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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昆德拉更愿意读哲学家》，《文学半月刊》第411期，1984年2月16日。（«Kundera lit de préférence les philosophes»，La Quinzaine littéraire，n°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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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与安托万·德·戈德马尔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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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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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古希腊的一种音乐调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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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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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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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我的生活纪事》（Igor Stravinsky，Chronique de ma vie，1935），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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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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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美籍俄国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名作与代表作。——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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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论欧洲音乐史》，《无限》，1989年春。（«Sur l’histoire de la musique européenne»，L’Infini，printemp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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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粗体由笔者所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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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被背叛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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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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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贝特朗·维贝尔，《论一种反抒情的人道主义：米兰·昆德拉看来的“音乐的愚蠢”》，《研究与成果》第78期，2011年。（Bertrand Vibert，«D’un humanisme antilyrique ：“la bêtise de la musique”selon Milan Kundera»，Recherches & Travaux，n° 78，2011，«La Haine de la musique»，Université Stendhal，Grenobl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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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十五章反对“卡夫卡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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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伊·德波肯定地说：“要会写作，必须读书，而要会读书，就必须会生活。”[1]如同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样，米兰·昆德拉也是一个很爱阅读的读者。无论诗人、小说家或哲学家，无论年代远或近，无论是自己的同胞，还是来自遥远的地方，他们对他来说都十分熟悉，并出现在他的大部分书里。有时，昆德拉甚至将他们以虚构人物的形式推上台，置于荒诞而不适宜的虚构境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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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笑忘录》的第五部分里，一个布拉格大学生来到由“文人俱乐部”组织的一次晚会，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有伏尔泰、歌德、莱蒙托夫、叶赛宁，或者还有魏尔伦、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昆德拉承认，在这些著名作者的姓氏下隐藏着真实的人物，他在经常出入文学世界时曾接触过那些与自己身份相同的人，后来也会心存怀念地想起他们。他刚刚离开捷克斯洛伐克，而他们却依然留在那里。“我非常喜爱他们中的每个人，我犹豫不决是否给他们取个从电话号码簿里随便找来的普通名字。如果必须将他们的面孔隐藏在某个借来的姓名之后，我希望给他们取的名字能成为一份礼物、一个装饰和一种敬意。”这个意图声明有些狡诈，凑近一看便会发现，对老朋友们的敬意完全是一份有毒的礼物。