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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华沙条约组织的五个成员国（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在波兰首都会面，研究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此后，五国向布拉格的领导发出一封警告信，要求他们提高警惕：“在你们的国家，近几个月里事态的发展表明，由帝国主义反革命中心支持的势力已经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抗社会主义制度的正面进攻……你们看不到危险吗？保持不动，仅仅就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就同盟的职责发表声明，这样可以吗？”18日，杜布切克将五国的警告抛在一边，面带微笑、自信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重申自己对实施计划的决心，并顺便提到已经取得的进展：“多年的沉寂之后，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又能表达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开始成为整个人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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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试图相信，实力较量将带来好的结果，不可能出现“第二个布达佩斯”。相反，知识分子敦促最乐观的人不要用幻想欺骗自己。于是，7月26日，《文学录》发表了由剧作家帕维尔·科胡特撰写的《向公民呼吁》（«Appel aux citoyens»）：“我们因莫须有的罪行被指控。我们被怀疑有所图谋，可我们不仅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不曾有过。不公正惩罚的威胁悬在我们头上，但无论形式如何，它会侵袭我们的审判者，就像一种害人反害己的行为，它令我们的努力毁于一旦，尤其是，它将长期悲剧性地玷污全世界的人们对社会主义所形成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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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观点清晰，这份热情洋溢的呼吁还邀请所有民众支持捷克共产党的领导，后者准备与其苏联同僚会面并进行谈判，人们希望谈判能结束危机。一场令人震惊的签名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在布拉格的街上，为了对那些捍卫他们愿望的人表示鼓励，人们排队在印有这篇呼吁的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职业。随后，数千张签满名字的纸被送往中央委员会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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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至8月1日，谈判在斯洛伐克进行，地点就在距苏联仅几公里的蒂萨河畔切尔纳的边境火车站。气氛冰冷。大家互相握手却没有彼此拥抱，就好像这是“同志”会面时的传统。这次会议是最后的机会，在此期间，两个阵营之间的交流完全像聋子和聋子的对话。苏联代表团由苏共中央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及阿列克谢·柯西金、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率领，后两人都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他们一上来就重提几个月来不知疲倦、反复谈论的事情：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各种事件使整个社会主义集团陷于危险境地。因此，他们明确要求捷克领导人扼制“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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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人以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总理）和斯沃博达（共和国总统）为代表，反驳说他们掌控着局势。面对表示怀疑的对话者，杜布切克像老师那样，阐述自己对于共产党与公民关系及信任关系的看法，认为在信任关系中，重要的不是强加，而是说服。苏联人听他说话，没有表示反对。这四天中，捷克斯洛伐克人始终坚持他们的改革计划，丝毫没有让步。8月1日，两个代表团分手，此前双方达成了一项模糊而脆弱的协定，该协定还需要得到其他兄弟政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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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切克精疲力竭，却充满信心，他觉得即便没有谈妥，至少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次日，他通过国家广播电台的电波，向同胞们转达了自己的乐观：“我们可以对在蒂萨河畔切尔纳进行的谈判感到满意。我们坚守了自己的诺言。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而言，除了1968年1月展现出的道路之外，别无其他道路。苏联同志已经相信，我们准备好以行动表明，我们不会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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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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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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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米兰·昆德拉，《波希米亚的奇迹》序，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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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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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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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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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米歇尔·萨洛蒙，《布拉格，被扼杀的革命》。（Michel Salomon，Prague，la révolution étranglée，Robert Laffont，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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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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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米歇尔·萨洛蒙，《布拉格，被扼杀的革命》，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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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米兰·昆德拉，《波希米亚的奇迹》序，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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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戈德斯图克和普罗哈兹卡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发表的讲话，参见米歇尔·萨洛蒙，《布拉格，被扼杀的革命》，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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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九章漫长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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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20日周二，距布拉格十公里的鲁齐涅机场。夜幕降临后，一架苏联航空公司的重型运输机候在跑道尽头。二十三时许，苏联红军的伞兵从运输机上冲出来，迅速占领机场各地。这就是克里姆林宫两天前决定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开始，行动目的在于终结捷克的改革尝试。接下来的数小时中，几百架飞机从波兰、白俄罗斯或民主德国的基地起飞，一千辆坦克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几天内，共计五十万来自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军队的士兵进入并控制了捷克，主要是苏联人，但也有波兰人、保加利亚人、东德人和匈牙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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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入侵的消息后，捷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在通过广播发布的公告中，他们将军事干预称为“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的一次反国际法行动”。同时他们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不要进行任何抵抗。整个夜晚，多架重型飞机从首都上空飞过。凌晨四点，士兵包围了中央委员会所在地。杜布切克与他的朋友们被逮捕，并被送往一个陌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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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上午，民众开始聚集在街头，围住坦克，并高喊“伊万，回家！”。某些人试图与侵略者对话，后者似乎不清楚自己身处何方。同时，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为军事干预辩解，称行动的原因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发出了援助请求。次日，布拉格维索查尼区的一个工厂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前召开，这次秘密会议中，杜布切克的忠实拥护者把莫斯科的支持者排除出中央委员会。8月23日周五，斯沃博达将军主动率代表团前往克里姆林宫，寻求缓解紧张局势，日后的国家要人古斯塔夫·胡萨克也在代表团中。开始，他受到了最隆重的接待，但与杜布切克见面的要求令他之后受到了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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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被捕后，“布拉格之春”的领袖遭受了极大的身心压力。被释放时，他心力交瘁，不得不接受了苏联人提出的条件。这给捷克人造成了长时间的精神创伤，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叙述了这一幕：劫持，在乌克兰山区关押四天，威胁对他执行死刑，接着运往莫斯科，命令他面露喜色、刮胡子、穿衣、系领带，并坐在谈判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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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上午，杜布切克在《莫斯科协议》上签字，该文件规定取消8月22日的“秘密”会议决议、恢复审查、消灭反对派团体、驱逐改良主义者、不得报复与苏联合作者。当天晚上，他返回布拉格并发表广播讲话。数百万捷克人收听了他令人心碎的简短演说，他们难以接受领导人的妥协，更对他的悲痛状态感到惊愕：“他受尽侮辱回到国内，向饱受耻辱的民众发表讲话。他羞愧万分，连话也说不出来。特蕾莎永远忘不了他讲话中的停顿，令人痛心。他精疲力竭了吗？病了吗？被迫服用毒品了？或者，只是绝望？如果说杜布切克什么也没留下，那至少还有那折磨人的长时间的沉默，面对紧贴在收音机前的全体民众，他无法呼吸，一次次地喘气。在这沉默中，是侵袭了整个国家的恐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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