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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笑忘录》的另一段里，强奸的主题以对话形式再次出现，对话中，扬试图向他的女朋友爱德维奇表明“强奸属于色情”。在他看来，这个既得事实似乎永恒不变：“这历史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无法逃避……女人献出自己，男人索取。女人把自己包裹起来，男人脱去她的衣服。这是我们自古以来赋予自己的形象！”年轻女人认为这些形象既过时又愚蠢。扬赞同她的说法，但认为这些古老的成见在人类性欲中绝对不可或缺：“你完全有理。可是，如果我们对女人身体的欲望恰恰取决于并只取决于这些愚蠢的形象呢？当这些古老而愚蠢的形象在我们身上被摧毁时，男人还能和女人做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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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强奸的评论通过小说人物之口说出，不一定是作者观点的表达。因此，如果从中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强奸幻想在他身上也存在，便会显得草率。但《笑忘录》中的一段似乎表明事实正相反。在那段里，昆德拉叙述了一个粗俗而充满性欲的场景，他是主角之一，另一个是他的女性朋友，多亏了这位朋友，他才找到占星家的工作。那是“布拉格之春”失败几个月后。两个朋友在借给他们秘密会面的公寓房里相见，假如这次见面被捷克当局知道，就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处于焦虑中的年轻女人忽然感到腹痛，于是暂时离开，去了厕所。一个女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器官功能，这情景令作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性冲动。“从洗手间传来水箱里水流的嘘嘘声，我突然感到想和她做爱的疯狂欲望。更确切地说：一种强奸她的疯狂欲望。想扑到她身上，一下子抱住她，包括她那些令人无比兴奋的矛盾之处，包括她完美的服饰和体内正在反抗的肠胃，包括她的理智和恐惧，也包括她的骄傲和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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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片段将引起“政治正确”的拥护者们的抗议声。尽管1979年书出版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昆德拉和他那种被认为是可耻的看待女人的方式，都被牢牢扣上了厌恶女人的名声。正因为如此，阿兰·芬基尔克劳认为法国—捷克作家永远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指责是一种误解。人们对他的谴责是错误的。确实，有某种做作或女人的歇斯底里让他反感。但他竭力避免把它普遍化，并且在他的人物中，最感人、最讨人喜欢、最乐观的都是女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萨比娜，《不朽》里的阿涅丝，《玩笑》里的露茜。然而，某些女权论者不原谅他对某些女人的讽刺描写，因为她们想要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女权论版本。在她们看来，所有女人都应该是正面人物，而在昆德拉的作品中并非如此。所以，就像菲利普·罗斯一样，他在诺贝尔奖那里永远都不合格。”[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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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他厌恶女人的指责反复出现且非常尖锐，令昆德拉感到，尽管无须驳斥，但至少有必要表明自己的观点。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否认丝毫，为描述两性之间的关系，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男人。一种是大男子主义者，他“爱慕女性并想统治他所爱慕的”，另一种是厌恶女性者，正相反，由于“与父母亲分别代表的男性原型和女性原型之间和谐或不和谐的关系……他对女性特征怀有恐惧”，并“躲避那些过于有女人味的女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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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的小说中另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女人对不忠诚的男人的嫉妒。相反的情况——男人嫉妒不忠诚的女人——在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出现。这样的视角让作者区分了另外两种类型的男人：浪漫之人与放纵之人。前者之所以朝三暮四并不断有艳遇，是因为他在寻找自己梦中想象的一个女人。他总是失望，于是通过诱惑其他女人来继续他的找寻，这不是为了增加被征服的人，而是因为他每次都希望找到符合自己理想的那个女人。在放纵之人那里，完全不是这样，他对不同女人的追逐与任何一种失望都没有关联。放纵之人是真正的爱慕女性者，没有预设的理想，他在一个又一个女人那里探索多种多样的女性气质。与浪漫之人相反，他并不渴望理想的女人，他如此喜欢女人，以至想占有所有的女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托马斯就是这种情况：“他不是为女人着迷，令他着迷的是每个女人身上不可想象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女人与其他女人之间那百万分之一的不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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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看到——并为之感到遗憾？