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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最古老的艺术，音乐远远不是某种副现象，它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是一种指南针。研究音乐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以及它在当代社会的地位，不仅使他更好地理解其他艺术——特别是文学——而且为他提供关于世界状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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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笔下最经常出现的三位音乐家是贝多芬、莱奥什·雅纳切克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小说家把贝多芬视作“最伟大的音乐建筑师”（奏鸣曲《作品第111号》被多次援引为展现其创作才华的典范）。如果说贝多芬的音乐是他的好几部书里反复出现的动机——尤其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它对特蕾莎和托马斯的相遇具有决定性作用——那么雅纳切克和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则由于其现代性而启发了他本人的小说观。对昆德拉而言，理解现代社会中人类存在的复杂性，意味着“一种省略和压缩的技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雅纳切克属于同一个美学派系。在他看来，他的布尔诺同胞的伟大功绩在于，反抗自浪漫主义以来常见的关于音乐作曲的成见，特别是充斥于乐曲中的配器和其他无用技巧。雅纳切克抛弃这一切包装，直接走向目标。“不要过渡，就是突然的并置，不要变奏，就是重复，并且始终要直抵事物的中心：唯有表达本质内容的音符才有权利存在。对小说来说，也几乎如此：它也被‘技巧’塞满了……我的命令是‘雅纳切克式的’：使小说摆脱小说技巧的机械行为，摆脱小说的连篇废话，让它变得言简意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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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也在昆德拉为自己形成的小说观中找到共鸣，但更多出于概念而非技巧的原因。诚然，昆德拉的小说大量阐述友谊、爱情及所有的感情关系，但除了极少的几个例外，小说中并没有任何多愁善感。一种他所厌恶的多愁善感，就像秘密藏身于西方文化中心的灾难，他在其中隐约看见媚俗的根源之一：“欧洲文明被认为建立于理性之上。然而，我们同样可以说，欧洲是一种感性文明，它产生了一种类型的人，我愿意称之为多愁善感的人：Home sentimentalis。”[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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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把整个艺术史中——特别是音乐里——的这种感情专制驱逐出去，但形式和程度都有所不同。因此，如果说让—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音乐让倾听它的人产生感情，那是听者自己的感情，而非作曲家的感情。在浪漫派艺术家那里，一切都在改变，对他们而言，艺术的任务就是传达他们自己的感情。斯特拉文斯基坚决质疑这一观念：“音乐无力表达任何东西：感情、态度、心理状态……音乐的存在理由不在于它表达情感的能力。”[33]这番话给斯特拉文斯基带来“冷酷无情之人”的名声，甚至令哲学家、音乐学家特奥多尔·W. 阿多诺说他“对世界无动于衷”[34]。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十分生气，希望读者反对这种专断的评价：“是否有一天，人们最终能摆脱这愚蠢的情感审判，摆脱这心灵的恐怖？”他反对这种武断，宁愿将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设想视为与异教音乐重建联系的一种意愿，也就是说在基督教之前的音乐，而基督教把爱变为崇高的感情，变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昆德拉非常尼采式地看待《春之祭》[35]，把它描绘为一幅“激情迷醉的阿波罗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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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在写给菲利浦·索莱尔斯的一封信[36]中，昆德拉把他的两个半时的理论用于音乐史，该理论起初是为小说史服务的。正如现代小说家力图找到小说的发明者们原来的意图，现代音乐家也将重新发现第一个半时的音乐家们，巴洛克时代之前的伟大先驱。因此，当20世纪50年代人们询问斯特拉文斯基听哪些音乐家的作品时，他给出了令人吃惊的回答：这位现代音乐大师列举了中世纪的一些作曲家，如佩罗坦、迪费或纪尧姆·德·马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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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告诉我们，另一个例子是16世纪的作曲家克莱芒·雅内坎，音乐学家们对他不屑一顾，因为他倾向于在自己的音乐中再现日常生活的声音——“鸟儿的歌唱、女人的饶舌、街头的嘈杂”——这有趣的练习曲却被那些期待音乐中有更深刻东西的人认为过于肤浅。然而，昆德拉很恼火：“何为深刻？何为不深刻？”雅内坎的艺术——就像四个世纪之后雅纳切克在研究口头语言中展现的艺术——在于凸显“在人类心灵[37]之外存在一个听觉世界，它不仅由自然界的声音构成，也由说话、叫喊、歌唱着的人类声音构成”[38]。于是，昆德拉开始思考艺术敏感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倾诉衷肠，尽情宣泄自己的悲伤与欢乐，这种态度已超越感情本身所表现出的自我陶醉，因为这既徒劳又致命。与多愁善感之人认为的相反，人类并不是在自己身上找到摆脱痛苦的方法，而是在外部。他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写道：“仿佛心灵的哭泣只能由大自然的非敏感性加以慰藉。我说得很清楚：‘大自然的非敏感性’。因为，非敏感性能令人宽慰；非敏感性的世界，是人类生活之外的世界；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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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中世纪抱有好感，但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丝毫没有厚古之处。这位俄罗斯作曲家不怀念失去的天堂。