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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昆德拉谈及女人时，最使人难以应付的，是他可以让古老的成见与最精细、最敏锐的思考相邻，让最符合习俗的看法与最独特的观察贴近，以至“昆德拉是一个厌恶女性的作家吗？”这一问题，有时显得很不恰当。为走出这种没有结果的对抗，英国小说家乔纳森·科明智地选择了放弃“厌女”一词，而使用“男性中心主义”的概念：“我避开‘厌女’这个词，因为我不认为他仇恨女人或一贯对女人抱有敌意，但他确实看起来以一种绝对男性的观点看待世界，而这使他无法得到作为小说家和随笔作者本该获得的最完全的成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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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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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菲利普·罗斯，《与米兰·昆德拉在伦敦及康涅狄格州的交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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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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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菲利普·罗斯，《与米兰·昆德拉在伦敦及康涅狄格州的交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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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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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角欲望（Le désir triangulaire）”，www.rene-gir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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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雅趣》，法国文化电台，1989年11月11日。（«Le Bon Plaisir»，France Culture，11 novembre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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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阿波斯托夫》，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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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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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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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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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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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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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迪迪埃·雅各布，《所有人都为昆德拉起身》，《新观察家》2014年4月6日。（Didier Jacob，«Tout le monde se lève pour Kundera»，L’Obs，6 avri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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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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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乔纳森·科，《昆德拉今天有多重要？》，《卫报》2015年5月22日。（Jonathan Coe，«How important is Kundera today？»，The Guardian，22 ma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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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十四章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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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及帕维尔·哈斯、瓦茨拉夫·卡普拉等老师的培养下，米兰·昆德拉打算将来从事音乐家的职业。二十五岁前，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作曲。他的第一首乐曲——他认为名副其实的乐曲——是钢琴、中提琴、单簧管和打击乐器的四重奏。正如他后来所叙述的那样[1]，这首四重奏的结构提前预示了他未来的小说的结构：由七个部分组成的复调，多个统一的主题将乐器内容与异质风格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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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良好的开端，但年轻人没有坚持下去。就像他对安东宁·J. 利姆所说的那样，这一放弃不是由于音乐本身，而是因为那些从事音乐工作的人：“您知道，我一直是音乐爱好者，但这阻止不了我从少年时起就对音乐圈反感。音乐才华没有闪耀出非凡的精神之光。思想狭隘的音乐家并不少见，我看到父亲因他身边的人而感到无比痛苦。要在这个群体里度过一生的想法曾让我起鸡皮疙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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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音乐后，在堂兄卢德维克的影响下，米兰专心于文学。很合乎逻辑，他选择了与音乐最相近的文学体裁：诗歌。十余年时间里，他致力于诗歌创作，把音乐学习中获得的有关节奏与旋律的知识用于写作。当20世纪60年代他放弃诗歌而成为小说家和随笔作者时，他似乎割断了与音乐的联系。然而，音乐出现在他的所有作品里，不仅涉及内容，更涉及形式。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1984年，他向贝尔纳·皮沃表示：“我背叛了音乐，可当我构思我的小说时，某种音乐的东西始终在我头脑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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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和四重奏一样，也包括七个部分。这一结构出现在他的前六部小说里，除了《告别圆舞曲》。对数字“7”的系统运用可能显得具有迷信性质，小说家竭力澄清这一印象：“还是要比这更深刻一点。数字没有魔法意义，它完全是理性的。如果把一部小说分为两部分、四部分或八部分，那么小说就倾向于被切割、被分裂为两个部分。它就不足以成为关联、融合、紧密的整体。为创造结构中真正的统一性，这种结构就必须是无法分割的。这就是质数的意义。《玩笑》和《生活在别处》都不能被分为两部分或三部分；它们的结构很紧密。这也是一个比例和数字问题。我承认，相比小说家，这种看待形式的方式更是作曲家所特有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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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更多地以音乐家身份探讨小说结构这一问题，特别是通过他在写作前设计结构的能力。在他看来，这个过程更倾向于听觉，而不是视觉：“我听见小说，听见它的结构。阿拉贡总是说，不知道他的小说如何结束……对小说家而言，这非常典型。而我呢，这可能是我的缺点，我总是知道我的小说将如何结束……我相信，一部小说就是节奏的安排。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我总是听见小说，我的第一个想法总是关于节奏。”[5]这种小说对音乐的感知完全没有经过事先考虑，它来源于直觉，而非理性思考的产物。如果说前几部小说——只有一部例外——都由七个部分构成，这并不是为了遵守某种预先设立的规则。他强调：“一部小说的数学结构不是某种策划好的东西，而是一种无意识的命令，一种挥之不去的念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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