——哪怕最坚信不疑的女性女权主义者也倾向于为浪漫之人辩解，这或许因为她们相信他的理想主义中存在某种美德；相反，在她们眼中，也是普遍地在社会的眼中，放纵之人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在本质上是可耻的。此外，在《小说的艺术》中，作者指出法国读者难以理解这种分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谈到两种追逐女性者：抒情的追逐女性者（他们在每个女人身上寻找自己的理想）和史诗的追逐女性者（他们在女人身上寻找女性世界的无限多样性）……唉，法国人对这种抒情和史诗的观念如此陌生，我不得不同意，在法语版里，抒情的追逐女性者变成浪漫的好色之徒，史诗的追逐女性者变成放纵的好色之徒。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还是让我有些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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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毫不费力地猜到，昆德拉对抒情性的厌恶使他把自己归于放纵之人一类。诚然，他总是对自己的爱情生活保持沉默，但毫无疑问，他是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某些与他关系亲近的人证实了这一点。阿兰·芬基尔克劳提醒道：“性欲在他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他曾是诱惑女人的高手。他从来不隐瞒这一点。他有一张讨女人喜欢的俊俏脸庞。他从未对我透露过这方面情况，但我相信，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从他的作品中推断出。”[11]至于安东宁·J. 利姆，他确认：“米兰是个有诱惑力的人。他喜欢女人，也讨她们喜欢。无论如何，这并不妨碍他与薇拉的婚姻是一种非常稳固的结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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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纵深受昆德拉的喜爱，尤其因为在17和18世纪，这个词不仅仅指一种自由看待性关系和爱情关系的方式，同样也指一种哲学态度。为了生活，处在无神论边缘的放纵者更为信赖理性，而非对上帝的信仰。“历史性”的放纵者典型无疑是唐璜，他贯穿昆德拉的全部作品。作者对这一人物的迷恋在《好笑的爱》中就已出现。但是，小说家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提及唐璜，并非为了称赞他或把他变成一种典范，而是因为对他的消失感到遗憾。作者看到，唐璜死了，被道德解放杀死了。更糟的是，他不仅失去了其史诗性、颠覆性的一面，而且变成庸俗的消费者，消耗着一种令人悲伤的平庸：“当今唐璜的不幸在于，不可能成为唐璜。在这个一切都被允许的世界，在这个性革命的世界，唐璜这一典型的征服者变为典型的追逐女人者。然而，典型的征服者与典型的追逐者之间存在很大区别。过去的唐璜违抗习俗和规则。典型的追逐者则遵守规则和习俗，因为从此以后追逐女人属于合乎礼仪的行为。我们几乎不得不追逐女人！今天的唐璜们被剥夺了悲剧性；他们的放纵失去了挑战的特性；他们的艳遇变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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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正如阿兰·芬基尔克劳所断言的那样，昆德拉的某些最美好的人物是女人，可他忘了提醒，这些女人几乎总是受害者（露茜、塔米娜、特蕾莎）。孟加拉小说家塔斯利马·纳斯林指出了这个常见的情况，她没有指责昆德拉在严格意义上厌恶女人，而是谴责他对两性抱有一种简单化的，甚至是讽刺的看法。在一篇出色的批评文章中，她逐一驳斥了那个仍被她视为伟大作家的人所传递的关于女子特性的成见。“我们不会找有很多漂亮女人陪伴的男人。这不是真的。我不理解，像昆德拉这样敏锐而现代的男人怎么还会相信这个厌恶女人、性别歧视的陈旧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女人是感性生物，男人是理性生物：男人的男性标志是力量和侵略性，而女人的女性标志是漂亮和羞怯。根据这个理论，女人都是柔弱、胆怯、喜欢诉苦、愚蠢、局促不安、依赖、迟钝的！实际上，这些品性和缺点并不涉及性别，因为女人也可能和男人一样恶毒、粗野、邪恶和无耻，她们并非本质上就是被动、温和的。她们本质上具有人的特性，仅此而已。在昆德拉那里，男人相信，如果沉醉于情感中，他们就会变得顺从，变成奴隶。在他的书里，女人是忠诚的，而男人几乎永远不忠。相反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昆德拉这种对女人的夸张讽刺的描绘，令我感到深深的悲伤。可即便我感到难受，他的故事仍旧把我带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使我惊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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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这一点上，昆德拉和纳斯林似乎是一致的：人类感情与体验到它们的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性别无关。不幸的是，通过他选择用来阐明这个事实的例子，小说家为那些抨击他厌恶女人的人又提供了论据。在《告别圆舞曲》中，斯克雷塔大夫提出这个问题：“你们知道，人世间谁最强烈地厌恶女人？”妇科医生挑衅地回答：“是女人。先生们，没有一个男人像女人那样，对与自己性别相同的人怀有如此的仇恨。为什么你们认为她们费尽心思引诱我们？这只是为了挑战并羞辱她们的姐妹。上帝反复向女人心里灌输对其他女人的仇恨，因为他希望人类多多繁殖。”在《小说的艺术》的小词典里，昆德拉以不那么专断却更具分析性的方式，再次谈到这个观点。在“厌恶女性的人”词条中，他引入了一个同义新词“Gynophobe”，并解释说这个词既可以用于女人，也可以用于男人：“厌恶女性者与厌恶男性者（那些与男人的原型无法和谐相处的人）一样多。这些态度是人类生存状况中不同的、完全合法的可能性。女权论的善恶二分法从未提出厌恶男性的问题，而把厌恶女性转变为一种单纯的侮辱。