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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足以促使昆德拉与瓦茨拉夫·哈维尔之间爆发一场激烈的论战。1969年2月，该文发表几周后，一向与昆德拉关系不太亲密的剧作家在《面孔》杂志（Tvár 2）发表文章，力图按规定推翻前者的论断。哈维尔一上来就对《玩笑》作者陈述的“布拉格之春”的成果提出质疑。他承认：“确实，任何人都（还）没有被禁止发表自己的观点，联邦制正在实行，童子军运动没有被摧毁[13]，但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基础——表达与集会自由、多元化、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仍然缺失。”昆德拉认为“布拉格之春”是令捷克斯洛伐克居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一次重要事件，对此，哈维尔进行了更为严厉的评判。他讽刺说，这种对事实的夸张及赋予“小国”的作用不仅可笑，而且会产生相反效果，甚至是有害的：“如果我们必须根据昆德拉描述的观念——即那个极小、处于不利位置、可爱、睿智、痛苦并注定要遭受苦难的捷克斯洛伐克，由于自身优点而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点，正因为如此，它恶毒的邻居惩罚它，以致它剩下的唯一东西就是精神上的优势——如果我们必须根据这一与‘我们的历史’相关、有些媚俗的观念来行动，那么，我们不仅将失去一切（捷克的或其他的）批判精神的传统，还将陷入一种民族主义的盲目状态，使我们在数十年中停滞不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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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月，昆德拉在《家有访客》杂志发表对哈维尔的讽刺的回应，语气同样尖刻。这篇题为《激进主义与暴露癖》的新文章逐一拆解了剧作家的论据，指出其欺诈之处。似乎这还不够，为了反复论述以加深理解，昆德拉还撇开政治领域，通过对哈维尔的动机的心理分析，进行了以牙还牙的抨击。昆德拉肯定地说：“之所以哈维尔把希望驱逐出去，并非由于他已经绝望；相反，而是因为他渴望行动，一种使他能突出自己的‘冒险’行动。”随后，他对哈维尔的伪激进主义所遮掩的那种卑劣的暴露癖进行了长篇论证：“绝望的局势在某个值得尊敬的人心中，激起了表明自己无懈可击的愿望。在最阴暗的专政下，任何可敬之人都希望至少有一次机会表达他的反对，哪怕这种反对无益于任何人，哪怕除了损害自己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对他而言，这种方法可以捍卫他唯一剩下的东西：面子。然而，相反的情况同样存在：一个渴望自我表现的人倾向于认为某个既定的境况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只有令人绝望的境况才能将其从战术性考量的责任中解放出来，并为其个人表达，为其自我炫耀的需要清理出道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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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表明，“布拉格之春”失败后，不确定的氛围在捷克斯洛伐克占据上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势必看到昆德拉判断的错误和哈维尔的洞察力。两人判断的差异后来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1975年，昆德拉被迫移居国外，七年前他几乎想象不到必须这么做；哈维尔则拒绝流亡，并成为共产主义的反对派的象征性领袖。时任《文学录》杂志主编的米兰·荣格曼认为，昆德拉深受与哈维尔的对立论战的影响，在发表了那篇辛辣的文章后便决定不再参与政治。[16]1969年春，在这场无比激烈的交锋之后，他重新开始“正常”的作家生活，完成了第二部小说（《生活在别处》）的手稿，并在小型的栏杆剧院推出一部喜剧（《愚蠢》），该剧本的法语版当时还没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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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昆德拉并不知道，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生涯即将结束。他还未意识到，从某种政治观点来看，他直到1967年所采取的“温和”的行为准则，即从不直接对抗，而用“建设性”的方式批评捷克当局，从此以后再也行不通了。与他的分析相反，“布拉格之春”的失败将成为一场“民族灾难”。捷克知识分子饱受伤害，分裂为“合作者”与“持不同政见者”。民众陷入巨大的失望中。从那以后，绝望行为频频出现在悲痛的现实中。1969年4月17日，在捷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古斯塔夫·胡萨克接替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者几个月后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大使”。和杜布切克一样，胡萨克也是斯洛伐克人，他自称“中间派”，处于保守主义者与进步主义者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成为苏联的亲信，对“布拉格之春”的进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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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胡萨克的团队加强其“正常化”——该词具有特殊意义，在官僚主义用语中指返回先前的形势——政策，在捷共内部进行政治清洗。三万多名党员被开除出党，其中有大量知识分子，包括米兰·昆德拉，他同时也被作家联盟开除。同年12月12日，捷共中央委员会出版了一份题为《一场危机运动的教训》（«Leçons d’un mouvement de crise»）的文件，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实际上，那是对1967年6月至1968年8月之间发生的事件的重新书写，当时的事件被描述为一种反革命意图：“那些反共产主义团体竭力想重新唤起资产阶级思想，创造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发展民族主义和反苏联倾向，质疑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及工人阶级的领导，质疑革命斗争的阶级观。”在这一长篇控诉的中间，有句话引人注目：“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期间，由安东宁·J. 利姆、帕维尔·科胡特、米兰·昆德拉、卡雷尔·科西克、路德维克·瓦楚里克和扬·普罗哈兹卡领导的右派作家小组，力图制定一种修正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以获取公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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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控者不仅渐渐从公共生活中消失，而且，就像数十万被解雇或被降至低级岗位的人一样，他们也被禁止从事自己的职业。于是，昆德拉的书被逐步从图书馆和书店撤出。由于没有收入，捷克社会精英不得不做“零活儿”以维持生计，有时还会闹出点笑话。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虽然继续在出版社工作，但沦为“负责销毁书的人”，在1976年由地下出版社发行的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中，他叙述了这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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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提到了这种知识分子失去社会地位的状况：“俄国入侵后，他们全都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变成玻璃清洗工、停车场看守、守夜的门卫、公用楼房的司炉，最好的就是出租车司机，因为这得有门路才行。”小说中，从前的杂志社摄影师特蕾莎，因为连续数日拍摄俄国坦克的照片而受到惩罚，又成了饭店酒吧的女招待：“多亏了几个和她差不多同时失去工作的朋友，她才找到这份差事……在饭店会计室，有一位过去的神学教授，在服务台，有一位以前的大使。”另一种情况是，那些被要挟的受害者仍旧留在自己的职位上，作为交换，他们必须改正过去犯下的错误。