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描绘为一群酗酒者、爱说谎的人、爱吵架的人和斤斤计较的人，就像奥林匹斯诸神被赋予和凡夫俗子同样的卑劣情感。为何出现这些丑化的形象？除了薄伽丘，所有被他以享有盛誉之名来命名的作家都或多或少是诗人。也许，通过滑稽可笑之事让他们变得渺小，他以此和自己曾经当过的那个诗人算账。这是一种测量已走过之路的方式：他们还留在原地，为琐碎的事争吵，而他已离开，已经从青年时代的抒情诗中获得启发，变为小说家，变为存在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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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最后一部用捷克语写的小说《不朽》中，昆德拉以略有不同的笔调想象出歌德与海明威在冥间的一次会面。这两位所处时代、风格与语言都各不相同的作家，围绕不朽进行了一场对话。通过这种迂回方式，昆德拉想象着自己的后世。海明威抱怨说，在他死后，比起阅读他的书，人们更喜欢在传记里讲述他的私生活。歌德反驳说，他为了成为不朽者已经竭尽全力，这只能怪他自己。显然，美国人的否认反映出昆德拉的立场：“废话！我写了一些书，没别的……让我的书成为不朽，我丝毫不反对。我把这些书写得别人无法更改一个字。我尽可能让它们能抵抗一切恶劣环境。可作为一个人，作为欧内斯特·海明威，我对不朽根本不在乎！”歌德觉得这种行为准则过于轻率，并认定它不足以在作家死后提防那些“翻垃圾箱的人”：“您在活着时本该更谨慎些。往后，就再也做不了什么了。”大约一百五十页后，两人再次谈论相同的话题。海明威最终得出了这个悲观的结论：“我们的书，很可能不久以后就没有人再读……可关于您生活的任何细节，人们永远不会停止他们喋喋不休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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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本书里，关于历史上的歌德，昆德拉大胆地对相同主题进行了变奏。他详细叙述了德国浪漫主义先驱与出生于布伦塔诺家族的贝蒂娜·冯·阿尔尼姆之间的关系。这个歌德只见过寥寥数次的年轻女人，后来不停地给他寄去充满激情的信。作家去世后，她甚至改写他们的通信，目的是让后世以为她是作家的灵感之源，并由此将他的一部分荣耀归于自己。如果相信昆德拉的话，那么这种关系之所以暧昧，特别重要的原因在于：“除了长篇累牍的话语，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人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有名？而这就是回答：它如此有名，因为从一开始，涉及的便是爱情之外的其他东西。”稍后，小说家揭示了秘密：“我不再延长悬念。这意味的不是爱，而是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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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的书里，无论小说还是随笔，作家们大都以作者身份出现。在文学领域，最令他着迷的是发现者。这也许因为他本人也竭力想成为其中一员。于是，他不断对那些被他视为艺术的伟大创造者的人表达感激之情：塞万提斯（“快乐的游手好闲”[2]）、拉伯雷（“永远失去的无限想象乐趣的天堂”[3]）、斯特恩与狄德罗（“作为游戏的小说形式”[4]）。令昆德拉感到惋惜的是，在这最初的欢欣之后，一种沉重的体系化文学（它穿上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外衣，或反映一种政治介入）接踵而来，游戏与想象都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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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漫长的黑暗时期之后，19世纪末，发现者的时代又回来了。虽然，出于情感与历史范畴的原因，昆德拉常常对俄国文学表示拒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歇斯底里令他厌恶，但相反他把托尔斯泰视为那些善于创新小说艺术的作家之一。“也许，托尔斯泰是第一个理解不合理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的作家……请您读一读安娜·卡列尼娜死前的那几段。为什么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却并非真的想那么做？她的决定是如何产生的？为找出这些原因，托尔斯泰记录下安娜的意识流。她在一辆马车里；她的脑海中，街景与她支离破碎而缺乏逻辑的想法混杂在一起。内心独白的真正创造者不是乔伊斯，而是写下《安娜·卡列尼娜》中这几段话的托尔斯泰。但很少有人承认这一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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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用数页篇幅来写《战争与和平》。各种各样的人物性格引起他的关注，这些人物沿着“一条曲折的路线与道路”前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恰恰相反，后者被一种个人意识形态所驱使，这种意识形态将他们由存在的一端带向另一端。对《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而言，生活是“一次旅行，接连出现的阶段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对以前阶段的完全否定”。最初是音乐家，接着是共产主义抒情诗人，随后成为被自己国家列为危险人物的抱怀疑态度的作家，起初是与故乡摩拉维亚关系非常密切的外省作家，后来赢得国际声誉，昆德拉本人也经历了有时相互矛盾的各个不同阶段。写作语言从捷克语向法语的转变圆满结束了这一过程。所有这些波折、这些变化，他全部自觉承受，丝毫没有放弃。于是，在《战争与和平》中人物所遭遇的变故的启示下，他写道：“人们可能会说，一段旅程的不同阶段彼此间处于一种反讽关系中。在反讽王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平等；这意味着旅程的任何阶段都不在道德上高于其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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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小说的节奏由拿破仑的战争所标记，战斗的场景——从奥斯特里茨到莫斯科河——大量充斥于小说中。然而，《战争与和平》完全不像历史小说，它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小说。更确切地说，它对身处历史之中的人展开一种思考。昆德拉告诉我们：“托尔斯泰在谈论历史时，并不像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对准确描写事件感兴趣……他对作为人类存在新的维度的历史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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