于是，人们回避了这一概念的心理内容，而唯有心理内容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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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者认为，性控制的主要结果在于使女人“物化”，把她们变成玩物，尤其当她们不得不长时间遭受那些喜欢调情之人的攻击时。昆德拉否认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这场以女人为猎物的游戏中，女人远没有被解除武装，由于拥有锐利的目光，她们最终占据了上风。为阐明这一点，作家使用了从建筑中借来的一个隐喻：“这就好像锤子忽然长了眼睛，并注视着正用它来钉钉子的瓦匠。瓦匠看到锤子恶毒的目光，失去了自信，把锤子砸到了自己的拇指上。瓦匠是锤子的主人，可锤子胜过了瓦匠，因为工具确切地知道自己应该怎样被使用，而使用它的人只能知道个大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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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有厌恶女性的女人一样，“弱势性别”的另一个例外在于有放纵的女人，她们并不否认自己的女子特性，却对男人采取捕猎性的行为。《笑忘录》中的人物埃娃就属于这种情况，她参加了一次与卡雷尔及他的妻子之间的三人性交，昆德拉寥寥几行字就勾勒出她的形象，使人联想到《危险关系》中梅特伊夫人的形象：“埃娃是个快乐的、追逐男人的猎手。但她不是为了婚姻而追逐他们。她追逐他们，就如同男人追逐女人一般。对她来说，爱是不存在的，只有友谊和情欲……假如有一天她结婚的话，她的丈夫将成为一位朋友，她允许这位朋友做一切事情，而且不对他有任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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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昆德拉谈及女人时，最使人难以应付的，是他可以让古老的成见与最精细、最敏锐的思考相邻，让最符合习俗的看法与最独特的观察贴近，以至“昆德拉是一个厌恶女性的作家吗？”这一问题，有时显得很不恰当。为走出这种没有结果的对抗，英国小说家乔纳森·科明智地选择了放弃“厌女”一词，而使用“男性中心主义”的概念：“我避开‘厌女’这个词，因为我不认为他仇恨女人或一贯对女人抱有敌意，但他确实看起来以一种绝对男性的观点看待世界，而这使他无法得到作为小说家和随笔作者本该获得的最完全的成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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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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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菲利普·罗斯，《与米兰·昆德拉在伦敦及康涅狄格州的交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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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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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菲利普·罗斯，《与米兰·昆德拉在伦敦及康涅狄格州的交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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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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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角欲望（Le désir triangulaire）”，www.rene-gir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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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雅趣》，法国文化电台，1989年11月11日。（«Le Bon Plaisir»，France Culture，11 novembre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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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阿波斯托夫》，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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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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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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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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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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