特蕾莎的丈夫、著名外科医生托马斯就是这种情况，由于拒绝收回“布拉格之春”期间所写的一篇关于无辜的政治性文章，他最终被医院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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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被捷克当局宣布为“右派作家”，自然未能逃脱这场对有识之士的围猎。1972年，他被布拉格电影电视学院解雇，在那里他已经从教二十年。于是，如同数千名知识分子一样，生存对他来说成了问题。后来，他叙述道：“我被学院辞退了，几乎无法生存。当然，我必须养活自己。我甚至不能当出租车司机。就连这个工作，我也被拒绝了。我得设法摆脱困境。”[17]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他几年中一直匿名为某周刊主持星相学专栏。“既然伟大的雅罗斯拉夫·哈谢克能做卖狗的商人，那我为什么不能当占星家……收入微薄，事情本身也没什么有趣和出奇的地方。这一切中唯一令人愉快的，就是我的存在，一个被历史和文学教科书抹去的人，一个已经死去却又通过令人震惊的再生而复活的人，在向一个国家的数十万年轻人宣传星相学的伟大真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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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占星家昆德拉的专栏被各种各样的人广泛阅读，并深受他们喜爱，甚至是那些地位最显赫的人。昆德拉的朋友、作家克洛德·鲁瓦曾叙述了这种不适宜的情形：“捷克政府的一位重要领导人狂热地追随周刊占星家的预言。在他看来，预言无比正确，以至他想进行一次特别咨询。昆德拉的那位朋友同意促成此事。米兰开出了非常高的价格。戴着面罩的米兰为忧虑而轻信的官僚政客所做的占卜，成为他人生中最滑稽的重要时刻之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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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岁月中，捷克政府的镇压也更加猛烈。昆德拉写道：“这是任何历史学家都不会记录下来的事实：俄国入侵后的几年是葬礼的年代，死亡从未如此频繁。”[20]威胁、骚扰、敲诈、侮辱，对胡萨克的秘密警察来说，一切都可以，只要有利于搅乱反对者的生活，从而控制住他们。某些人最终自杀，比如诗人伊日·皮什托拉，三十八岁时就去世了。小说家扬·普罗哈兹卡遭受了一场猛烈的诽谤攻势，广播电台连续播出警察录下的他的私人电话录音。后来，他因病去世。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叙述了他的这位朋友最后的日子：“或许已悄悄在他身体里潜伏了一段时间的癌症，像玫瑰花开一般爆发出来。手术在警方监视下进行，当警察确认小说家已无药可救时，便对他失去了兴趣，任由他死在妻子的怀里。”伟大的哲学家、胡塞尔的学生扬·帕托契卡，1977年遭到迫害，在一次强度过高的审讯后因脑溢血而死在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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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在发表于《世界报》的一次访谈中，昆德拉就大批死亡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表明了看法。他认为，对苏联人及其同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蓄意清除政治对手，更意味着通过将捷克文化从记忆中抹去而消灭它。1979年1月19日，他在《世界报》上说道：“试想，在法国，十年来人们再也听不到马尔罗、阿拉贡、列维–斯特劳斯、苏拉热、戈达尔和梅西安的名字……或者，把法国同胞关进监狱，因为他们秘密传播勒内·夏尔的诗歌或贝克特的剧本手抄稿。人们经常说，这只是一场重大政治冲突的次要和意外结果。让我们设想一种不同的解释：镇压‘布拉格之春’，难道不是一个用来故意摧毁捷克文化的理想借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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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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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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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经》故事中的人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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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据最新估算（布拉格广播电台，2018年），共有137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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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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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雅罗斯拉娃·吉斯苏巴洛娃，《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英雄还是懦夫？》，布拉格广播电台法语广播，2008年8月21日。（Jaroslava Gissübelová，«Alexander Dubček ：un héros ou un lâche？»，Radio Praha en français，21 aoû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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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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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影射比夫拉（尼日利亚一个闹分裂的省份）战争及随之发生的1967—1968年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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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国“五月风暴”中“游泳池事件”的主角，后来成为风暴中的学生“代言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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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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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捷克的命运》，《文学录》1968年12月。［«Un destin tchèque»，Listy，décembre 1968（www.acadam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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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丁·里泽克引用，参见《如何变成昆德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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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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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48年2月被禁止后，朱纳克童子军运动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出现新的发展，随后在这沉重的岁月中再次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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