赶走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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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一样，诺沃提尼始终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当作必须清除的有害之人。因此，昆德拉写道：“在当时的政治用语中，‘知识分子’这个词是一种侮辱。它指的是不理解人生又脱离人民的人。那时，所有被其他共产党人绞死的共产党人都被赐予这种辱骂。与那些脚踏实地的人相反，知识分子据说是在空中的某个地方飘荡。因此，为了惩罚他们，大地彻底拒绝他们落脚，他们就始终被悬挂在离地面稍高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合情合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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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作家们在代表大会上表达了不满后，捷克当局没有足够的强权把他们送上绞架。尽管不能令他们缄默不语，诺沃提尼仍力图让他们遵守规矩。9月，在利姆、瓦楚里克和克里玛被开除出党及昆德拉受到纪律处分之后，国家开始对《文学报》实行管制并将其列入文化部职权范围内，而直到那时，该杂志一直由作家联盟管理。于是，作为抗议代言人的《文学报》遭到读者抵制，销量几周内从十三万份降至三万份。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财政角度来看，向作家联盟开战都十分关键。这个强大的行业联合会拥有出版商提供的数目可观的战争钱财，其所在的豪华大楼就位于布拉格歌剧院对面。它利用这笔财富，养活了无数身无分文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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