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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是1980年开始意识到翻译问题的，随后几年里他都非常关注于此，当时，阿兰·芬基尔克劳在一次访谈中问他，为什么《玩笑》中“绚丽而怪异”的风格变成了后来的小说中“朴实而明朗”的风格。昆德拉非常惊讶，于是开始阅读马塞尔·艾莫南的译本——直到那时，他还从未读过。昆德拉自青年时期起就会说法语[18]，在法国定居五年来，他的法语水平显著提高，因而更有能力评价翻译的价值。读完后，他非常吃惊，这个最初的译本与他所写的内容实在相距太远：“尤其从第二个四分之一处开始，译者（哦，不是弗朗索瓦·凯雷尔，他负责翻译我后来的书！）不是在翻译小说，而是在重写。”[19]艾莫南负责翻译不知名的年轻捷克作家的第一部小说，他认为应该对文本进行改写，以便使它更符合“法式优美风格”的标准。因此，他在翻译中过度使用了被昆德拉称为“美化的隐喻”的描写：于是，原文中一句“树是彩色的”在艾莫南的笔下变为“充满多种色调的树”。更为严重的是，昆德拉指责译者随意改变了主要人物的性格：“路德维克是小说三分之二内容的叙述者，在我这里，他用一种朴实而清晰的语言进行表达；在译文里，他变成一个做作的哗众取宠之人，把隐语、故作风雅和古语混杂在一起，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让他说的话变得有趣（在我这里，女人是裸体的，在他那里，她们穿着夏娃的衣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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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克洛德·库尔托曾与超现实主义关系密切，也是安德烈·布勒东过去的朋友，在他的帮助下，昆德拉自1980年起致力于一项漫长而细致的工作：对1968年的首次翻译进行彻底修订。对他而言，这是把小说重新变为自己的作品。从简单的重新表达到删去某些对法国读者来说不够恰当的句子，他顺便还对捷克语原文进行了修改。于是，在涉及摩拉维亚传统音乐的小说第四部分中，至少一百四十句话被删去。1985年再版之际，《玩笑》又被多处修改，书的扉页上标明：“由克洛德·库尔托和作者修订全文，此为最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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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笑的爱》和《玩笑》用捷克语写作并出版。后来的作品便有所不同。1973年起，昆德拉陷入一个写作者的某种奇怪的境况，他写作用的语言并非他最初的读者的语言。于是，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翻译，如今译本已成为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一完全新颖的作品形式，对他的写作方式也产生了影响。正如弗朗索瓦·里卡尔所指出的，自那以后，昆德拉写作时不是想着他的读者，而是想着他的译者，在这一点上，最理想的是与译者进行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弗朗索瓦·凯雷尔与昆德拉合作翻译了他在法国创作的前两部小说：《笑忘录》（1979）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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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雷尔回忆道：“米兰定居法国后，我们更频繁地交流翻译问题。我们经常通过电话进行沟通。无论用捷克语还是法语，我们的交谈都十分顺畅。我们交替使用两种语言。通常，如果他跟我说捷克语，就表明他不太高兴。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工作。有时，我们一天打两三次电话。我把译稿和电话一起放在钢琴上。我记下米兰所有的反对意见、修改与更正处。有些针对翻译，也有些针对他自己的文本。我们也通信。我每次寄给他四五页翻译稿。他把修改后的稿子再寄回给我。有时，我们意见不一致。就某些内容，我们协商解决。他总是很满意我的翻译，但也会发现其中一些笨拙或错误的地方。我翻译得非常贴近原文。包括断句方式，我都尽可能保留。一天，他对我说：‘在你的翻译中，我能辨认出自己写的句子，它们进入原文，就像套进手套的一个手指里那么妥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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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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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朗索瓦·里卡尔，《米兰·昆德拉作品集》序，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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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弗朗索瓦·凯雷尔同时也是《钥匙的主人们》的译者，该书1969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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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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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艾莫南被法国政府缺席审判，20世纪60年代得到赦免，最终以南泰尔学院捷克语教师的身份结束了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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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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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国电视二台新闻，198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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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种变奏的导言》，收录于《雅克和他的主人：一出向狄德罗致敬的三幕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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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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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国电视二台新闻，198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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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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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与维维亚娜·福雷斯特的电视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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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被背叛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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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弗朗索瓦·里卡尔引用，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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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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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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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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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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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昆德拉告诉弗朗索瓦·凯雷尔，他是在读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关系》时学习法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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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85年版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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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85年版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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