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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阿波斯托夫》，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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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昆德拉闲谈录》，让—保罗·鲁的纪录片，法国电视一台，1980年。（«Milan Kundera à bâtons rompus»，documentaire de Jean-Paul Roux，TF1，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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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乔丹·埃尔格拉布里，《与昆德拉的交谈》，《集萃》第73期，1987年冬。（Jordan Elgrably，«Conversations with Milan Kundera»，Salmagundi，Saratoga Springs，n°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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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陌生的自我》。参见阿纳·玛丽亚·阿尔韦，《米兰·昆德拉对流亡的定义》，《葡萄牙法语研究协会手册》。（Julia Kristeva，Étrangers à nous-mêmes，Gallimard，1998. Cité par Ana Maria Alves dans«Pour une définition de l’exil d’après Milan Kundera»，Carnets de l’APEF，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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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致安德烈·克拉瓦尔的信，引自《日内瓦日报》（Journal de Genève），1998年1月17日至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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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好的书都是用某种外语写成的。在每个词之下，我们每个人赋予自己的见解，或至少是自己的意象，这种见解或意象往往是一种曲解。但在美好的书里，所有人们做出的曲解都是美好的。”（马塞尔·普鲁斯特，《驳圣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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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克维托斯拉夫·赫瓦吉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世界》。（Květoslav Chvatík，Le Monde romanesque de Milan Kundera，Gallimard，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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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弗朗索瓦·里卡尔，《米兰·昆德拉作品集》第一卷序，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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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居伊·斯卡尔佩塔的采访，《看不见的边界》，《新观察家》1998年1月15日。（Guy Scarpetta，«La Frontière invisible»，Le Nouvel Observateur，15 janvi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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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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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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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与安托万·伽利玛的）谈话，《伽利玛出版简报》2003年3—4月。弗朗索瓦·里卡尔引用，同前。［«Entretien（avec Antoine Gallimard）»，Bulletin Gallimard，mars-avril 2003. Cité par François Ri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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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十二章对存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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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便从共产主义的东欧来到资本主义的西欧，从意识形态的统一转入市场的专制，从一种语言转向另一种语言，这将导致经历了动荡的那个人对自己的身份提出疑问。而当其他人也参与其中时，这种疑问就更加凸显。于是，移居国外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米兰·昆德拉学会如何封住那些人的嘴，他们不厌其烦地要求他选择自己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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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共产主义者吗，昆德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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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是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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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持不同政见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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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是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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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左翼还是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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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说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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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对话，只有把它重新置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那个时期，才能品出个中滋味。作家刚刚离开一个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国家，可一到法国——处于1968年“五月风暴”后十年的法国——就发现，个人，尤其是有名的人，无法摆脱左翼/右翼的政治二元对立，假如有人胆敢自称是“不参与政治的”，那么很快就会被视为可怕的反动分子。这种把一切都政治化的倾向令他难以忍受：“我所知道的最愚蠢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政治的。’这是极权制的语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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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简略的表达以其激进性让某些法国评论者有些怀疑，他们始终把昆德拉看作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然而，作家坚持自己的观点。1979年1月19日，在《世界报》的一次采访中，他再次对这一政治观加以指责，并尖锐地指出，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不能让他的艺术服务于任何一种政治目的：“所谓介入的（即服从某种政治纲领的）艺术并不抨击现实，而是将现实隐藏在事先准备好的解释之下。它属于一种强大而有害的倾向（西方都未能幸免），这种倾向想为了抽象的体制而掩盖具体的生活，把人局限于唯一的社会职责，令艺术丧失其不可预见性。无论表态拥护这些人还是那些人，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艺术都必然具有这种普遍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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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从来没有摒弃他对介入艺术与介入文学的憎恶，哪怕在这过程中会粗暴地对待几位伟大的作家。1984年，贝尔纳·皮沃询问他对乔治·奥威尔的看法，他几乎用尖刻的言语去刺伤《1984》的作者。无论如何，他认为有必要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揭示这种一贯看法的深刻原因：“我厌恶那种教导我们、阐明某些主题的政治性、主题性和说教性文学。很早以前，我就对奥威尔过敏。后来，我欣赏他在随笔中显现出的特别的清晰，他的小说里也能找到这种清晰，但我不太喜欢他的那些小说。我在布拉格时，过敏就出现了，那里，一切都被政治化，文学总是必须服务于某样东西。艺术具有宣传的特征。于是，人们甚至开始憎恶文学，因为它充当着完全正确的思想。简单来说，人们讨厌文学必须有用的观点。人们希望文学是独立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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