就像所有的现代艺术家——绘画、文学或音乐领域的——他只是寻找一种可能失落的色彩，对这种色彩的重新发现将丰富他的调色板。他的《第三个半时》在于重新书写音乐史，使它成为某种新的东西。一个狂妄自大的计划，贬低他的那些人认为这几乎无异于风格缺失。在昆德拉看来，这是个荒谬的指责，他向斯特拉文斯基的创造性致敬，但也在这既具综合性又有构成主义性质的动力中，感受到死亡来临前的最后一次创造力的爆发。他在《被背叛的遗嘱》里写道：“一种景象纠缠着我：根据一种民间信仰，在临终那一刻，将死之人会看到他度过的一生的重现。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欧洲音乐回忆起它千年的生命；这是他走向没有梦境的永恒沉睡前的最后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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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文斯基1971年去世时，音乐已改变了很多。它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失去了。它从“古典”的，到“现代”的，后来又变成“当代”的。“创造者们”难以理解的实验性音乐，瓦雷兹、施托克豪森、利盖蒂、泽纳基斯或彭代雷茨基的音乐已经远离了前台，只保留给越来越少的精英人士。不是音乐消失了。相反，它从不曾如此在场：“它喊叫着，在电梯里，在大街上，在等候室里，在健身房里，在随身听的耳机里……”他接着说，音乐被强加给每个人，被越来越强大的技术手段再现并放大，它行将死亡，被嘈杂声取代，被淹没在无名又无形的喧嚣中：“一段段摇滚乐、爵士乐、歌剧，滚滚声浪中混杂着一切，不知道谁是作曲者……也分辨不出开头和结尾……在这音乐的脏水里，音乐正在死去。”[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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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带着悲伤与怀念，昆德拉看到音乐即将消亡，但相反，他总是驳斥那些宣布小说已死的人，相信小说还远远没有穷尽它用以探索人类存在多样性的办法。文学评论家贝特朗·维贝尔写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似乎是注定要继承音乐遗产的艺术……如果说音乐为小说提供了一种典范，那么小说也能弥补从此以后注定要转向它的过去的一种艺术。因为相反，即使小说描绘出现代世界的愚蠢和丑陋，它也能继续探索世界特有之美的道路。同时，它对音乐负有责任，将由各种人物体现其主题与思考。”[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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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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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克里斯蒂安·萨尔蒙的谈话，见《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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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代人》，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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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波斯托夫》，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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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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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维维亚娜·福雷斯特的电视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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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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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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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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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弗朗索瓦·里卡尔，《米兰·昆德拉作品集》序，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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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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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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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好笑的爱》捷克语首版的作者注，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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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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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与安托万·德·戈德马尔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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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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